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卫如何“重建”？哈佛教授说了几句大实话
“中国公共卫生学院应该向前看，思考未来十年、二十年会发生什么？” 哈佛大学公卫学院教授叶志敏在接受健康界专访时，强调中国的公卫学院如果要“进补”，首先要明确补什么，而不是把眼睛盯在“快速扩张”上。
叶志敏曾经负责在华合作办学二十余年，她认为，中国公共卫生学院最薄弱之处在于公卫学科内不同方向的交叉融合不够，以及公卫和社会科学的割裂。
在叶志敏看来，疫情给了公共卫生学科一个发展的巨大推力，当下也是思考“公共卫生学院应该怎么走”的最好时间点：“问题越来越复杂，不和其他学科交叉，将很难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
在为公众解惑上，中国的公卫学院应该做得更多
健康界：面对新冠这样级别的全球传染病，一个公共卫生学院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叶志敏：在大的流行病面前，公卫学院的角色应该是多重的。
公卫学院首先是一个科研机构，第一个角色肯定就是加快对新流行病的研究，搞清楚引发病因是什么。第二方面，公共卫生学院可以利用大数据和地理数据建构模型，对疫情的传播趋势进行预测。
有了科学认知，不等于政策会跟得上；没有政策，科学认知也没有用武之地。所以第三方面，公共卫生学院可以在卫生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给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及建议。当然，这些建议都是从科学研究出发的，绝不能是从个人观点和好恶出发。我们学院不少老师都参与了麻省（即马萨诸塞州）防疫政策的制定过程。
第四个我们能做的，就是提高公众对于新发传染病的认知。新冠疫情中，在社交网络上很多普通人对新冠有误解。在这种情况下，公卫学院可以直接面对公众来纠正很多误解，哈佛大学每周都会办线上的讲座，传达最新的研究进展，答疑解惑。
健康界：在这四个功能的实现上，中美的公卫学院之间有什么区别？
叶志敏：我觉得在第一点对新发传染病的研究上，中美公卫学院的科学家们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付出了很多努力。
在大数据这块，美国的公卫学院可能做得比较活跃一点，比较积极地和企业对话，希望能同企业一起建立新的规则：如何利用民众的数据、如何保护每个人的隐私。我观察发现，中国的公卫学院很少参与到类似的事情中，都是企业自己在做。
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上，中国做了很多。但是中国的学者和政府的合作形式，大部分是政府需要学者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个报告。对于一份好的研究来说，时间是不够的。在美国，公共卫生学院很少承担短期报告的撰写，这种工作一般会交给顾问公司去做。公共卫生学院大多承担一些长期的项目，这样可以保证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去开展研究工作。
在和公众交流的功能上，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觉得美国的学校做了很大的贡献。以哈佛为例，借助我们自身的影响力，把我们自己的研究和整个科学界的共识跟公众沟通，解答他们的疑惑。在这点上，我没看到哪个中国的公共卫生学院在做类似的事情。
健康界：我们注意到，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是把“免疫学与传染病学”独立成系，在美国其他的学院大多设在“流行病学系”下，在专业的设置上是出于何种考虑？
叶志敏：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关注的议题很广阔，从最小的细胞，到卫生政策，这都是包含在公共卫生内的范畴。我们把传染病和免疫学单独成系，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认为传染病需要格外重视；与此同时，免疫学和传染病息息相关，要想研究好传染病，免疫学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学科交叉不仅限于公卫内部，应该扩展到社会科学
健康界：在流行病中，包括慢性病和传染病。哈佛公卫学院更侧重于两种中哪一个？
叶志敏：传染病跟慢病都非常重要。哈佛关注的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关注的不仅仅是美国自己，我们有很多教授研究非洲的公共卫生，传染病是当地的首要议题。我们也有很多教授是研究美国的，或者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慢病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健康界：新冠给全球的公共卫生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中国很多人呼吁称公卫学院要补课。在你看来，国内的公卫学院需要怎么补课？
叶志敏：我不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我只能提供我自己的观点。我负责和中国的合作项目也二十年了，我认为目前来看，国内公卫学院内部的各个学科都在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流行病学的就做流行病学，环境的就做环境的，大家都是各自为政。
我们现在都知道，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的问题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没有一个单一的学科可以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美国很多年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就是学科交叉，不是仅仅把不同的学科叠加在一起，而是深度融合。
哈佛大学是越来越以问题出发，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而不是从学科出发。一个问题出现了，各个不同的学科要从各自的角度思考解决措施，交叉地一起来解决问题：流行病学可以提供什么、政策研究的可以提供什么、生物统计学又可以提供什么。
健康界：除了公卫学院内的专业之间缺少深度交叉，和其他学科之间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叶志敏：同样存在，尤其是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交叉非常薄弱。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里的健康政策和管理系里有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的经济学家们，都经过了正规的经济学训练，到公卫学院是希望把所学应用在卫生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