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对话·林天宏

林天宏：5月12号一地震，当时就在网上搜消息了。因为那天是星期一，正好是冰点截稿的日子，大家都在赶稿子，赶稿子的同时我给我们头儿发了短信，我说得去，不去的话失职。他说你怎么去？飞机场都关了，然后就让我等消息。

当时不知道哪里是震中，就在那儿等消息，刷新网页。到傍晚，知道死了九千多人，我想坏了，肯定是大事情，肯定得走了。

深度对话：什么时候知道要去的？

林天宏：那天夜里就在那儿看电视直播地震，一边看电视，一边写稿子，凌晨五点多钟睡着了。早上九点多电话响了。按我平常的习惯，星期二早晨是不接电话的，交完稿子就睡觉了。那天早上，鬼使神差的就接了电话，我就想肯定是要叫我去的，头儿说你赶紧过来吧。

十一点到了报社，然后等飞机，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多，本来说是坐空军的飞机去，后来坐不上，就订了两张民航的机票，是5月13号的下午五点多，到成都九点多。

深度对话：最初你们报社有多少人赶到地震现场？

林天宏：当地记者有三个，他们第一时间就到了。北京这边第二批是四个人，三个摄影，一个文字。我和摄影记者贺延光定了机票先走了。

深度对话：你去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目标，就是报道的思路想法。

林天宏：有一个地域的目标，我和贺延光是负责南线，从成都到都江堰到映秀。当时的第一想法是从映秀看能不能到汶川，当时温家宝说凌晨要打通这条路。另外几个人是北线，在北川那儿。报道的思路确实没有，非常混乱，大家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只知道肯定有新闻，但不知道具体做什么。

深度对话：冰点是做特稿，而地震是突发事件，冰点应该怎么做呢？

林天宏：当时我本人也觉得非常尴尬。报社本来就只派几个人去，你要承担一个日报记者的功能，每天要往回发稿子，但你同时又是一个冰点记者，你要发那种特稿。每天都在往回发稿子的话，很难静下心来去做一篇大稿子，很难的，包括去那儿的许多记者都有这种困惑。

我们头儿也不断给我打电话说，你把日报这边的任务暂时停下来，你去给我好好的找故事，冰点是需要故事的，需要一个很大的能够支撑起一个版面又能够反映地震的情况的故事。然后我天天想办法，找故事，把日报这边工作就停下来了。后来我们后方的编辑开玩笑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林天宏是我们最不喜欢的记者。”

深度对话：为什么呢？

林天宏：因为从我这里没有文字稿回来，头三四天有，后来就没了。我也很尴尬，没办法，肯定要为冰点负责。

深度对话：你的思路就是按冰点既有的报道模式去走。

林天宏：对。

深度对话：但是从哪一点去突破呢？

林天宏：开始我也很迷茫。电视24小时滚动，网站也是24小时滚动，所有的信息海量的涌过来，你作为一个报纸该怎么立足呢？你发回稿子，你是完成任务了，可问题是你能为这场灾难留下什么呢？你为自己留下什么东西呢？你为中青报留下什么东西呢？

深度对话：这是你做记者的使命感。

林天宏：对，不然到时候你做的一些工作都是被淹没在海量信息里面了。贺延光的意思也是，必须要找到一个中青报一直都在追求的传统，就是一种好故事，能留下很深刻的记忆的东西。聊着聊着，就正好碰上了这个回家的事情。

看到那个情景，好像被雷击中的一样

深度对话：哪一天碰到了这个故事？

林天宏：我们是5月15号早上在进映秀的路上碰到的，他走出来，我们走进去。但那时没办法跟他们回去，当时的任务是进映秀，所以就留了联系方式，说完就走了。回来以后一路上就琢磨，必须去找这个父亲，这是个好故事，当时我在电话里头也跟我们头儿说这个事，他也让我一定要回去找。和贺延光商量，租到了一部车，就去了。

深度对话：你是怎么觉得它会是一个好故事呢？

林天宏：直觉。我当时一看到那个情景，好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有这样一个反应。这样的感觉，可能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都会有。

当时一路上有很多记者，他们都碰到了这个事情，但是没有人会想去回头找他们，没有人会去想。包括很多摄影记者，后来他们也拍了这对父子很好的照片，可连名字都没有，这是一种直觉，应该是中青报冰点长期以来训练以后形成的一种条件反射。

深度对话：会不会觉得他们做的不太专业，照片上连名字都没有。

林天宏：对，是非常不专业的，起码应该去问一下这是谁，叫什么名字。不过我觉得这也不能都怪记者，因为当时那种场面太混乱了。

每个记者都想了解地震的全貌，尽可能了解更多的信息，每个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包括我开始的想法也是这样。

深度对话：他当时是背着他儿子的遗体吗？

林天宏：对，头上盖着个毯子。

深度对话：您在路上遇到这样的经历多吗？

林天宏：很多。我后来也在想，其实灾区上动人的故事很多。

包括朱玉写的那个校长，也是啊，她也是闲聊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这么一个故事的。如果当时朱玉没有到那个地方去，没有跟这个校长聊的话，不可能有这个故事出来。

你往回推，就可以想想灾区有多少这样的故事没有被记者发现，那么我们又在发现什么呢？

你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许多报道，你把那个名字遮掉，把地点遮掉，你就会发现其实是雷同的，没有什么特质的东西。这是回来以后的一些反思。

一个四川当地的媒体同行也碰到了这个父亲，他也拍了照片，也发回去了。后来我的稿子出来以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今天被我们领导批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领导说，你也碰到了，中青报的也碰到了，为什么人家就懂得回去做，你就不懂。”

包括《南方周末》一个朋友给我发短信，南周点评这次地震报道的时候也说，我们记者没有找到这样的故事，这是非常遗憾的地方。

深度对话：这个故事，从你自己发现，到写出来，是什么打动了你？

林天宏：打动我的东西太多了。

首先最直接的打动就是父亲背儿子的遗体。你想想，走了五十里山路。如果置换一下，最直接的是里面的亲情，如果我是那个儿子，或者我的父亲，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想想都觉得太残酷了，儿子的身体背在背上，你还能感觉到。那是什么样的勇气呢？一般的人可能也就算了。

后来回去再采访的时候，发现了更多的东西，就是更深层次的东西会打动你。他们在自己帐篷边找了一根竹竿和一块红布，把红布绑在竹竿中间，当作下半旗，那个场景其实是最打动我的。一个国家八九万人的国殇，和最普通的一个农民家庭的最小的悲伤，在这个竹竿和红布上就这么融合起来了。

之前采访一直在都哭，后来已经不哭了，当看到那个国旗又忍不住眼泪。

再往下想，四川那种地方，蜀道难，那个农民家庭是在一个深山里头，本身就是很传统的农耕的生活方式。你想想他们多么坚韧，几千年他们可能都是这么过来的，有灾难，然后重新站起来；又碰到灾难，又重新站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坚韧的过程。

包括那个国旗，农民最朴素的一种家国的观念。越往下想，各种各样的解读也会涌过来，很难说清楚什么东西最打动我，我觉得太多了。

后来北大中文系的一个老师，在评点高考作文的时候，把《回家》拿出来说，说你越往下想，想这个故事，可以找到一百个角度来解读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觉得后面隐藏的东西太多了，只是你当时确实没有想太多。如果你只是在路上碰到了，拍个照片，父亲背着遇难的儿子的遗体回去，可能也就这么过去了，如果你不去追访，不会意识到后面那么多东西。

所以还是要“用脚采访”，真正把自己置身到他们生活的环境里头，你去理解他们的想法，去理解他们的内心，你才能挖出更多的东西来。

回来以后做恶梦

当时空运现场非常混乱。突然“砰”的一声，好响，就在脑袋后边，转过去一看，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击中一个警察。直升机驾驶员把飞机停下来，下来看了一下，血溅到飞机尾巴上，把血擦了一下，然后上去。当时要是不小心，在那儿拍照片，往那个方向走，那可说不好了。

车上面所有记者都在骂，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莺歌燕舞。凭什么你们这些人整天还在淘碟，还在看什么小资的法国电影？

深度对话：我看到很多经历过这种地震灾难的人，他们事后其实心理都有一个阴影，很多到过现场的记者回去以后也是经常做恶梦。

林天宏：我有，我在那儿就有心理障碍了。贺延光坐直升飞机去卧龙，直升飞机送水和粮食进去，把伤员运出来。记者不能离开飞机，就在飞机下面等着，拍些照片。当时空运现场非常混乱。拍着拍着，突然“砰”的一声，好响，就在脑袋后边，转过去一看，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击中一个警察。

那是卧龙森林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可能当时是为了维持秩序，就往后退，“砰”一下，脑袋被打烂了，瞬间就没了。我估计他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当时是不是人都死麻木了，就是把警服脱下来，盖在他脑袋上，直升机驾驶员把飞机停下来，下来看了一下，血溅到飞机尾巴上，用布把血擦了一下，然后上去，又把飞机开动了，就是这样。

他的同事，从他的口袋里面搜出了厚厚一叠报平安的纸条。当时通讯都断了，卧龙当地的老百姓可能托这个公安局局长带纸条出来，给亲人报平安。

厚厚的一叠，几百张，后来就交给我们，让我们带出来去打电话。

那几天我就有心理障碍，老觉得脑袋后面有螺旋桨在转，“砰”一下就没了，人一瞬间就没了。当时记者要是不小心，在那儿拍照片，往那个方向走，那可说不好了。

所以那几天，到任何地方，包括坐在车上，停下来，脑袋都要靠在墙上面，老觉得有东西在脑袋后面转啊转，是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心理障碍？

深度对话：怎么摆脱这种阴影的？

林天宏：就是慢慢的，靠时间。

回来以后也是，做恶梦，梦里我被埋在一个井里。或许也不是井，就是一个楼塌下了，被埋在下面，你会看到上面有一道光线，从井口射下来。我往上爬，怎么爬都爬不到头。家人埋在下面，怎么救也救不出来，就是一边爬一边哭，哭到醒了。

不过前两个月，我又做了一个梦，就是梦到在一个二层的楼里头吃面，突然间地震，楼塌了，然后爬出来了，身上一点都没受伤。一爬出来，看到很远的地方一个救援队拿着旗子过来。

深度对话：这个梦可能也暗示着您慢慢走出来了。

林天宏：应该是走出来了。回来以后很暴躁，不想说话，我们报社同事都说，“那段时间不要惹林天宏。你不能在那边笑，你一笑，他还会骂你。”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

深度对话：当时在灾区，看到别人受了那么大的苦，觉得自己稍微享受一点，稍微开心一点就是一种罪过。

林天宏：对，从映秀出来，回到成都，当地媒体朋友请吃饭，我们在车上打电话，问在哪里啊？一个火锅店，叫莺歌燕舞。车上面所有记者都在骂，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莺歌燕舞。

到火锅店门口，就看到觥筹交错，大家还在喝酒吃饭，还在很开心的说话，那个火锅店是在一个高架桥边上，抬头看着高架上车来车往，我就哭了。

因为映秀到成都也就不到一百公里，完全是两个世界，地狱和天堂，觉得没法忍受。凭什么？你们这些人凭什么那么高兴？会有这种感觉，很多同行回来都有这种感觉，凭什么你们这些人整天还在淘碟，还在看什么小资的法国电影，你们凭什么？但其实这种感觉是不正常的。

有一口饱饭吃，有热水喝，有一个房子，不是那种板房

这个再往深了说，我们的政府，改变了吗？

深度对话：灾区的人呢？他们经过这种大的灾难之后怎么摆脱心理阴影？

林天宏：我觉得我没有发言权。说实话，作为记者，就像你刚才说的，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理解他们。包括《回家》的稿子里头，虽然跟他们聊的时候，一直在哭，很痛苦。但你知道，其实你是一个外来者，永远不可能理解他们的悲伤，永远不可能理解。

深度对话：你跟他们现在还有联系吗？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林天宏：我知道他的母亲消沉了半年，每天睡起来了还是躺在床上哪儿都不想去。然后她也跟我说她心里慢慢的恢复了，出来找点活干，想把这个家重新变好。因为他们毕竟还有一个儿子。我也是跟他们说，过去就过去，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挽回的，还是要坚强，你还有一个小孩。

深度对话：你跟他们接触，感觉他们的心里想法是什么？

林天宏：赶紧回到正常的生活里，有一口饱饭吃，有热水喝，有一个房子，能够挡风遮雨，正常的房子，不是那种板房，然后回到原来那种很那个的环境里头。虽然很平淡，但是也很幸福的环境里。就是这些最低的需求吧，

也许每天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在烦恼，可这也是一种幸福啊。包括我回来也觉得，家里饮水机没水了，浴室的喷头坏了，没法洗澡了，以前会觉得这种事好烦，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幸福，好幸福。做人嘛，咱们都是普通人。

深度对话：我看到《回家》中还提到他的二儿子，以前特别调皮，不好好学习，经过这个地震以后，失去他哥哥，现在变得特别懂事。经过这样一个大的灾难，大家都好像更懂得平凡的幸福了。

林天宏：对，灾难是能改变一些东西，能改变某个家庭或者某个人，一些人性里很美好的东西。但这个再往深了说，我们的政府，改变了吗？起码从现在看，我不乐观。这个就不能深聊了。

你对他的悲伤隔的很远

有的记者很无聊，碰到一个灾民，“你家死人了吗？死了几个人？你怎么发现的，把那个过程给我说一下”。说完了以后走了。

深度对话：遭受过地震给他们伤害的这些人，心里都很脆弱，我们记者在去采访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可能打扰到他们，再次唤醒对他们的伤痛。

林天宏：会啊，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看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了，像有的记者，很无聊，碰到一个灾民，“你家死人了吗？死了几个人？你怎么发现的，把那个过程给我说一下”。说完了以后走了。

深度对话：他们的表达方式缺少一种关怀。

林天宏：对。可能一个遇难者家属会碰到无数记者问他这样的问题，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这些记者真的理解他的悲伤吗？他能感应到你对他的悲伤是那种隔的很远、问了问题就走的。

其实背儿子回家这对夫妻刚开始的时候对我们也是很冷漠的，包括在路上碰到，也是很冷漠，到我们回去的时候，还是很冷漠。即使我们大老远去找他，找到了，他也是很冷漠。

采访的时候我的那种状态，哭啊，咬着牙，一边哭一边记东西，特别痛苦。那种过程，他在哭，你在哭，他一边说一边哭，我也在哭。我觉得这种眼泪其实是一种交流，不是我刻意做出的，他能感觉得到你真的是在听他的故事，你是在融入他的这种悲伤里头，他会愿意跟你说好多东西。

深度对话：但是从他们当时的角度来说，他们觉得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不会理解我的痛，就算你理解了，你也只是浅层次的理解。你们采访的过程中，会不会感觉到他们这种心理？

林天宏：我觉得不会，这是后来一些时评家事后这样分析。但我觉得当时情况不是这样，起码不全是这样。

你不能单纯的理解说，你们这些记者去揭人家的伤疤不好，我觉得正常人，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有倾诉欲的，是很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分担他的悲伤。你是不是这个合适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倾听者，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能够跟他分担悲伤的人，这是很重要的。我不是说我就善良，或者特别有人性，但确实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感觉，你会觉得很痛。如果我是这个儿子，如果我父亲是这个父亲，我该怎么办，我会有那种很强烈的感觉。

刚到灾区的时候，我也碰到过一个情况，这是我及时调整采访方式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情况是什么呢？5月14号早上，我们在都江堰的中医院，是我到的第一个遇难现场，是废墟，楼都塌了。

那里几乎都是穿迷彩服的武警，但我看到一个穿便服的人，一个老头，胖胖的，在废墟上面翻东西，我觉得很奇怪，就问边上的武警，这是什么人？那个武警说，这个老头的女儿是这个医院的护士，19岁，刚毕业，压在下面了。这个老人已经在这里找了两天，他自己就翻出了五具尸体，三男两女，都不是他女儿。

说话的瞬间，旁边起重机把一个很大的横梁给吊起来了，“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那是个护士的遗体，头和四肢是埋在土里的，只有上半身留在外面。这些人就围过去了，那个老头也跟过去在边上看，手背着，我也不敢惊动他，就在背后看他的观察。

救援者把四肢和手部慢慢的清理出来了，老头过去看了一眼，一句话不说，马上就走下来了。我就跟在后面，就问他，我说“是她吗？”他说“是”。我说“你怎么确定的？”他点了一下鼻子，他说“我女儿鼻子这边有一颗痣，我看到了。”

他也不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他说，“这几天我眼泪都哭干了。”然后就蹲在地上，捧着脸。我那时候很傻，我还在问他，“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他说“是5月1号，劳动节，她放假回去待了一天就走了。”我又问他，“你和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说，“5月8号那天，她给她妈打了电话，说那天是母亲节，问她妈要不要买什么母亲节礼物，她妈说不要，然后就把电话挂了。”他说“我女儿那么乖，肯定会给她妈买礼物的，买了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然后就蹲在那儿大哭起来，他边上那个亲戚就挥挥手把我赶走了。后来我非常后悔，那个时候不应该再去追问他。那种环境，不是问问题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还很后悔。

深度对话：您经过这么一次特殊采访，对于记者在什么时候怎么问问题，应该有一些新的想法。

林天宏：要有好的环境，遇难者愿意静下心来好好跟你聊一聊这个事情的这么一个环境，他愿意跟你倾诉的时候，那么你介入，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深度对话：应该让他来主动？

林天宏：不是他来主动，这还是一个记者主动的过程，你要去寻找一个合适的环境。就像我回去追访，这是一个好的环境，他能有很多的时间，他觉得有一种安全感的环境，然后跟你慢慢聊。他倾诉，你听着。在灾难现场，记者马上就追问遇难者家属是什么情况，我不认为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地震新闻报道的透明度

深度对话：美国有一个经济评论家说，中国人太可怕了，在一瞬间就由一盘散沙变成了一块钢板。

林天宏：这是一种非正常状态，我不认为这完全是一个好事，如果持续的话，很可能很狂热，很狂热的东西是会被利用的。

我当时感觉是什么呢，5月19号国祭日当天，我在成都的广场上，所有去参加广场活动的人在那儿喊“中国加油，四川雄起”，你知道那种状态，热血沸腾。

其实我平常还是蛮理性、蛮温和的一个人，到那个地方，我就觉得，你们发我一把枪，我就去打仗了，这绝对不是一种好的状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可以暂时，但不该持久。所以有人说地震之后一段时间，中国人的那种东西到哪里去了？我说到哪里去了都不应保持那种状态，真正改变的应该是我们政府。

深度对话：你对这次地震中信息透明度怎么看。

林天宏：我只能谈我自己的感受。第一，地震后四川当地基层政府的官员，他的运作完全陷于瘫痪，以前防备记者那些很成熟的方式，那些具体实施的人都没了。比方说地震之前五月的时候我就在四川，我在四川当地县里头采访一个负面的东西，当地政府防备记者的方式我觉得好成熟。地震以后破坏了，你找不到这些基层官员了，他们怎么来防记者呢？

我在一个镇子跟老百姓聊天，我说地震以后你们当地官员怎么样？他说“屁呢，平常他们收钱的时候比谁都积极，地震以后三四天了我就没看到一个官员来过。”过了一会，那个中年妇女好像又反应过来，说“哦，可能他们都死了吧。”

第二，当地灾区确实非常需要记者把他们受损的情况反映出去，他们需要物资援助，他们需要外界的关注。这是最直接的一种需求，就是说他们需要记者，OK，那你报吧，赶紧报吧，恨不得把5说成10，把10说成100，这是非常现实的需求。

林天宏：再给你说两个反面例子。第一个例子，上海一个新闻记者，上头不让他去，领导不让他去，结果他自己买了机票，拍了片子发回来。

他说我不管你们怎么样，不管你们当领导怎么想，反正我作为记者，我已经尽到我的义务了，我做我该做的，你们发不发是你们的事。领导打电话批评他，说“没让你去你也去”，过了三四个小时，领导打电话过来说“上面放开了，你有没有片子，赶紧把好片子传过来”。记者在那边大骂“他妈的，你们这些人还是人吗，我都不说你们是新闻工作者，你们还是人吗？”当时我们在一起吃饭，当着我们的面，打电话骂。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我是5月23号回北京的，在灾区待了十几天，最紧张的阶段已经过了。快回北京那天，在成都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一家中央媒体的人，就聊天，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的？他们说是18、9号来的，又问“看到另一家（中央媒体）的人了吗？”“没有啊，他们还在等上面的命令”。都等到23号了。

再接下来说，后来信息透明吗？你看最近艾未未做的那个事情了吗？调查死难学生名单的事情。死难学生具体的名单，一直都没有公布，打无数的电话到四川各级政府，教育局、民政局，所有的官员，你去网上看他们的聊天记录，那些官员都冷漠，“你们是什么组织，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个事，这是保密的，我们不能向外面透露”。这是他们官员的逻辑，意思是你们不要再给灾区添乱了。

“做人还是要有良心”

四川当地一家媒体，他们要树一个典型，写这个稿子的记者当天晚上非常痛苦，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稿子六千字，只有三百字是真的。”这个人的老婆平常是不关心什么新闻的，那天她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咱们换个别的干吧，不干这行了。”

深度对话：地震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典型人物，林浩，还有“总理让路女孩”，很多人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去关心他们，表示自己的关心，捐钱捐物。这一方面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另一方面可能也给他们带来一些闲言碎语。有过同等的经历，但是没有受到过同等关注的人，他们就会说，你看你们家人，现在大家都来帮助你们，你们现在富得不得了。怎么看这种事呢？

林天宏：这个很正常的吧，因为媒体功能本身就是这样。

深度对话：会不会有媒体炒作？

林天宏：是呀，很多媒体需要这样的典型。像《武林外传》就有很搞笑的一句台词，我觉得是本质，“读者需要的是血淋淋的真相”。是，就是这样，这是媒体的功能。看你怎么看，分两面看。

像美国，美国新闻也很成熟了，美国人也这么做。记得以前报一个救落水儿童的事情，那个记者稿子写的非常好，非常漂亮，新闻写作课的典范，稿子出来以后，轰动，那个小孩最喜欢泰迪熊，结果送他的泰迪熊堆了两间屋子都堆不过来。你要是说有什么负面作用，肯定大家心理会不平衡。像四川当地的那些人都说，你看他家有小孩，六岁以上的小孩一个补贴一万块，我的小孩不到六岁，补贴五千块，这是为什么？他们也会不平衡，这很正常。

深度对话：会不会反映出来我们政府或者说我们媒体有一些引导不当，比如政府在补贴的时候……

林天宏：我觉得是这样，媒体有媒体的功能，政府有政府的功能。媒体的功能，它提供一些典型，因为你有典型，你才能激发起读者的那种热情，才能让读者更多的去关注灾区。其实关注他们这些人本身也就是在关注灾区，这是媒体的功能。政府的功能，应该起到一种同等的责任，你应该把每一个灾民都安置好。媒体做媒体该做的事情，政府做该做的事情，你不要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其实这对媒体是不公平的。

你说媒体树典型，我觉得这是自然正常的。但是过了就不好了，你去炒作它，大家都狂轰滥炸，这个也不好，打扰人家正常生活了。

很多媒体不可能去挖掘自己的故事，他们也没有这种意识，很多媒体走市场，他们只能迎合市场需求，尽可能的吸引更多人的眼球，这是一个考虑吧。还有一个考虑，他们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

深度对话：就只能跟风。

林天宏：对，他们只能跟风，只能这样。不是每家媒体都有自己坚守的价值，不是每家媒体都这样。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深度对话：地震这么大一件事，各家媒体都在抢新闻，都想做得独特，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下，可能有时候就会打破一些原有的规则，违背了职业道德、新闻伦理。我看到好象有一个记者，直接冲到病房，人家都躺在病床上要做手术了，他冲进去，不单浪费了一件消毒衣，还耽误了救治时间。

林天宏：这种事情在灾区很多。从伦理的角度去讲，你做记者得先学会做人。从新闻专业角度上来讲，记者是一个观察和记录者，你不应该去破坏现场，尽可能不去改变现场的任何东西。

在映秀的时候，傍晚，路不通，只能通过直升飞机来运伤员，傍晚最后一班直升飞机的时候，有伤员要运出去，重伤员，我知道有一个是骨盆粉碎性骨折，一个女的。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记者跟伤员抢直升飞机，他说“我要出去发稿子，而且是发头条，这样才会有更多人来关注你们。”

深度对话：逻辑好像都是错的。

林天宏：他的逻辑，从他们报社的逻辑来说是OK的，派出记者就要往回发稿子嘛。但是你作为在场的记者，你会觉得好丢人，作为同行，会觉得好丢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记者？从伦理来说，抢救伤员当然是第一位的。

还有，四川当地一家媒体，他们要树一个典型，把当地的一个党委书记树了典型，说他救人什么的，实际上这个人什么都没干，但他是个共产党员。

真正干事情的人是一个农民，但他不是党员。典型报道写这个党委书记，写完以后当地老百姓都怒了，上街游行去了，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促成这个游行，但这个报道是个导火索。

这篇稿子写了六千字写完以后，这个记者当天晚上很郁闷，跟朋友喝酒，非常痛苦，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稿子六千字，只有三百字是真的。”就是说作为新闻人，他自己也会煎熬，自己内心也会谴责。

这个人的老婆平常是不关心什么新闻的，一个普通妇女，那天她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咱们换个别的干吧，不干这行了。”

他老丈人来吃饭，吃饭过程总是欲言又止，吃完以后，也不好说，怎么说呢，走到门口实在忍不住了，转过头来跟他说，“做人还是要有良心”。然后走了。

可以想想写这个稿子，记者内心受到多么大的一种煎熬。但，又不得不写。

深度对话：这种非正常状态下，是不是有很多为了抢新闻而刻意地去做。

林天宏：你说的记者冲进病房例子是个很极端的例子，但对干我们这行的来说，这还不是最恶劣的，你只能说他不够专业，不具备一些专业知识。恶劣的是什么？比如，摆拍。不仅中国的同行在这么干，国外的同行也在这么干。

我就看到他们老外，在废墟上面指挥那些灾民说你把那个东西搬下来，我要拍照。搬下来，拍完以后，可能觉得这个照片不行，说你们搬上去，再搬一次，边上还有人拿着挡光板。国外媒体也在这么干，摆拍。从新闻专业上来说，这是很过分的事情。

四川当地媒体的一个摄影记者，我们跟一个老头聊天，那个老头的家人死了很多，老头在那边说话，摄影记者在那边拍，一边拍一边说“看这边，看那边”，指挥那个老头。我觉得心里太过意不去了。他家里死那么多人，你还在那里指挥人家干这个干那个。

对四川人充满敬意

地震以后，他们是非常朴素的一种愿望，我需要钱，要过好日子，这是他们最直接的方式。你能想到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吗？他们的房子没了，他们的工作没了，他们的家人没了，他们可能原来家里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都没了，你指责他们干吗呢？

深度对话：有的文章说，记者准备不足，进去也成了灾民。

林天宏：所谓记者都成了灾民，这说的就是记者的不专业，进去以后分吃分喝。但大多数记者，起码我见到的大多数，这次还是很不错的。

我去映秀的时候，那些部队，救援部队进去，后勤跟不上，一个人发两根小小的火腿肠，一天的伙食，没东西吃，你想想小小火腿肠，都是大小伙子，饿了，到山上去刨土豆。他们去那边第一件事情，是到超市里头，把米、啤酒都端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东西吃，他们要干活。

说记者是灾民，你怎么不说那些部队是灾民呢，这样对记者公平吗？记者去那边也是自己的工作，部队去救人，记者把里面的情况报道出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很多记者还是自己带了东西进去的，包括我进映秀的时候，还是带了一些吃的喝的。一路上，你看到灾民出来，饿的，没办法，就一路给，我连打火机都分掉了。灾民说“你身上有烟吗？”我就把烟给他，“打火机也拿去吧。”进去以后，没烟抽，没水喝，没吃的，很正常。我看到很多记者也是在成都自己买小面包，一袋一袋的那种。你可以说记者违反新闻伦理，你可以说记者不专业，但你不可以说记者是灾民，这像什么话嘛。

这个例子可能比较极端，灾民，尤其是那些道路畅通的地方，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东西很多，什么都不用钱，想拿几瓶水就拿几瓶水，吃的很多，灾民看到我们还说“赶紧拿，赶紧拿”。

所以我觉得你指责记者是灾民，是非常不公平的，人家也是去工作的嘛。

深度对话：本来我们应该从这么一次大的灾难中吸取点什么，但是过了以后，我们慢慢的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了，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吗？

林天宏：有些东西是隐藏在一个民族的深层次性格里头的，你不能指望在常态的时候这些东西也爆发出来，那是绝对不正常的，或者是被某些东西引导的，是不好的。

打个比方说，老说上世纪前五十年，中国乱七八糟的，又腐败，又什么的，你看八年抗战的时候，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还有三百万川军出川，那些人不都是学生吗，农民吗？从来没上过战场，没打过仗，国家危难的时候，一号召，都起来了。这很正常。

国家民族到了危难的时候，一些民族性格里头深层次的东西就会出来。但是你不要指望它成为常态。真正应该改变的是政府，不是老百姓。我始终相信，人心里头是有一些很善良的东西。

比如说我在映秀镇，晚上，没吃没喝的，大家都睡在地上，突然间看到山上那些村民，扛了一桶粥下来，一大桶粥，我们就很奇怪，粮食哪儿来的？他们跟我们说，他们从废墟里头刨了五十斤米出来，留了一半给老人和小孩，剩下一半熬成粥给我们这些人。就是三四块碗，其他碗都碎了，大家一人喝一碗粥，然后传给下一个人。你会觉得人性是很善良的东西。

那些灾民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是真正受灾的人，其中一个扛粥的女的，是个母亲，她的两个小孩都死了，埋在映秀小学下面。刚刚死了两个小孩，还在跟我们笑，说“我们要感谢你们，我们要感谢你们。”你说这种东西是地震之后改变的吗，我觉得不是。

深度对话：其实是一直潜藏在骨子里面的，只是给了一种机会，把它表达出来。

林天宏：是的，善良这种东西，可能在其他场合会有别的方式，为什么这次地震之后我对四川人充满敬意，就是这个道理。

深度对话：还有一个事，也是之前发生的，清明节的时候，有记者说，有些灾民在老城区，老县城外面摆摊，卖那些地震的纪念品，有人就会说他们是发“国难财”。

林天宏：凭什么指责他们？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都是脑子进水了吧。遭了难，他们想回到正常生活，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钱，你能每个月给他们寄钱吗？

指责灾民的人，比方说你每个月给这些灾民一个人寄一千块钱，一个家庭寄一千块钱，保证他们的正常开支。你行吗？你能持久吗？那么他们总要谋生吧。

地震以后，他们是非常朴素的一种愿望，我需要钱，要过好我的日子，这是他们最直接的方式。你能想到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吗？他们的房子没了，他们的工作没了，他们的家人没了，他们可能原来家里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都没了，你指责他们干吗呢？

我觉得这种现象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羞愧，一个耻辱，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很好的灾后保障机制，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完善的教育体制。之前不是有媒体做过一个“北川卖照片的小男孩”吗？他们如果有学上，他们上学以后能得到很好的前途，他们干吗去干这种事情，谁愿意？那是他们的家乡，是他们自己身上的伤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