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太深刻！百年前一篇文章一句话点破中国落后西方的根本原因 直到今天依然发人深省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其中，“所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深入学习可以悟到，树立正确角色观，在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其意义不只在于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更在于引领中国确定国家发展方向，迅速赶上时代潮流。
这一理解，首先来自于改革开放历史的启示。40年前，中国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节点——改革开放的节点，中国人民勇敢地迎接了这个节点，从而开创了今天有目共睹的历史最好状态。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开始，起于19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先驱者们克服习惯性的保守僵化思维模式，睁开眼睛看世界，认清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和位置，得出一个判断，中国已经落后于世界，唯有改革创新才能迎头赶上，即如邓小平所言，“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邓小平之所以这么说，这与他的中国角色观有关，他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看到了中国的真实角色，意识到“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而中国落后了。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他在参观日本的钢铁、汽车和电器工厂时，说了一句话，“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可以说，相对于文革期间的盲目自大而言，此说是对中国角色的一种“知耻”——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世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再不赶上只会越来越落后。提出“赶上时代”，正可谓知耻而后勇。
把镜头的角度进一步拉伸，我们会发现，近代以来中国所走过的路实质上就是一条弯弯曲曲地赶上时代的道路；之所以弯弯曲曲，就在于，要真正弄清楚中国的角色定位，并不容易。
中国的落后之因不全在于器物
中国文明史悠久，有着超级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这当然是中国之优势。何况，在18世纪时，中国与欧洲发生文明交流，一度出现的是中学西渐之势，这助长了中国人的优越感，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观察到的中国人是这样的：
“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部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
然而，历史行进到19世纪中期，中国的角色突然错位。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此一战，中国被远道而来的英国击败，南京条约签订，中国不得已宣布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和税款协商，满足了英国的胃口，中国近代史以屈辱的形式开始。
应该说，战败的事实让中国不得不知耻，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就说，“18世纪梦幻般的中国被无情地蒙上了肮脏、落后的阴影，当新教的复兴精神使美国传教士前往非信教地区时，他们宣称，工业、民主和基督教是产生西方强国的三大要素。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件决定性的事实，而且，极具道德原则的传教士也会无孔不入。”
是的，船坚炮利是一件决定性的事实。以当时战争的主要武器火炮而论，清军火炮的状态如《道咸宦海见闻录》所载：“炸弹（射程）不过一二里，亦不能及其（英军）船只；且炸弹有炸有不炸，或掷出而终不炸，或甫然而即炸，分寸时刻最难定准。”
从技术原理上说，此时英军火炮与清军火炮并无本质区别，但效果上英吉利炮却远胜清军的红夷炮。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后，英国的钢铁冶炼工业领先世界，英国人能够将生铁再熔重炼，有效滤除了杂质，增强了钢的刚度和韧性，火炮能够耐受高温，威力大增。
“船坚炮利是一件决定性的事实”，凭着这种感觉，人们认定中国之落后在于器物的落后，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有了洋务运动，试图将西方的坚船利炮翻版过来。此后，洋务运动也取得了相当的实绩。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的海军装备已经不输于日本。但是，中国又战败了。这似乎提示着，中国之落后当然与器物有关，但又并非全在于此。
保守僵化的头脑开创不了新制度
随着人们对西方了解的深入，开始有人发现西方之所以优先于中国并非只表现在器物方面，其社会组织形式即制度也自有其特色。事实上，甲午战败以后，参战的幸存者在反思战争的整个过程时就提出“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所谓按照西法，在这里是指海军军制。
日本人早就认识到，“如果认为新型战舰是必要的，那我们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建造，如果我们军队的组织不恰当，那我们就必须从现在起开始对它改造；如果有需要，我们整个的军事体制也必须加以改革。”
满清统治者却缺乏这样的认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所就说过：“华船分隶数省，畋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气，万一中东有事，胜负之数尚难逆料。”
晚清大员郭嵩焘实地考察欧洲以后，终于认识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才有了维新变法之举。当然，维新变法也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首要之点应该是保守势力、既得利益者在当时太强大了，改变制度之举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此时，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观念还普遍停留在专制社会的氛围中——因长期的压抑而麻木不仁，如鲁迅小说《药》所揭示一样，革命者在为中国的前途抛头颅洒热血，而相当的民众则乐于充当看客。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试图以解决制度为突破口，使中国赶上时代，难度犹如沙滩上盖楼。
解放思想、文化创新才会助力中国追赶世界
正是鲁迅其人，他在1907年写的《文化偏至论》中，发现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关键原因——文化观念的差异。他说，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于是，关于中国与世界之根本差距应从文化上进行追溯的思想愈益深入人心。从文化上追溯，中国文化变革的对象是什么呢？首当其冲者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客观地说，在保持并延续大一统中华国家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发挥了凝聚剂的功能，自有其功劳。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也因此而形成了顽强的保守性，最致命的伤害，就是严重禁锢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关于当时中国的保守僵化封闭，马克思即使同情中国受大英帝国欺凌，亦如此看。他认为到19世纪时，中国的文明处在一种保守和封闭状态中：“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因此，在检讨中国之失败于西方时，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保守心态的责任是必定会触及到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风暴在中华大地刮起。1915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陈独秀显然认为，国家之前途必定在于思想解放的青年一代。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他以激烈奔放的感情、新鲜活泼的文字鼓动青年，鼓吹新文化新思想。 就在《新青年》杂志在上海活跃起来时，在古都北京，著名新潮人士蔡元培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大胆改革，奉行思想自由的政策，一大批新思想人物进入学校教授团。1930年代有人评价道：“所有最富有生气和有天才的年轻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都群集在他的领导之下。结果在几年之内创造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地多产的思想生活，几乎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找不到前例。”由南而北，新文化运动如东风劲吹，正如毛泽东所说，“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生，1920年《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洗刷了百年耻辱，终于赶上了时代。在这个历史的逻辑过程中，弥足珍贵的经验是：正确认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弄清楚中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此就不会出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