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与哈耶克穿越时空的对话
大卫 休谟（1711—1776）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他原姓霍姆，后来鉴于英格兰人将霍姆读作休谟，才改姓后者。他是英国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也以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随笔作家而享誉世界。
弗里德里希 奥古斯都 冯 哈耶克（1899—1992）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他从休谟和康德停下来的地方重新展开分析，是一位曾影响了20世纪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现代经济学理论、各国经济政策的伟大经济学家和社会思想家。
2014年初秋，哈耶克坐在椅子上，捧起《人性论》静静地看着，如痴如迷。“呵，休谟先生的著作深沉浑厚，写得多好！如果我能穿越时空，与他进行一次对话，那该是件多美妙的事情！”话音未落，一台不知何时冒出的时光机器已将哈耶克吸了进去，把他送到爱丁堡休谟的府邸。
休谟：哈耶克先生，早安。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
哈耶克：确实如此。您对我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我从您那里获得了难以估量的思想资源，著作中引用您的次数是最多的。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评论您“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英明的指导”。在1980年为一次谈话准备的草稿中，称赞您给了我最重要的启示。而在1982年的一次演讲中，我大声说出了深藏多年的一句话——“我伟大的精神偶像大卫 休谟”。
《人性论》问世后30多年才遇到了一位真正能够体会它价值的人，这个人就是康德。康德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正是您的第一颗火星，“为他带来了光明”。可以说，没有您，便没有他的思想。虽然自己对康德的一手文献知之甚少，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受到了他的很多影响。
我认为，自您和康德之后，思想几乎几无进展，自己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您们停止的地方对您们的观点予以恢复而已。
休谟：您谦虚了。您继承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面对现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的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不懈努力而逐渐建构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体系，可谓博大精深，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人们对人类社会现象的理解。我认为您的研究是独树一帜的，您的努力是罕见的。
哈耶克：我们俩人的出身很相似。除了以律师为业的伯爵父亲一支外，您的母亲也是名门之后，她的父亲是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院长，享有爵士头衔。“冯”是奥地利帝国两级贵族中的第二级中的第四等的贵族，与英国的“爵士”大体相近。冯 哈耶克家族被封为贵族的时间要比外祖父冯 尤拉舍克家族早一代人。虽然我们都是贵族出身，但在政治上并不保守，拥有韦伯所说的“学者的宗教”——作为世界之基础的对知识理性的伦理追求和使命感，有自己脱俗的信仰和理想。很小的时候自己就认定没有什么东西比成为一位大学教授更高贵的了，尽管对研究哪一学科还没有一点清晰的想法。
休谟：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家里有一间具有200多年历史的藏书室。1723年初，我进入爱丁堡大学读书，最喜欢的是包括哲学和历史的文学，对学到的东西总要追根究底地问几个为什么，直到发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为止。十三四岁的时候，自己就已经通过理性思考认识到宗教信仰的荒谬，以致后来成为宗教的坚定批判者。期间写过《论骑士制度和现代荣誉感》这篇论文，受到学校当局表彰。论文采用了对历史事实的哲学和心理分析方法，构成了我以后的基本风格。因住宅失火而迁居、辍学回家后，自己制定了一个长期学习计划，专心于自学。通过广泛的阅读和认真的思考，最终确定将从事哲学研究作为人生理想。18岁时自己开始接触洛克和贝克莱的著作，心中已经孕育着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即“人性的科学”。与您不同的是，我是在大学校园外展开学术之路的。与您相同的是一生几乎都消耗在文墨之中，除了短期经商和涉足宦海的经历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自己还在修改《自然宗教对话录》。
哈耶克：现在的人们很难把我们的重要著作硬性纳入图书馆分类法的某一类。准确地说，它们都是中国传统分类的“诸子学”。说一句自视过高的话，我们两人都是“知识贵族”（笑）。1934年仲夏，您怀着对法国文学的景仰之情，到法国住了3年。在兰斯呆了1年，便去了小镇拉福来舍。这里有一座全欧洲十分著名的耶稣会学校，笛卡尔在此就读8年，图书馆藏书比较丰富。您在这个环境幽雅的地方潜心著书两年，完成了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人性论》。
休谟：您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当年苏格拉底特别强调刻在德尔菲神庙墙上的那句古老格言“认识你自己”的意义，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变。培根主张人性的知识应当独立成为一门科学，并把它作为其科学复兴计划的组成部分。我扩展了培根的想法，不只是把人的科学作为一种知识，而且作为其他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作为科学的“首都”或“心脏”。任何重要问题的解决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间。在我们没有熟悉这门科学之前，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这种以人性为推理研究的对象，从而为一切科学奠定基础的工作便是哲学的任务。哲学只有把人性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才能算是真正的哲学。
我的人性科学是建立在几乎全新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涵括知性、情感、道德3个部分。对知性的研究是要分析确定人的认识的性质、范围和能力，对情感的研究是要分析人的情绪、情感和鉴赏能力及其对人生的意义，对道德的研究则在于阐述人类社会生活的伦理关系、道德准则以及道德判断的标准。这里的“道德”概念意指有关财产、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隐私等方面的行为规范，与您著作中的“道德”含义是一致的。同时，“伦理”与“道德”的含义又是相近的。
哈耶克：您全力对人性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在伦理学、美学、政治学、历史学、宗教等学科研究中贯穿了分析人、认识人、理解人这一宗旨，表现了一种新的哲学观。但是,很长时间以来您的著作很少被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
对于构造思想体系的哲学家来说，方法与体系是一样重要的。您试图以一种科学的态度研究人性，尝试将自然哲学的成果应用到社会领域中，用规范的方式解剖人性，以最少的和最简单的原因来说明所有的结果，做社会科学的“牛顿”。《人性论》带有一个副标题——“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充分体现了用实验方法改造哲学的意向。
休谟：实验的方法和数学的方法是当时自然科学中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哲学家们总结了这两种方法，形成了强调感觉经验、推崇实验和观察方法的经验论哲学与强调理性思维、推崇数学上所运用的演绎法的唯理论哲学两种倾向。我继承了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经验论传统，同时克服了其不彻底性，将基本理论原则贯彻到底。在我看来，研究人性和人的心灵的本质，与研究自然界的物体一样，若非借助于仔细和精确的实验，并观察心灵的不同的条件和情况所产生的那些特殊结果，那么也一定同样不可能形成任何观念。与此相反，笛卡尔、斯宾诺莎等唯理论哲学家则用另一种方法来研究人的问题。“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的哲学原则，是作为人存在的唯一可靠标志。在他们看来，真理性的认识只能来自直觉和演绎。
哈耶克：在那个时期，不管是经验派还是唯理派基本上都快走到死胡同。您是两种倾向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人物，完成的正是打破这个僵局的工作，成为这一时期认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
不过，对人的心灵的研究有自然科学所没有的特殊不利条件。当精神哲学收集实验材料时，无法事先定好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实验，并按照预定方法应付可能发生的每种具体困难情况。而且人的心灵的作用是最奇特的，它们虽然紧紧靠近我们，但一旦成为反省的对象，它们便似乎陷于暧昧的地步。我们的眼睛并不容易找到分辨它们、识别它们的那些界线。那些对象太精细了，并不能在同一方面或同一方位下持续很久，必须在一刹那间凭借敏锐的眼睛来把握它们。
休谟：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隐秘地比照牛顿体系而预设了几个不可怀疑的假定，即人性、同情和趋乐避苦的本能。物理存在物的运动和变化以力的作用为动因，道德存在物的激情活动就有“快乐和不快的感受”为动因；自然领域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万物普遍联系、和谐的根据，精神领域就有以人性为基础的“同情”作为人心之间相互沟通、整个社会获致和平和秩序的根据。我主张，我们只能贡献出一幅心理的地图，把人的心灵的各种部分和能力描写出来。如果能知道人的心灵的各种作用，把它们互相分离开并归在适当的项目下，把它们在作为反省和研究的对象时所呈现的那种纷乱情形改正了，那已经是一部分不少的科学工作了。
哈耶克：据此，您激烈批评了唯理论哲学的方法论原则，认为它把人当作一个有理性的东西加以考察，将人性作为一个可以静思、精密分析的题目，由特殊的例证抽象出概括的原则，并由盲目接受的原理而继续推论出残缺的理论，而不顾这种推论的结论是否与常识相悖。这种虚玄的推理不仅很容易陷入错误，而且给哲学本身带来了耻辱。您指出，人类行为的最终目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理性来解释，而应归结为人的情感的选择，而且这种情感活动不依赖于理智的机能。理性的作用只在于支持已作出的决定，而不是作决定。但是，您并不反对一切理性的推理和概括，而是强调这些推理和概括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
毋庸置疑，这场反对唯理主义的运动的始作俑者乃是曼德维尔，但是这场运动的全面展开却是经由孟德斯鸠，特别是您、塔克、弗格森和斯密等人的积极努力才得以实现。
我主张的“进化论理性主义”，一方面表现为对主要是由一些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所明确阐明的普通法法理学中的思想，其间最为重要的则是您的理论。正如自己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讲的：我们所必须继承并推进的乃是休谟所开创的工作，他曾运用启蒙运动自身造就的武器去反对启蒙运动并开一代先河，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去削弱种种对理性的诉求。理性的有效性和成长性是有条件的。人类理性能力的提升并非来自理性本身，而是来自一些“理性不及”的规则。这一点在后续讨论中会讲到。另一方面，是在对立基于笛卡尔式唯理主义的“法国启蒙运动传统”的批判中加以确立的。在这个“建构论唯理主义”传统中，最为知名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尔、百科全书派的学者和卢梭、重农学派人士和孔多塞等人。他们认为，理性是一切的标准，从而把绝对、普遍、客观的知识等同于教条，忽视了经验的、相对的、偶然的知识，视所有人类制度为某个人格化的产物。
休谟：康德在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受我的影响提出了理性的限度问题。您则在无形中沿着康德路子向前走，将他的观点向更远处推了一步。我从您的全部著作中随时随处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忧虑，对“致命的自负”带来的可怕危险有一种高度的警惕。可以把您这种进化论理性主义表述为“个人理性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生活进程”，核心是个人理性在理解它自身运作的能力方面有着一种逻辑上的局限，这是因为它永远无法离开它本身而检视自身的运作；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限度，这是因为它是一种植根于由行为规则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的系统，所以它无法达致那种能将自上而下地审视社会生活并做出评价的地位。您确立的关于理性的总的立场是，“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
您经历了神奇的穿越，可能也累了，下午稍事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