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 轰动的《甲午海战》话剧（一）

《甲午海战》话剧第二场。

当年《戏剧报》封面，刊登话剧《甲午海战》剧照。

话剧《甲午海战》的三位主创人员，从左至右：主笔朱祖贻，导演张风一，演员王洪武。

近60年前，有一部历史话剧成了“现象级”作品，轰动京沪，风靡全国。

话剧的名字叫《甲午海战》，不仅这部剧本身具有诸多的开创性，比如这是第一部反映甲午海战的戏剧；第一次在舞台上让“邓世昌”喊出“撞沉吉野”；受到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的肯定；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催生了电影《甲午风云》……

更重要的是，这部话剧还带来诸多“意外成果”，比如引发新中国第一次有关甲午海战的大讨论，特别是田汉主持吴晗等学者参加的座谈会；邓世昌嫡孙等后裔前往观看，留下了有关邓世昌遗物的珍贵线索；话剧主笔在创作过程中，留下一份珍贵的北洋海军水兵口述资料……

《甲午海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话剧团编演的第一部话剧，被称为“建团开创、奠定基业的话剧”。

如今主创人员都已年近百岁，封面新闻记者有幸采访到了海政话剧团首任团长、《甲午海战》话剧导演张风一，话剧主笔朱祖贻，话剧团演员、第三任团长王洪武三位老人，为我们讲述这部传奇话剧的幕后故事。话剧团急需一部自己的作品

1958年，原海军各舰队的文工团撤销，东海、南海、北海三大舰队文工团的一部分人员归建到北京海军机关的海政文工团。朱祖贻由此离开东海舰队，来到北京。

1959年末，海政文工团扩建为“三团一室一队”，包括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编导室、曲艺杂技队。其中话剧团下设编导室、演员队、演出队，首任团长由张风一担任，朱祖贻和夫人陈静也都在话剧团。此时的话剧团人才济济，有经历过抗日战争的部队文艺骨干，以及解放前从事演剧活动者和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科班毕业生、老演员，同时又选调来当时十分宝贵的文艺人才。

朱祖贻说，海政文工团采用各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反映新中国以来海军建设及海防斗争等各个方面的成绩和事迹。“话剧团成立后，急需一部自己的作品，作为立团之本。我们也渴望在舞台上能表现出中国历史上那些反抗外寇侵略、捍卫海疆的英雄人物。”

说来也巧，1960年1月，朱祖贻在1959年5月号的《电影文学》杂志上看到一部电影文学剧本《甲午风云》。

朱祖贻说，作为一名老海军，他和战友们对甲午海战和邓世昌都不陌生。这部剧本有希侬、叶楠、陈颖、李雄飞、杜梨五位编剧，都是来自北海舰队。其中希侬还曾担任过海政文工团的政委。

看完《甲午风云》的文学剧本，朱祖贻很激动，有了将它改编成话剧的想法，“在团里一讨论，大家都很感兴趣，认为很有教育意义。”

当年2月，得到团里的肯定后，朱祖贻和同事李恍去青岛，找到希侬。“他很支持我们改编话剧。”朱祖贻回忆，“希侬当时建议我们，应以电影剧本为参考，好好研究一下这段历史，然后根据史料重新结构话剧剧本，不要直接改编。希侬说，因为电影与话剧不同，既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话剧的结构、表现手法跟电影都不一样，一场一幕都有其特点。电影可以拍摄海战、打仗的外景，话剧只能在舞台布景，一定要重新结构剧本创作。”

随后，朱祖贻和李恍两人在北海舰队的招待所住下，从青岛图书馆借来《中日战争》等相关史料阅读，准备改编剧本。《中日战争》是由中国史学会主编，1956年10月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系统整理中日甲午战争的史料集。

朱、李两人，根据阅读的史料，以电影剧本为基础内容，花了十多天的时间写出了一个话剧草稿本。对于这个改编本，希侬提出了几点意见：“剧本想表现什么？说明什么？提出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显然，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因为当时改编的主题思想还极不鲜明。”朱祖贻说，“回到北京后，我们根据希侬的建议，打磨剧本。”找史料寻访北洋海军老水勇

回到北京后，朱祖贻带着草稿向团长张风一汇报，团长看了也很感兴趣、支持、认同。

为了完善剧本，朱祖贻开始梳理史料，并尽可能找到了当时能看到的历史记载、照片、人物传记、中外人士评述，以及日本特务机关的回忆录。

特别是为了弥补对北洋海军基层官兵历史记载的不足，朱祖贻等先后去到北洋海军基地刘公岛所在的威海，寻访参加过甲午海战的老水勇。

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朱祖贻翻箱倒柜，在多年保存的资料中找到一份访问记录。这份记录是油印本，题目是《访北洋水师参加黄海大战水勇》，记录时间是1960年3月24日，访问地点在“威海卫西孔村”，受访的老水勇叫陈学海。

陈学海，威海人，光绪十七年（1891）在刘公岛加入北洋海军。甲午海战时，陈学海在来远舰上当水手。1956年，新中国第一代甲午史学者、威海人戚其章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当地寻访、搜集了7名曾在北洋舰队上战斗过的基层水兵回忆史料。其中，就有陈学海。

朱祖贻的这篇访问稿，与戚其章先生的记录，在内容上可互为补充。

在这份油印本上，还有一份对老兵李文福的访问记，访问地点在威海卫董家沟，老人时年77岁。从文字看，李文福当时在刘公岛上的陆军部队当差，亲历过甲午最后一战“威海卫保卫战”。虽然篇幅很短，只有不到五百字，但记录下刘公岛陷落前的一些细节，比如关于丁汝昌、戴宗骞等人的自杀前后情景，“丁、戴喝鸦片，戴当时没死，又喝了一大碗，样子非常难看。海军文书杨白毛进屋看丁自杀，竟吓死了。丁死后，有些小官去哭。”

由于来自北洋海军当事人的回忆文字极少，朱祖贻的这些访问记录就显得难能可贵，无意中为甲午历史留下一份口述史料。

此外，话剧团还邀请北京“海军研究委员会”里的老海军作报告，提供关于海军的知识、常识等方面的资料。“海军研究委员会”相当于海军的“文史馆”，当时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曾多在其中。可惜年代久远，再加上多次搬家，朱祖贻未能留下这一部分资料。这些话指引他重新结构剧本

史料的挖掘，给朱祖贻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但也带来一个困扰。

这些资料散见于各种史书、电文、奏折、回忆录、见闻录等各种零碎的文件中。“真是千头万绪，眼花缭乱，不知从何下手是好。”朱祖贻说，对史料进行取舍、结构文本是当时最焦虑的事情。

在写作《甲午海战》之前，朱祖贻没有创作话剧剧本的经验，最多的是写作一些短小精悍的“活报剧”，类似如今的小品。就在朱祖贻在为剧本创作感到焦虑之时，他看到了导演郑君里谈电影《林则徐》（1959年上映）创作经过的文章——《毛泽东思想照亮了电影创作的道路》，这篇文章主要谈的就是如何抓住主要矛盾，如何呈现主要矛盾。这给了朱祖贻启示。

朱祖贻重新读了《矛盾论》，在这篇文章中有两段话：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况。”

朱祖贻说，这些话指引他重新结构剧本，以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矛盾作为剧本的主线。全剧以邓世昌为主角，辅以一群有着民族大义的基层官兵，围绕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三场海战展开。

最终写成八幕话剧《甲午海战》，其中有名字的人物20多个。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学术支持/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