谈话录里的王元化：希望你们不要步我后尘 而在学业上有所成
《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是林其锬为该书撰写的序，原标题为“学术独立也是人格独立”，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王元化先生生前曾经说过：“我还想再写一本回忆录。我对写回忆录感到一种乐趣。”他希望自己的回忆录具有“将时代、生活、思想熔于一炉”的特点。但是，由于健康的原因，只留下对个别事件、人物回忆的单篇和日记摘录的零星资料。2007年6月，先生癌症被确诊转移到了肺部，感到来日不多了，遂从万里之外召回自己得意的弟子吴琦幸，在病房中进行了长时间断续的对话，希望他“要做就做一本正式的书”，将自己“很多的意思没有表达出来的”、“有文章没有表达清楚的”、“有的经历没有讲的”，“都希望在对话中表达出来”。吴琦幸果然不负师望，经过五年录音整理，终于2013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元化晚年谈话录》。
如今，他在此书的基础上，扩大范围，将其向前延伸到1986年他考进华东师范大学、转入王先生门下读博之后，以自己的亲闻、亲见、亲历，遵循先生“将时代、生活、思想熔于一炉”的遗嘱，把自己日记、笔记所记录的先生所言、所思、所行整理出来，更名为《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下简称作《谈话录》）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谈话录》立体、鲜活地再现了王元化先生真诚、勇敢，维护人的尊严和人格独立，坚持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始终关怀人文、关注学风、世风的本貌。可以说，《谈话录》的出版是真正实现了先生“还想再写一本回忆录”的遗愿。
我比吴琦幸教授痴长18岁。也许是巧合，也可以说是缘分，我们正好是同一年走进王元化，并且都有幸成了先生的忘年交的。琦幸是在1986年9月考进华东师范大学在徐震堮教授门下读博的，同年11月，因徐先生病逝才转入王门成了元化先生的入室弟子。而我却因搞《文心雕龙》和《刘子》的研究与王先生结缘，缘起于1985年10月我同夫人陈凤金合撰之《刘子集校（附作者考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获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组长的李一氓青睐，将其介绍给时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的张光年，而张光年又同时任副会长的王元化沟通，他们逐于1986年的3月一起在上海找我们谈话了解情况，并面邀我们参加同年4月在安徽屯溪举行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届年会”，从此我们加入了学会，也由此开始了近距离的接触。后来由于我又担任了学会工作，并主持编篡先生倡议和指导的《文心雕龙学综览》，同先生过往日益密切；并且因服膺先生人格、学问，私心执以弟子礼，经常向先生请教，也承先生不弃，遂成忘年交而常随左右。二十二年的交往，《谈话录》所记的先生许多言谈也有所闻，故以己之所见所闻验之，深感《谈话录》真实、可靠，因而也倍觉可贵。
从1986年至2008年，这正是先生从“心浮气躁”（先生语）的八十年代，转入“潜修静下来做学问”，进行第三次反思，完成《九十年代反思录》和《九十年代日记》，“真正进入思想境界”、并放开境界思考整个人类和人生终极关怀的成熟时期。笔者曾于2005年5月，在日文版《王元化著作集》（全三卷）出版之际，写了一篇书评，题为《金兰垂二纪，相契寄文心——读岗村繁主编日文版〈王元化著作集〉》（刊在2005年8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第10版），文中提到：“《九十年代反思录》是王元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写的文字结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王元化反思的年代、思想成熟的年代，因而也是重要的年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写作了，但直到九十年代，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思想境界。’‘到了九十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概念。’‘我把九十年代视为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时代’。所以此书实是王元化对自己长期积累的思想观念作了比较彻底的反思之后的思想结晶。重要方面涉及对“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即关于人的力量和理性能力过分信赖的再认识；对形成为大陆思想主流的激进主义和被认为是国家学说之源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深入剖析；通过京戏的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的表演体系的探索和对《论语》注为例的阐释学考察，阐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以及传统文化资源具体中的普遍性等等。这些内容都是道前人所未道的。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反思（也称“第三次反思”），先生不仅仅从历史、哲学的深度，揭示了为什麽“左”的思潮在中国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原因，而且从理性到有限理性的再认识中，揭示了中国当代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理性滥用的危险性，从而展现了他对真理的追求和道义的担当，对人的自由命运关心的人文关怀。”“日文版《王元化著作集》（全三卷），集中记录了王元化学术思想的精华，反映了他三次反思的主要成果。《文心雕龙讲疏》、《思辨随笔》、《九十年代反思录》生动地展现王元化从一个博综东西、融会古今的杰出文艺理论家，到多方位文化思考、探索而成为博识深思的通儒，再到彻底摆脱依傍而具独立意识、自成一家的成熟思想家的历程和思路。”
文章成稿未发之前，我担心自己对先生的思想领会不深，把握不准，因此于7月30日特地携稿到先生居所庆佘别墅请先生审订并给予指正。先生非常仔细，足足看了半个多小时。他除了把“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的“杰出”二字圈掉，把“自成家教”改作“自成一家”，把“扩容”改成“扩充内容”之外，对文章整体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时我坚持“杰出”二字不删，其余二处照改。文章发表后，先生于9月1日来电说：“《文汇读书周报》你的文章抓住要领，也简短，写得好，影响很好，《新民晚报》要发消息。”果然《新民晚报》于9月5日发了简讯。
2006年6月13日应先生之邀参加一次宴请，先生谈起自己的著述，又提起这篇书评，说：“文不长，要言不繁，抓住了要点，有理论敏感性，是优点。”我说：“我理论功底不足。张光（年）老生前曾批评我：‘考据部分是站的住的，而谈思想非其所长。’”先生说：“我不同意。”承先生原爱，每出新书，必惠赐拜读，并多次提示：“你可以写点东西。”有一次还提议就法国大革命的民主问题作一次对谈，他还给我开了《七月》等几本书目叫我阅读作准备，我也特地拜托上海图书馆的陈惠娟同志照先生所开书目借出开始阅读，可是后来却因我心脏病发而中辍。在2001年七、八月间，《王元化学术年表》的作者钱钢副教授，还曾同我一起策划要组织一个研究小组，拟以先生的三次反思为纲，以“六论”（论文、论史、论人、论哲、论学）为纬对先生的学术思想展开研究，但也因他肝癌发作、英年早逝而未能实现。如今吴琦幸的《谈话录》面世，全面、系统、真实地展现了元化先生三次反思学术脉络，清晰地勾画出先生的心路历程，为研究王元化提供了宝贵历史资料，着实令人高兴。
他晚年颇好书法，曾举办过《清园书屋笔札》展，头一幅写于２００４年的条幅其实就是他自己精神的写照：“中国本来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传统。每逢危难关头，总会有人挺身而出，甘冒不韪，迎着压力和打击，去伸张正义，去为真理而呼喊。这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肯降志辱身的人，堪称中国的脊梁。”联系先生的生平：历尽艰难困苦、饱受折磨打击，但仍不避艰险。他在１９５５年因胡风案受牵连而被隔离审查，到后期组织上找他谈话：“你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没有历史问题。在对敌斗争时期，你的表现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你对胡风的认识不清，立场和态度都没有转过来。你转变过来了，就可以出去去工作。”但他仍坚持：胡风不是反革命集团。因此在最后，给他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在学术领域，他始终为真理冲锋陷阵，以自己三次反思的成果，引领学术界思想。
在《谈话录》中先生给琦幸的信里有一段话：“我年届古稀，一生动荡，岁月不居，时光流逝，虽少怀大志，但事与愿违，庸庸碌碌，成为时间过客。唯一希望你们的，是不要步我后尘，而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不负中国知识分子应有使命。此一赠言望能铭记不忘。”我不禁联想先生在２００４年春节惠赐给我的一幅墨宝：“为天地玄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右录张子《正蒙》。人称张子此语，胸襟广阔，气度恢宏，境界崇高，超迈千古，可为中国士人重建精神家园。余然之。书奉其锬老友，甲申立春后数日。清园叟（阴文章：王元化）。”这幅墨宝所书内容正可作先生“少有大志”的注释。先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极力反对急功近利，意图伦理，把学术当作政治的工具；但他又主张思想家、艺术家要有人生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以及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认为：“思想家或作家参与意识及时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不意味着丧失独立人格和独立见解，更不等于放弃或冲淡艺术性”，因而“不能赞赏那种心如古井、超脱尘寰、不食人间烟火的隐逸高洁。”所以有人说先生“是生存于现实世界的思想家”。
阅读《谈话录》，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少年时代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又问学于国学大师熊十力等在先生身上，既流淌着中华民族历代志士高尚志向和节操的血液，又有基督教《新约》和“浸透着人文主义精神的西方十九世纪文学”深刻的影响。《谈话录》在《王元化先生学术年表》中记载：先生“在育英小学五年级时，患麻疹，在家养病，父亲给他买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石印本七十回《金批水浒传》，这是王元化第一次阅读中国古典小说。”
《水浒传》对他影响深刻，在他早期论文中，就有１９４０年撰写的《金批水浒传》，后改题《〈金批水浒传〉辨正》收入１９９４年出版的《清园论学集》中，２００３年又以原题再收入《人和书》中。２００１年７月３１日，我受先生之托为先生校读《清园文库》清样到衡山饭店１００８房间取稿。进去时先生正坐在床沿拿一把胡须刀干刮胡须。我说：“为什麽不用电动剃须刀呢？像你这样刮是很痛的！”先生说：“我不怕痛。这种剃须刀干脆、干净，正像《水浒传》鲁智深剃度，一刀下去，六根清净。”先生又说：“我是喜欢《水浒传》的，小时候就喜欢。读《水浒传》，觉得自己就活在其中；读《三国》、《红楼》，觉得那是别人的生活。我现在还未弄懂，为什麽《水浒》人物那么吸引人，比如鲁智深，我就特别喜欢。1955年我不肯揭发胡风，除了自己的信念，也还受《水浒》的影响。这是我从来没有向人提到过的。”
不知为什麽，他话题一转，指着我说：“你这个人容易冲动，不像福州人，倒像湖北人。福州人有心计，比如XXX是福州人，肚子里就很有心计。”我后来想，大概先生是由《水浒传》鲁智深的性格联想到我的鲁莽了。因为先生曾在另外的场合，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我：“你这个人就是那么粗！”《谈话录》还记录了先生的自述：“我出身在基督教家庭，从小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基督教义。基督教的教义中就说人并非完美的，总是有缺点和弱点的……这种教育对我青少年时代影响是很大的，至少在我内心比较少些个人崇拜。”
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基督教对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人不是神，人不是万能的。宗教崇拜的是神，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不是神，总是有缺点，人有达不到的境界。我这个人就不大有这种崇拜感情。”所以通读《谈话录》，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东西文化交汇从青少年起在就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造就了他既具传统志士节操，又具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素质的特殊人格；再进一步还可以理解他为什麽在学术上既能贯通古今，又能融汇中西，“综核众理，发于独虑”成为当代杰出的思想家。
人文主义是先生的灵魂，在他心灵深处，充满着对生命的珍重，对人类命运的关爱。在晚年，他对美国史华慈教授临终前三个月的遗笔《中国与当今千禧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非常欣赏。史华慈的遗文由华人著名学者林毓生整理并译成中文。该文对在美国出现并向全球蔓延，如脱缰野马般失控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造成人文主义日益偏枯，功利化、浮躁化的世风越来越严重，以及在西方形成的“新科技•经济千禧主义”的盲目乐观对世界必将造成严重恶果，深感忧虑。
先生不仅将史华慈译文和林毓生教授撰写的《史华慈遗笔导读》推介给《社会科学报》公开发表，而且自己还特地撰写了《〈中国与当今千禧主义〉的几句话》一起刊出，以期引起社会的关注。不仅如此，他还一再向他周围的人，包括学生和友人推荐，而且还在2006年2月间，支持一位青年学者组织读书小组，他也亲自参加，在他建议下，就把史华慈的遗文列为首选学习和讨论的内容。他在2003年为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的题词中写道：“人文精神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更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养的责任伦理、公民意识、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形成精神世界的偏枯，使人的素质越来越低下，那么这个社会纵使消费发达，物品丰茂，也不能算是文明社会，而且最终必将衰落下去。”可是，尽管先生大声疾呼，而社会反应冷漠。因此先生感到寂寞和悲观。在最后几年，先生对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日益猖獗，逐渐席卷中国、席卷世界、人文精神日益偏枯的趋势，怀着深深忧虑，对人类发展前途不乐观的想法不时溢于言表。联系到他刚逝世不久，便由美国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足证他的忧虑绝非“杞人”之忧，这不能不令人对这位深邃的思想家折服，不能不更加缅怀这位已经离开我们的杰出哲人。
《谈话录》突显了王元化先生学术独立、人格独立的崇高形象，当然还不止于此。《谈话录》内容丰富，涉及的方面很多，比如披露了诸如胡风案件、创办《新启蒙》、《学术集》等等许多现代文化思想史重要事件的真相以及涉及诸多方面的人事关系，以及对文风、世风看法，这些实录也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至于关于文化史、思想史等诸多学术研究方面的诸多创见，那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有一句老话：“文如其人”。这句话道出了做学问和做人的表里关系。所以研究学问，孟子有“知人论世”之说，鲁迅也强调：“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正确研究方法。《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真实、可靠的“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珍贵资料，所以它是研究王元化和现代文化思想史不可或缺的一本书。
按：此文是林其锬先生在拙作《王元化谈话录》即将付梓之时，以耄耋之年，费时重读王元化先生著作并翻检旧日笔记写作的序言。其分析之精细，立论之准确，均可见作者之功力，也是对本人的勉励。因出版在即，无法在后记中为此序的重大引导意义致谢。在此补缀数语，以表心情。吴琦幸于2015年8月13日(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