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译林梦与真

本文选自《民族复兴的强音——新中国外语教育70年》

文/许渊冲

（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先后在清华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出版《诗经》《李白诗选》《西厢记》《莎士比亚选集》《包法利夫人》等译著120余部，是中国诗词英法韵译的唯一专家。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一、人生“三部曲”

我从小并没有展露出特别的语言天赋，但我喜欢美的东西，喜欢“曹冲称象”这种有别于常人、充满智慧的故事。能够想出别人不能想到之处，成为我翻译之路上追求的极致和快乐。

1932年，我升入江西南昌第二中学。我喜欢的功课是国文，朱自清的散文、赵元任的诗歌，使我体会到了中国文学“赋比兴”手法的妙处。

1936年，我升入高中。在高中二年级乙组（即文科组）的英文课上，老师选了包括美国总统林肯在战场上的演说词等30篇短文，要求大家背诵并模仿造句作文。林肯演说词最后一句提到“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英文只用了三个简单的介词，就说明了“民主”的精神。我觉得比中文三个动词（有、治、享）好记多了，只读几遍就记住了，而且后来我还活学活用，结果考试考了全组第二名。这大大提高了我学习英语的兴趣，奠定了我一生事业的基础。

1938年，我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在西南联大读书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的重要阶段。联大诸多良师益友都对我的翻译事业及人生价值观产生了影响，我是吸收百家之长，哪家有用吸收哪家。吴宓先生是第一位改变了我的翻译观念的老师。上联大以前，我坚持鲁迅的“信”。那时候鲁迅刚出版《死魂灵》。我喜欢他的杂文和散文。他在杂文中批评别人的翻译，通常都很犀利。但是他过于坚持“直译”，《死魂灵》就是字对字翻译的典型。

上联大之后，我的第一课是听吴宓讲翻译。吴宓主张意译，跟鲁迅意见相反。他为外文系讲翻译时说：真境与实境迥异，而幻境之高者即为真境。他的观点是，翻译是对真境的模仿，要通过现象看本质。吴先生讲课时喜欢讲柏拉图的one many（“一”与“多”）。他说“一” 指理想，如方或圆；“多”指实物，如方桌圆凳。方桌无论多“方”，四边总有不够直的地方；圆凳无论多圆，也不可能做到圆周每点都和圆心距离相等。翻译也如此，译文和原文很难处处相等。西方语文多是拉丁语系，对等之处较多；中西语系不同，对等之处就少得多了。因此在中西互译的时候，就不可能像西文互译时一样应用对等原则。也就是说，直译用得少，意译用得多。

除了吴先生外，钱锺书先生对我也影响深远。钱先生有一点很厉害，他能化平常为神奇。他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我一辈子都在学钱先生这一点。关于翻译问题，钱锺书先生在给我的英文信中说译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色玻璃般的翻译法，一种是有色玻璃般的翻译法。前者会得罪诗，后者会得罪译。两难相权择其轻，他宁愿得罪诗。我却认为无色玻璃翻译法追求的是真，是柏拉图的“一”；有色玻璃翻译法追求的是美，是柏拉图的“多”。原诗是真而美的，译文如果真而不美，不能算是传真；译文如果美而不真，那有可能是失真，但也有可能是超过了原文的美。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 后来我读到钱先生的结论：“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后面这句话是从《论语》第二章中引用的。我的理解，“从心所欲” 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文学翻译上就是求美；“不逾矩” 就是不超越客观规律，在文学翻译上就是求真。换句话说，求真是低标准，是必需条件，是消极要求；而“从心所欲”是高标准，是充分条件，是积极要求。以上是我从吴、钱二位先生处得到的启发。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因为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教育部就要求全国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的男学生参军，联大三十几个同学都报名了，其他大学加起来也有三十几个。我们七十几个人先到翻译训练班学习两个月，训练班的课程有英文、翻译、会话、天文、地理、航空常识等等。在一次欢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招待会上，“三民主义”这一翻译难倒了全场。我灵机一动，“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脱口而出，从而化解了宾主双方的尴尬。这也是我第一次尝到沟通中西文化的喜悦。我当时的外文水平并不是最出色的，但已经出了风头。之前提到我在高二时背了30篇英语短文，从此外文成绩跃居而上，其中就有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表达法。那次翻译便派上了用场。

194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1950年获得巴黎大学文学研究文凭，大批留学生响应号召回国，1950年年底，我就随大家一起回国了。我回国后到了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1951年秋，北京市号召知识分子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被分到了四川省永乐县。回京后，越南的抗法斗争需要翻译，我于是被调到香山外国语学院去了。

1951年到1980年，由于历史原因，我并无太多译作问世。1983年我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英语系教授，从此笔耕不辍，译通英法。

二、译贯中西

我70岁从北大退休，可以说是退而不休，翻译的快乐对于我就像水和空气。我的翻译作品涉及中文、英文、法文三个语种，涵盖了诗词、杂剧、散曲、哲学经典以及外国小说等。中译外的主要作品有《论语》《道德经》《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三百首》《唐五代词选》《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宋元明清诗选》《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中国古诗词选》等，外译中的主要作品有《一切为了爱情》《水上》《飞马腾空》《昆廷·杜沃德》《雨果戏剧选》《红与黑》《人生的开始》《高老头》《包法利夫人》《哥拉·布勒尼翁》《约翰·克里斯托夫》等。其中，中译英的《楚辞》被美国学者誉为“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西厢记》被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评价为可以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钱锺书先生在看到我的《李白诗选》（1987 年）英译本后曾说：如果李白能活到今天，一定会和你成为莫逆之交！

虽然如此，但从过去到现在，翻译界对我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争论，只要是不同流派之间的正当学术讨论，我都很欢迎。只要是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我都接纳。我在翻译上打破了很多框框，对此国内有些争议，认为我的翻译与原诗差别较大，意译的成分较多。按照他们的观点，忠实原文逐字翻译最好，翻不好也没关系。但我认为，翻译的忠实不仅要忠实于形式，更要忠实于内容。内容形式统一时，我不离开形式；内容形式矛盾时，我选择内容。如果我的表达形式比逐字翻译的形式更能传达原文的内容，那我会选择我的表达方式。

我觉得文学翻译应该成为翻译文学，也就是说，翻译作品本身要是文学作品。有一位西方语言学家说：翻译就是两种语言文字的统一。如何统一呢？把一个国家的语文转换成另一个国家的语文就是统一。在西方国家之间，这一点不难做到，因为据电子计算机统计，英、法、德、意、西班牙等国的语文，约有90%可以找到对等词，所以翻译比较容易。但是在中国语文和西方语文之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同样是据电子计算机统计，中西之间只有不到50%可以找到对等词。那不对等的一大半怎么办呢？那不是源语占优势，就是译语占优势。一般说来，占优势的多半是源语。因此中西互译的时候，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时，应尽量避免劣势，争取均势，如果找得到对等词，那并不是不可以用；如找不到，那就要尽可能选用优于原文的表达方式，发挥译语优势，使译文能和原文一样成为文学作品。换句话说，西方国家之间的翻译基本上可以用对等译论，而中西互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就要用优化译论，甚至是创译论了。

对等译论和优化译论的区别可能需要举例才好说明。我想举毛泽东的《为女民兵题照》的最后一句“不爱红装爱武装”为例。这一句美国诗人恩格尔（Engle）夫妇的译文是：They like uniforms, not gay dresses。这个英译文如果还原成中文大约是：女民兵喜欢军装（或制服）而不是艳装（或浓妆艳抹）。从字面上看，译文翻出了原文的意思或内容。但是鲁迅说过，中国文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就说这一句诗吧，意思是表现女民兵的英雄主义思想，具有意美；声音上重复了“爱”和“装”，具有重复的音美；形式上“红装”和“武装”对称，具有对仗的形美。英译文有没有表现这三美呢？首先，英译文的制服或军装并不能表现女民兵的英雄主义；其次，译文没有重复的音美；最后，译文没有对仗的形美。这就不可和原诗同日而语了。由此可见，对等法的英译文和原诗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怎样才能使译文和原文可以媲美呢？那就需要选用更好的译语表达方式，例如下面的优化译例：They love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译文还原，那和原文可就大不相同了。原文说“不爱红装”，译文说是不爱涂脂抹粉，那就是把红装特殊化、具体化了。原文说“爱武装”，译文却说是敢于上战场、敢于面对硝烟，那就是把武装特殊化为“上战场”，又把“上战场”具体化为“面对硝烟”。如果说“上战场”是更好的表达方式，那“面对硝烟”几乎可以算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了。这两种方式表达了原诗英雄主义的意美。原文有重复两个“爱”字、两个“装”字的音美，但两个“爱”字都是动词，两个“装”字都是名词。译文也有两个face，两个powder。但是一个face是名词，当“面孔”讲，另一个是动词，当“面对”讲；一个powder是名词，当“火药”或“硝烟”讲，另一个是动词，当“涂脂抹粉”讲。从音美的角度看，译文和原诗一样有重复的音美；而从意美的角度看，则使诗句更形象化、更富有诗意了。最后，原诗有“红装”和“武装”对称的形美，原文有两个“装”字，两个不同的修饰语“红”和“武” ；译文更进一步，使词语既有重复的音美，又有对仗的形美，和原文一样具有“三美”了。由此可见，译诗不能只用对等的方式，而要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就是英国诗人柯尔律治（Coleridge）说的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把最美的表达方式放在最好的地方）。

傅雷先生说过：“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他又说：“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过与不及，可能各人看法不同，但首先要求译者自得其乐。“知之、好之、乐之”的读者越多，译文取得的胜利就越大。根据傅雷先生的标准，我自己翻译或者读别人的翻译作品时，心里总要问：原作者的中文（或外文）写作会是这样的吗？译文是太过还是不及呢？

中国学派的译论主要源自儒家和道家思想。“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儒家思想是文学翻译的艺术论。而孔子提出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视为文学翻译的实践论。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提出了文学翻译中 “信”与“美”的矛盾，这可视为文学翻译的本体论或矛盾论。同时，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前半句之意“道理是可以说出来的道理，但不一定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道理”，应用在文学翻译上，即翻译之道是可以知道的，但不一定是大家常说的对等之道，而可能是创新之道、优化之道。后半句之意为 “天下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有个名字，但名字只是符号，并不等于实物”。用它来解释文学翻译，一层意思是原文文字是描写现实的，但文字并不等同于现实，两者仍有距离；另一层意思是译文是反映原文的，但并不等同于原文，有可能比原文更贴近现实。

儒家思想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论语》。如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如果把“学”理解为“学习”，把“习”理解为“温习”，虽然不错，但是意义不大。如果把“学”理解为“得到知识”，把“习”理解为“付诸实践”，那意义就大多了。甚至可以说，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不断取得知识，不断付诸实践，这样才能对人做出贡献，自己也得到乐趣。译成英文就是：It is delightful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论语》第六章中有一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思是说：知道不如喜欢，喜欢不如体会乐趣。这话可以用来说明文学翻译的标准。就是说， 翻译要使读者知道原文说了什么，这是低标准；要使读者喜欢译文，这是中标准；如果能使读者体会到乐趣，那就是高标准了。所以这句话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翻译为：

1．To understand is good, to enjoy is better and to delight is best. 2．To know the truth is good, to love it is better, to delight in it is best.

3．To make the reader understand what the original says is good, to make him enjoy the translation is better and to make him delight in it is the best.

“学而时习之” 是文学翻译的实践论，解决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也可以算是翻译的认识论。“从心所欲不逾矩” 解决主客观的矛盾，是文学翻译的矛盾论或本体论，也可以算文学翻译的方法论。“知之、好之、乐之” 是文学翻译的目的论。《论语》三句话就可以概括文学翻译的五论了。

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独一无二的。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老子思想充满着哲学智慧，为中国翻译理论提供了源头活水。建设文化强国，建设翻译强国是其中应有之义。而后人应当铭记的是继承古典，不忘过去。同时，既要继承，也要发展；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应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使之发扬光大，造福人类。换言之，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其作用理应受到广泛重视。而要成为一名好翻译，首先要学好自己的优秀文化，进而从中不断汲取丰富的营养。翻译要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

三、超越美梦

回忆1938年考取西南联大时，有同学问我的梦想是什么。那时我的表叔熊式一在英美演出《王宝川》和《西厢记》，引起轰动，名利双收。父亲每次谈到表叔的名字闪亮在英国、美国百老汇的霓虹灯箱上时，就兴奋不已。当时我觉得表叔的成就不可企及。我就回答说：想做表叔那样的著译家。后来我译的《西厢记》读者认为胜过熊译，这就是梦想成真了。

1999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的10位教授，联合提名我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评委、女诗人瓦尔奎斯特（Vallquist）特地给我写了信，称我的翻译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样本”。我回信说“诺奖一年一个，唐诗宋词流传千年”。诺贝尔奖只说明他们十几个人喜欢这个作品，我不把这个看得很高。如果我获奖，也是奖给中国文化的。如果读者看了我的书觉得人生更美好，我觉得更有意义。

小时候听到过的话，后来对我一生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是 “七十二行， 行行出状元” 了。93岁时，我在七十二行中的一行，居然得到了一项国际大奖，也可以算是中了一次状元吧。2014年，中国翻译协会把我译的《诗经》中的 “千古丽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英、法译文作为译例送报国际译联，得到了国际译联的最高文学翻译奖—— “北极光” 奖，这就超越我的梦想了。

2014年，许渊冲获“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

中国古代诗词可以影响世界。学好古诗词，把中国古代诗词借用当代的表现形式，为现代所用，为中国所用，为世界所用，建设一个更加和平而幸福的世界，是我们的文化使命。

而诗词英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中国人翻译《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证明了徐志摩的话，只有中国人能译好中国诗。西方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很不够，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世界独一。现在世界上有13亿多人用中文，有大约8亿人用英文，中文和英文都是世界上用得最多，也是最重要的语言。因此，要在全世界宣扬中国文化，使中国成为文化强国，首先要把中文译成英文。翻译是关键，正确的翻译能打破文化隔阂， 能让人看到我们真正好的东西。翻译不是只翻译形式，而是要翻译内容。文学翻译要变成翻译文学，因为翻译本身就是文学。

2015年“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授予了我。在授奖会上，中央电视台记者要我把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译成英文，我说：这是曹操的诗，说老马待在马房里，但是还想日行千里。原诗骥（jì）、枥（lì）、里（lǐ）三字富有 “三美” ，所以译文也要富有 “三美” 。所以我翻译如下：An old steed in the stable may stay, But still it longs to go a long, long way.

原诗用了三个i音，译文就用三个st（steed 骥，stable 枥，stay 伏）。译诗第二行还用了三个long，第一个long是动词，是“想要”的意思；第二、三个long是形容词，是“长”“远”的意思。这句意思是：老马还想日行千里，走很远、很远的路呢。“路”的译文way和“待”的译文stay押韵，富有音美；long一词重复，富有形美，这样译文就富有“三美”了，也算不辜负“中华之光”的嘉奖吧。

过去这九十多年，如果按照但丁《神曲》的分法，我的人生可以分为《青春》（1921—1950年）、《炼狱》（1951—1980年） 和《新生》（1980年至今）三部曲。概括起来就是，50年代教英法，80年代译唐宋，90年代传风骚，21 世纪攀顶峰。

20世纪英国诗人艾略特说过，一个艺术家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地为了更高的价值而做出自我牺牲。物理学家李政道也说过，发现前人的弱点并超过他们，就是突破。我这一生，先是不断超越自我、学习别人、提高自己，最后做到超越前人、攀登高峰。

生命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我不管还能活多久，认真享受每一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发现美、创造美，这个乐趣别人偷不走。我的翻译也有很一般的，也有糟粕的。精华也是受前人的启发。精华留给后来者，我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环，把美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这是我的中国梦。现在大家正在实现中国梦，但愿我翻译的这些诗文，能为中华文化大厦添上一砖一瓦，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