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中华文化重视私德培养的传统(1)

作者：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陈 来

中华传统美德包括优秀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和良好民族习惯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发展的，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具有跨越时空的魅力。中华文化具有诸多鲜明特点，其中重要一点是重视私德培养。发扬中华文化重视私德培养的传统，对于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私德培养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属于国家层面的价值观，不属于个人道德范畴；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观，也不属于个人道德范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才是个人层面的道德价值，其中爱国、敬业属于公德，诚信、友善属于私德。公德即公民基本道德，指向公共生活；私德即个人基本道德，关注个人道德品质。公德、私德都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道德规范，也是要落实到个人身上的道德要求。私德作为个人基本道德要求，在中华传统美德中含义非常丰富，在现代社会中仍有重要意义。

现在我们所说的遵守道德规范、树立道德理想，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都是就个人道德而言；我们所提倡的基本道德规范、道德意愿、道德情感、道德境界，无一不是以个人道德为主，都要落实到个人基本道德上，最终指向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我们所强调的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或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其内容来说，也主要针对个人道德要求和道德修养。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应突出个人基本道德的培养，使每个人都成为主体，落实到每个人的实践中。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应以践履个人基本道德要求为基础，把培养私德作为基本落脚点，引导人们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私德与公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为进一步说明私德培养的重要性及私德与公德的内在联系，有必要回顾一下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的有关论述。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早年在《新民说》一书中大力提倡公德。古代儒家文献《大学》本有新民之说，而梁启超所说的新民则是指近代意义上的国民道德改造与更新。他明确指出，新民之新字包含有二义：一个意义是说，锻炼激发本有的德性而使其日新之、自新之；另一个意义是说，学习采纳本来所没有的新道德而使其纳新、开新、更新之。二者不可缺一。

梁启超从一开始就申明，新民说并不是要人完全抛弃传统。然而，面对20世纪初社会变革和国家富强的迫切要求，《新民说》在1902年刚开始写作时，明显是以提倡公德为主导方向的。梁启超在该书第五节中论述了他关于私德与公德的理解和认识，认为私德是个人的品德修养，而公德是指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德行，并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他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文献所倡导的德行，如忠信笃敬、温良恭俭让等，大体都是私德；所教人的修养方法，如知止慎独、存心养性等，都是增进私德的方法。梁启超认为，我国古人对于私德培养的论述相当完备，而在公德培养方面的论述却告阙如，这对近代国家的形成非常不利。他强调，中国文化中重私德、轻公德的情形必须改变，否则中国在近代世界的衰落是无法挽救的。梁启超所理解和大力提倡的公德主要是爱国、利群，他把个人对群体的自觉义务看成公德的核心，这是同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大势密切相关的。

[责任编辑: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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