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话语体系：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1)
——“哲学与社会发展论坛•2015”会议综述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 王纵横 古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走向全面现代化的实践之路上取得了辉煌业绩，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因此，如何破解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重建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话语体系，已然成为我国哲学界亟需解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由此，2015年12月9日上午，由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哲学与社会发展论坛•2015”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哲学话语体系：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央党校原教育长郝时晋出席论坛并讲话，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韩庆祥教授致辞，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教授主持会议并做会议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张琳教授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来自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以及全国党校系统7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央党校原教育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郝时晋教授：
哲学只有直面和解决问题才能有话语权
直面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是最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径。关于哲学话语权的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哲学；二是中国问题；三是话语权。首先，哲学学科需要在改革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哲学的特点是爱智慧，要追问事物的本质与事物发展的规律。把握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发展的规律，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就能够牢牢把握主动权。我们党历来重视哲学问题研究，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革命建设与治国理政的看家本领。其次，哲学能否发挥应有作用，且不辱历史使命，关键要看哲学研究能否紧扣中国问题并做出回应。关注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的秘诀。关注现实问题并不断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取得重大理论进步的奥秘所在。远离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难以发展，也就无法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新成就，理论自信也就无从谈起。第三，能够不断直面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的哲学就一定能够在话语权的建构中发挥引领作用。话语权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精神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力。面对国内外多种思潮交汇交锋的复杂局势，谁来掌握话语权，怎么建设话语权，都成为我们需要加以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此，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如何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努力参与到当前的伟大社会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艰苦奋斗，努力构建出和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相称，与西方理论相媲美的哲学话语体系并拥有哲学话语权。我们不能否认，互联网和信息爆炸的普及和发展对调查研究方法的冲击，“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早已成为现实。但对实践中问题的透彻了解、深刻分析、科学决策，如果没有真正的深入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没有一定的时间保证，没有科学分析的思考，往往会一叶障目。总之，我们的学者应深入到实践中，在直面中国问题中，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唯有如此，哲学才能够在话语权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哲学也能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韩庆祥教授：
“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要顶天立地
1978年以来，我国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种研究范式。第一种是文本解读派。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者要搞学问，首先要读文本，不读文本，那就不是搞学术。文本解读逐渐成为一种热潮。第二种研究范式是以西解马派。我们中国的专家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置于他们当年所在的西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中来思考，以此来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引起大家的关注。第三种研究范式，我把它概括为“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这种研究范式在哲学界的老专家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强调并注重研究中国的时代问题、现实问题。这三种研究范式在各自方面都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其中，文本解读派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以正本清源，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误解和误读。以西解马派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应具有世界眼光，应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应把握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西方元素和基因，应拓宽我们自身的研究视野，以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开一片新的空间。“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研究范式不排斥文本解读，也不排斥以西解马，并认为它们都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必经之途。但是，前两种研究多是在“空中”、在书房中搞学问，不是走出书房、站在中国的大地上搞学问。“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既要在空中，更要在地上，也就是头上要顶着星空，脚下要接着地气，既要读书本之书，也要读实践之书，既要掌握书本公式，也要掌握生活公式，既要会说教科书中的话、经典文本中的话、西方的话，更要会说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话，建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且融通中外的哲学话语体系。在今天，我认为更要强调并注重“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原因在于，只强调前两种哲学范式，往往会给哲学研究和发展带来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上篇研究有余而下篇研究不足。”我们把文本解读看成是“上篇”，把“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看作是“下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在经典文本和现实逻辑的互动当中来实现的。而我们今天的研究却是“上篇”研究有余而“下篇”研究不足。第二个问题是，没有真正体现哲学的本质。从古希腊哲学到康德哲学，再到马克思哲学，我们看到哲学是发源于问题和疑惑，而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是面向他所在社会的现实逻辑和时代问题的。脱离了现实，脱离了问题，也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本质。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哲学达不到时代实践和人民所要求的水平。因为这样的哲学研究是滞后的，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实践要求和人民诉求，哲学表达不出自己的声音。马克思注重走出书房，而我们往往是呆在书房；马克思关注现实生活和实践逻辑，我们却只关注文本解读与书本逻辑；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性的，因而他的理论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并付诸实践，而我们的哲学往往是概念性的。第四个问题是，哲学丧失了一定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研究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就逐渐沉默，继而失去了回应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问题的话语权。因而，我们注重“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并将其概括为四个核心概念：现实逻辑、中国问题、话语体系、哲学话语权。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应该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作为首要课题，建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且融通中外的哲学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范式新方法，继而形成一套全新的哲学话语体系。只有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才敢说哲学重新具有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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