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改革开放40年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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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以“合规新生态，守望新未来”为主题的澎湃新闻2018金融发展高峰论坛在上海举办。本次论坛由上海报业集团·澎湃新闻主办，由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特别学术支持。
原文如下：
主持人：面对当前的中国金融新生态和新未来，金融机构如何更好适应这一变局，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哪些政策将怎样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下一阶段的中国乃至全球的金融业和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40周年历程中，在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影响力越来越重要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和金融企业在这其中又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有哪些金融科技创新？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路径和未来方向如何？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圆桌论坛的环节。让我们有请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 严弘 先生；东亚中国执行董事兼行长 —— 林志民 先生；花旗中国副行长，个人银行业务总裁 —— 柏达仁（Darren Buckley）先生；大华银行（中国）个人金融服务部中国区执行总监 —— 林培丰 先生；让我们有请这几位上台，跟我们一起探讨改革开放40年，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行业的理解和他们在中国的发展畅想。
接下来这个环节，请严先生来主持这个讨论。
严弘：谢谢主持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三位在中国的银行业有着丰富经验，同时又具有国际视野的几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主要负责人。实际上大家都已经看到，在屏幕上都有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和他们的职务，所以我不一一赘述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新发展，外资金融机构在过去的四十年，已经在中国的市场里面耕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外资金融机构他们进入中国也为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带来了很多的新思路和新做法。
首先请在座的几位嘉宾，先介绍一下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你们各自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市场上运作的一些经验和体会。首先有请东亚中国的执行董事兼行长林志民先生。
林志民：谢谢院长。可能我们先讲一下历史，外资银行进入内地，应该是从改革开放开始，1978年开始。我讲四个主要的事情。
第一个十年，外资银行应该讲从1978年到1988年，就是一些传统的老四行，东亚银行、汇丰、渣打，花旗等刚刚起步，外资银行主要在业务方面去推动。
第二个十年，其实很多外资银行从1988年开始，进入内地开展业务。外资银行的确碰到货币的并轨，另外还有宏观调控，来到内地以后，我们才知道有这些方面的情况。
第三个十年，大家可以看到外资银行的起飞，尤其在2007年，允许外资银行成立法人银行。最早是新四行，第一批东亚、汇丰、渣打、花旗，成为第一批外资银行在内地成立法人银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发展非常非常快。
第四个十年，很多互联网公司，外资银行和这些公司一样，我们认为互联网的时代来临，对于我们既有冲击，也有机遇。这是我讲讲历史。
接下来讲东亚，东亚银行来自香港，我们是一个老牌银行。东亚从1920年在上海，我们是唯一一家外资银行，从来没有离开过。在1978年开放之后，我们从香港过来做业务。以前我们做业务就是做贸易融资，另外就是信用卡的结算这些业务，比较简单。慢慢开始就是有企业贷款。最早我们做外币，慢慢可以做人民币；最早我们做外资企业，外地人，慢慢开始做本地人，还有本地企业的业务。所以在很多业务方面，东亚整个四十年都在参与，尤其在2007年，中国入世，允许外资银行可以做全面的银行业务，到那个时候可以看到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的信用卡和借记卡，都是由东亚银行开的。中国第一个在香港发的点心债，也是东亚银行发的。银行的发展，包括我们在上海自贸区开立的支行，包括今年我们得到银保监会的批准，在前海那边开拓第一家外资银行分行。
这标志着东亚在整个改革40年里面，我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们不但服务于我们的客人，也让这些客人得到很多不同的金融业务。另一方面也是跟着国家发展，一起进步。
最初的时候，我们把很多新的观念引进到内地发展，很多产品，管理方面，分工方面。后二十年，一起跟中国的金融机构去发展。到目前，我们不但发展了，我们还在拥抱互联网，怎么把业务做得更好，所以我简单的讲讲这个开场白，谢谢。
严弘：谢谢林总，林总一开始就给我们说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历史，东亚银行从1920年就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我想东亚银行基于香港的银行，中国比较熟知特别是1920年就进入中国大陆，相信这中间经历了很多曲折的路程。另一方面，我们的柏达仁先生，他是花旗银行在中国的代表。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银行，在中国过去许多年的发展，你们有哪些经验和体会？
柏达仁：花旗银行在1982年进驻上海，起初业务着眼于支持美国和欧洲公司向中国市场扩张，这也为花旗银行在在中国机构业务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现如今，花旗银行不但能帮助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投资，也能为中国政府和企业提供“走出去”的服务。
花旗银行的个人业务于2002年在中国落地。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外资银行能为客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随之增加。到2012年，花旗银行已经能为中国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体验，但花旗银行也意识到个人业务在中国的扩张有些难以跟上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变革的脚步。
花旗银行刚进入中国市场时，很多本土银行希望向其借鉴经验。例如，花旗银行曾与浦发银行开展长达9年的战略合作，为后者提供有关金融产品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新理念。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和创新，现如今的中资银行在某些领域的经验和技术积累，足以作为模版输出到其他国家与地区。
严弘：谢谢柏先生的分享。柏先生在中国有三十几年了，所以对中国整个金融市场和银行业的发展都是见证者。而且从当初银行业非常少的服务项目到现在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服务项目，都已经是从中国的服务品质可以形成世界的服务品质标准，这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取得的成果。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外资银行在市场中给大家起到的典范作用，还是非常巨大的。
顺便说一下，今天没有翻译，这也是我们主办方一个刻意的安排。因为中国特别是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假如大家听不懂国际伙伴的交流，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有哪一位有朋友有困难，以后要多学一点英文了。
下面有请林培丰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华银行在中国过去多年业务发展的经验和体会。
林培丰：谢谢各位。我很快的介绍一下大华银行。在我介绍之前，我讲一件有趣的事，其实在这里的一个是我的邻居，一个是我的前同事，这就是外资的一个特色。其实我们的圈子很小，我们通常都会聚在一起聊。所以像刚刚说的外资十年的历史，我很有感受。
跳到现在的大华银行，我刚刚加入大华的时候，我到网上一搜大华两个字，先跳出来的是大华社区。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大华银行，我们常常说他是新加坡的三大银行之一，新加坡也只有三家银行。但是大华银行是第一批走出去的华人建立的银行，他是由福建人建立的。它第一次走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历史的照片，特别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找到一张我们老主席和习大大的合影，其实我们非常感动。从一家走出去的银行，到现在我们走回来，其实对我们的意义很深重。
这四十年来，在国家还没有提倡海上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时候，大华已经在静悄悄的做这一件事。为什么？严格来讲，大华银行不仅仅是一个新加坡银行，它应该是一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的本土银行。因为它每到一个地方，它相信一件事情，它一定要扎根，一定要生根。所以在国家提倡“一带一路”之前，我们当时已经帮助五百多家企业，走到东南亚去，去开拓他们的市场。因为我们在这四个地方扎根了之后，我们不仅仅了解这几个市场，而且了解当地的老百姓。我们跟当地政府的关系非常好，我们跟当地监管的关系也走得很密切。所以很多走出去的企业，其实他们碰到的问题和很多当初走进来的企业碰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如果我总结下来，就是大华在很低调的帮助国内的企业走出去。现在国家提倡“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我也挺开心的，这契合了我们整个银行的布局和网点。
我自己负责的是零售业务，我们大华真正拿到人民币牌照是2008年，所以我们刚好过了十周年。在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大事，我们上海买了楼，而且在陆家嘴自己买地盖楼，成为第一家外资银行在陆家嘴买楼的企业。这对于大华而言意义很深重，意味着我们在上海落户了，也意味着我们在中国落户了。所以希望在未来的四十年，大华不只在上海能落户，而且在中国主要的城市都能够落户。
严弘：谢谢林总的分享，大华银行也是挺有特色的，特别是从它的业务定位和业务侧重来说，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走到他们比较熟知的国家和地域，可以用他们比较熟悉的领域，对中国企业带来帮助。这也是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能够起到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
但是所有的外资银行，他们的母市场，他们的本土市场实际上可能跟中国市场都有很大差别，所以在中国市场要进行打拼，进行竞争，还要和很多很大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进行竞争。我们还要跟很多所谓的“宇宙行”，世界上都是排在前十位的这些银行进行竞争。所以从体量来说，可能很难跟他们竞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外资银行如何寻找到自己独特的角色，在开展业务上，我们具有什么样的挑战？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首先请林总分享。
林志民：因为我在内地工作，今年是第26个年头了。刚开始，外资银行来到内地开展业务，然后慢慢国内的金融机构开始发展。我们发现现在是反过来，外资银行现在也和中国银行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发展。我们来的时候，刚开始来内地，很多时候有一些法规方面不一样，还有很多客户的要求不一样。
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2007年，我们转型法人银行，开始做零售业务，开通ATM业务。ATM在香港很特别，如果大家去香港留意ATM，你去提款，你要先拿卡，然后才可以拿钱。在内地，一定是先拿钱，然后才可以拿卡。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调整系统：如果是外国的卡，我们就使用这个方法，先拿卡，再拿钱。如果是本地的卡，就先拿钱，再拿卡，这是一个习惯的差异，我们也碰到这些问题。既然我们来到内地做金融业务，必须迎合当地的风土民情去做。
另外还有竞争，今天讲中资和外资竞争，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外资银行整体上的占比还是比较低的，虽然我们讲竞争，很难直接竞争。但是唯一的一点，我觉得现在整个金融市场，中外资银行的合作我看到越来越多，不但在内地，还有国际上面，不断的有合作，这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
另外还有一点，互联网时代，中外资银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和互联网竞争，另外就是和互联网的合作。我就讲这些。
严弘：谢谢林总，林总提到现在中外资银行合作蛮多的，比如花旗银行和浦发银行之间，一直都有合作。不少外资银行教会了我们很多国内银行一些业务方面的技巧，可能也给他们自己培养了一些未来的竞争对手。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刚刚柏先生先生说，现在浦发银行发信用卡比较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土的银行是不是对本地的市场会了解的更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外资银行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如何克服一些困难？我请柏先生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想法和一些体会。
柏达仁：花旗银行从未把中资银行看作是竞争对手，因为本土银行不仅在资源和规模上占优，也具有服务本土大众的社会责任。作为一家拥有200年历史的国际银行，网点遍布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花旗银行的优势在于能为拥有有全球视野的个人和企业客户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因此，花旗银行更愿意将本土中资银行视为潜在客户，帮助它们拓展海外业务。
严弘：谢谢。柏先生特别强调了花旗银行本身并不跟中资银行有直接的竞争。从某种层面来说，从大的格局来说，他们是把中资银行作为一个客户，他是想做成一个银行的银行。但另一方面，在个人服务方面，他们也是从客户的群体分层上面，抓住自己比较熟知的，对应的客户群体，能够为他们提供全球的服务。这也是外资银行根据各自的特色在中国提供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模式。
刚才大华银行也提到他们的模式就是能够帮助国内的企业走出去。当然在做这方面的同时，实际上他们可能也面临着国内很多大的银行，也都在海外纷纷设立各种网站，也在帮助国内一些企业走出去，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另外大华银行实际上在中国，也在提供一些个人金融服务方面的业务。在这一系列不同的业务线上，像大华银行这样一些外资银行在中国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或者困难？
林培丰：其实对于企业和对于个人走出去，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其实就是监管方面。因为如果说严格来看，我们有些企业到国外，从个人角度来说比较困难的，主要是监管方面。不过刚刚聊到我们也在和监管沟通，试着在合规、合法的情况下，提供一些远程的服务，帮助我们的客户在人不离沪，人不离京的时候，能够满足他国外的需求，其实在这一块也做得很不错。
刚才严院长说了一点，我补充一下，我们外资银行没有把中资银行当做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很多的客户，比如在“一带一路”的时候，我们和很多中资银行，大家可以看到崔行长也说到，我们最近跟他们也形成了战略合作，我们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都签署了战略合作。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接下来走出去的，还有很多所谓的金融科技公司。我们的策略很简单，我们面临的挑战和竞争对手，是所谓新的Fin Tech。很多银行间碰到的问题都是相同的。在Fin Tech这一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投资，是和国内的品钛。我们在印尼有一个合资项目，恰恰好利用中国的科技，怎么输出给到大华印尼，甚至其他银行的金融生态圈。崔院长所说的就是放眼天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银行也想走出去，在走出去，说白了像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这些市场都很大，不是说大华一家银行就可以占领整个市场，这个不可能。所以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很务实的方法，一方面开拓中国的市场，一方面开拓东盟的市场，特别是像这次的李总理访问新加坡的时候，他再三强调，因为新加坡近五年来还是中国主要的投资国，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中国企业走进同盟，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银行同业和Fin Tech，希望可以采取一种更紧密的联盟。因为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其实这些所谓的Fin Tech，一夜之间把你的客户吸走，这个挺恐怖的。
严弘：谢谢林总的分享，品钛正好是我们上海高金的校友企业，最近刚刚在美国上市，希望可以在Fin Tech方面有更多的作为。银行和Fin Tech企业，一方面担心影响到他们的业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合作，使得他们自己的业务能够自家适应市场的发展。
大家都分享的非常好，非常到位，我也学到了不少。最后我们结束之前，留几分钟给在座的观众提几个问题。在此之前，我问几位嘉宾最后一个问题。从各自银行的角度，对各自银行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我们做一个展望。
林志民：虽然现在这一两年经济复杂性比较多，但是作为银行来讲，中国经济发展比较蓬勃，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所以对于东亚银行来讲，跨境业务是我们的重点。另外还有国家的大湾区战略，东亚银行在大湾区里面，我们部署的网点是最多的。另外香港也是背靠整个大湾区，所以我们怎么把大湾区和香港连接起来，这也是我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
再加上刚刚大家讲到的我们和互联网的合作，怎么利用现在互联网的技术，把外资银行，比如说东亚银行做好，我们的网点还是有限的，怎么扩散到整个国家里面，怎么服务更多的客户，所以我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充满信心。
严弘：谢谢林总很乐观的展望。接下来有请柏先生给我们谈一谈从花旗银行的角度，对未来在中国的业务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展望？
柏达仁：目前，花旗银行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12个主要城市拥有营业网点。虽然数量有限，但这些网点涵盖了中国20%GDP的地区，符合花旗银行的战略选择，即专注服务拥有全球视野的高净值客户。花旗银行在未来将继续推进数字化业务，在中国金融监管允许的条件下，为中国客户提供更便捷、人性化的服务。
严弘：谢谢。有请林先生。
林培丰：第一，我们会把“一带一路”的工作继续做好，继续强化。
第二，我们在大湾区，现在也开始做我们的布局。
第三，我这边先卖一个关子，我自己负责的这一块零售，在接下来几个月，会有所部署，会有一些动作。其实也就是刚刚我说的，我们是四个地方的本土银行，希望以后中国能够成为我们第五个家，我们可以成为五个地方的本土银行。
严弘：谢谢林先生。最后给大家留一个问题。
提问：我想问一下三家外资银行的负责人，站在中国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我们的外资银行在业务调整方面会不会有变化？比如说在网点上面，有没有一个策略？以及业务方面，我们有没有策略？
林志民：今年大家都讲金融开放，我们也迎来了春天，包括业务的开放，包括一些投资。作为东亚银行来讲，我们是欢迎的，所以我们还在研究这方面怎么落实。
柏达仁：花旗银行对于中国金融开放表示欢迎，我们当然也在期待科技和政策两方面的进一步的落实和发展。例如最新大量应用的人脸识别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在中国市场，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到处都是并且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应用。外资银行可以运用人脸识别技术轻松地识别客户，在将来，这项技术将不仅用于识别客户，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来提升业务办理的便利性和灵活性。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利好，对于银行业整体来说也是一个利好。在将来，我们将会继续从多方面支持政府和他们发布的政策，并且我们将会提升自己的整体业务水平，在所有方面都作出出色的成绩。
林培丰：我们集团在9月上旬的时候，在中国开了集团董事会，我们讨论了很多。简单的回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和监管讨论细则，不过在中国肯定会加大投入。这是我们开了两天会总结下来的，我们重在细则。我们在华的几个项目已经得到批复，接下来几个月，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动作。
严弘：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时间到了，大家都意犹未尽，但是下面还有其他更精彩的分享。让我们感谢台上的嘉宾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这个环节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