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 与“写书” 的互动关系 ——以《三国演义》 《水浒传》 为例
一、“写书” 对“说书” 的升华
口口相传的文学创作， 在“文字” 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就直接宣布它最终还是要回到书面上的。说书艺术在书场无论怎么风光， 还是要回到案头上来的。在历代文人不断的努力下，不仅“说书” 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 随着经济体制和印刷技术的发展， 人们在“说” 的同时，又对其进行“写” 的提升。
1、 积累大量素材
众所周知， 《水浒传》 一书是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传说为框架， 吸收了大量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素材， 三百年间经无数市井民众、 民间艺人、 下层文人的传诵、 创写， 最终完成。《水浒传》 成书过程非常漫长， 由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甚至明中叶）， 长达二三百年（或四百年）。无数作者参与了“水浒” 故事的创作， 施耐庵、 罗贯中只是其集大成者。据《东都事略》、《三朝北盟会编》、《宋史》 等文献记载， 宋江三十六人于北宋宣和年间起义， 活动于河北、 山东、 苏北一带， 后为张叔夜逼降， 改编成官军， 参加了征讨方腊的战役。这是史料上记载的有关于宋江起义的真实一面， 为《水浒传》 提供了最基础的史实素材。宋江起义的传说在民间说书艺人之间流传流传甚广。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 中有关于《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石头孙立》 等说话篇目。这部专门谈论说话艺术的小册子最终没有传下来， 但是这些篇目 流传了 下来， 如《花和尚》， 这个有可能是写鲁智深的；《武行者》 有可能是写武松的。这些独立的英雄传纪式说话， 为《水浒传》 提供了短篇故事素材。南宋画家龚开撰有 《宋江三十六人赞》 的序， 虽然这是一位画家在画纸上题的四言诗句，但是却为《水浒传》 提供了原始的人物素材。如浪里白跳张顺， “雪浪如山， 汝能白跳。愿随忠魂， 来驾怒潮。”[6]又如铁鞭呼延绰， “尉迟彦章， 去来一身。长鞭铁铸， 汝岂其人？” [7]这两位人物， 我们一下子就能联想到是《水浒传》 中浪里白条张顺和双鞭呼延灼这两位好汉。《水浒传》 在此基础上又加以升华， 英雄好汉多达了 108 位。元初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 中载有“水浒” 故事。这本讲史话本， 虽然有关水浒的大约只有四千字左右， 但内容丰富， 包括“智取生辰纲” 的故事， “杨志卖刀” 的故事， 以及受招安， 征方腊的故事。《水浒传》 基本框架的素材就是从这本话本上提炼并加以扩充的。
元末明初人施耐庵、 罗贯中根据粗糙零散的原始历史资料， 以及早期“说书” 作品进行整合、 再创作。最终， 才使一部民间“说书” 作品升华为一部不朽的文学巨著。（另一些学者认为， 《水浒》 最后写定时间为明嘉靖年间， 出于无名作者之手。）
王寿成评书《武大娶亲》
2、 完善人物形象
风云四起的《三国演义》 塑造了众多的流传千古的人物， 义薄云天的关羽， 聪明绝顶的诸葛亮， 度量狭小的周瑜等家喻户晓、 脍炙人口的人物。从文献记载看， 在《三国志平话》 中， 张飞独自一人三战吕布。第一次会战， “见吕布铁桶相似。张飞着力杀上血湖洞， 入去到于城中。”[8]第二次会战，“至次日， 张飞又引十八骑复出， 与吕布交战。吕布曰：“贼将反覆数遭， 必求救军。” 温侯当不住， 张飞引十八骑撞出阵去。”[9]第三次会战，“又三日， 吕布又搦战。张飞与吕布约战到三百余合， 不分胜败。”[10]最终还是， “有小沛先主、 关公与众官， 一千杂虎骑， 杀吕布大败， 东走徐州。”[11] 在《三国演义》 中的“三英战吕布”， 是《演义》 中异常精彩的一个情节， 描述了刘关张三兄弟与吕布的殊死搏斗， 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场面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原著中详细描述了这一场面: “飞抖擞精神， 酣战吕布。云长见了， 把马一拍， 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 来夹攻吕布。刘玄德掣双股剑， 骤黄鬃马， 刺斜里也来助战。这三个围住吕布， 转灯儿般厮杀，八路人马都看得呆了。”[12] 从《平话》 中的一句带过到《演义》 中的精彩情节， “写书” 对“说书” 进行了不断的加工， 突出了刘关张及吕布的不同性格， 塑造了各种鲜活的人物。张飞性格茹莽， 一有打架，抖擞精神， 拍马就上了。关羽重义气， 眼看张飞抵挡不力， 把马一拍， 夹攻而上。刘备身为大哥沉稳， 观察了场上的形式以后， 才刺斜而来助战。
3、 提高语言水平
元初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 中有“杨志卖刀” 这一场景， 是这样叙述的：“行至日哺，遇一个恶少后生要卖宝刀， 两个交口厮争， 那后生被杨志挥刀一斫， 只见颈随刀落。”[13]但在《水浒传》 中， 杨志与牛二的对话却长达 17 个来回[14]， 介绍了杨志家传宝刀的与众不同，充分表现了牛二的无赖特质， 与杨志“虎落平阳被犬欺” 的无奈。又如其中的“智取生辰纲” 这一场景， 话本是这样描述的“撞着八个大汉， 担着一对酒桶， 也来堤上歇凉靠歇了。马县尉问那汉：“你酒是卖的” 那汉道：“我酒味清香滑辣， 最能解暑荐凉。官人试置些饮” 马县尉口内饥渴瘐困， 买了两瓶， 令一行人都吃些个。未吃酒时，万事俱休；才吃酒时， 便觉眼花头晕， 看见天在下， 地在上， 都麻倒了， 不知人事。”[15]在《水浒传》 中却通过多层关系、 多方对话更加完美地体现了“智”， 如杨志与贩枣人的对话、众军与卖酒汉子的对话、 杨志提防卖酒汉子的话、 贩枣人与卖酒汉子的对话等等[16]。通过以上的对话， 让观众以最简单的方式了解智取生辰纲的精彩之处， 同时升华了说话篇章的内容，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4、 升华思想主题
从史学传统来看，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尊魏为正统， 到东晋偏安江左以后， 习凿齿作《汉晋春秋》 就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 沿陈寿先例， 尊魏为正统， 到南宋偏安以后， 朱熹作《通鉴纲目》， 又一反司马光的看法， 仍尊蜀汉为正统。清史学家章学诚说：“陈氏生於西晋， 司马氏生於北宋， 苟黜曹魏之禅让， 将置君父于何地为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 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 由此看来， 历代史家拥曹拥刘之争， 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表现。据《东坡志林》 载， 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 其家所厌苦， 辄与钱， 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故事， 闻刘玄德败， 频蹙眉， 有出涕者。”[17]说明宋代民间说三国故事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 的鲜明倾向。《三国志评话》 继承了北宋民间说书贬曹褒刘的思想倾向，通过“汉君懦弱曹吴霸， 昭烈英雄蜀帝都”[18]的叙说， 极力歌颂刘备蜀汉集团的斗争故事。除了开端交代三国分合因由的司马仲相断阴间公事外， 全书前半部分主要描述张飞“勇冠天下”， 而后半部分则尽情讴歌诸葛亮“智谋三国”。《三国演义》 承袭了《三国志平话》“拥刘反曹” 的传统， 还极力渲染了刘、 关、 张自桃园结义以后的“义”。如关羽不要曹操的挂帅封金， 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 然吾受刘将军厚恩， 誓以共死， 不可背之。吾终不留， 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19]最后， 在斩颜良、 诛文丑以后过五关战六将、 千里走单骑， 带着嫂嫂去古城与张飞汇合， 寻大哥去了。再如关羽被吴国用计杀了以后， 刘备举全国之力伐东吴， 连营七百里， 声势浩大， 誓为关二弟报仇雪恨。《三国演义》 不仅渲染了“义”， 还主张了刘备的“仁”， 反对曹操的“奸”， 表现出当时平民百姓对明君的希冀， 对暴君的憎恨。如刘备在新野时， 老百姓歌颂他：“新野牧， 刘皇叔， 自到此， 民丰足。” 当阳撤退时， 十几万百姓跟随他渡江， 虽然情势万分紧急， 他决不弃民先行。到了西川， 他的军队“秋毫无犯， 受到焚香礼拜” 的欢迎。反观， 曹操在杀吕伯奢全家时说“宁教我负天下人， 休教天下人负我”；曹操在于袁绍大军对峙时， 军中缺粮，先命令粮官王后用小斛发军粮， 然后又借王后的“头” 来平息众怒；为防范行刺而“梦中杀人”， 总总行为给读者留下了厌恶的印象。
二、“说书” 对“写书” 的反哺
民间艺谚云“说尽人情方是书”， “说书” 对“写书” 的反哺体现了说书人在创新题材、丰富人物形象、 完善情节、 增加语言的运用上等方面的再创作。他们以自己的观点去重新认识所说之“书”， 形成与文人对其批评(包括点评、 眉批、 注释及序、 跋等) 的不同看法。这种“说书” 的再创作， 体现出他们的好恶、 追求、 理想、 愿望……无论在书情书理(包括思想内容) 和艺术形式上， 都能表现出说书人的看法。这些看法在过去的封建社会不屑文人一顾， 未能留下更多的专门记载， 但在现存他们所传袭的书目中， 却有明显的表现。一般来说大致以如下几种方式来实现。
1、 创新题材
这是民间“说书” 最常见的一种“反哺” 方式， 即把原书中已有的题材， 以说书人的看法将书中的题材展现出来， 以达到说书人想要的目的。如苏州评话说演《三国》 的名家唐耿良， 在《孔明探病》 这回书时， 创新了题材， 增加 了许多原著中不曾有的题材。新增的题材主要如下：
（1）、 得知周瑜生病之后， 鲁肃非常焦急， 进行了以下一系列的动作：封锁周瑜得病的消息；迎接周瑜回来；通知军医为都督治病， 最后才想到了诸葛亮。而不像原著中， “却说鲁肃见周瑜卧病， 心中忧闷， 来见孔明， 言周瑜卒病之事。”[20]这一系列的动作， 体现了鲁肃的大局观， 办事的高效率， 江东人才源源不绝， 不同《三国演义》 中， 鲁肃是中庸的。
（2）、 细节地描述了周瑜得病后想自杀的矛盾心理， 并思索着绝食而亡， 保存自己的声誉。在评书中是这样道来的：“只有—个字：死!周瑜在轿子里就想好：自杀。不过自杀耍被天下人耻笑， 说起来周瑜是畏罪自杀， 未觅贻笑千古。死， 耍死得别人当我是生病死的， 这样， 曹军过江， 东吴失守， 人家要说， 这是周瑜死坏的。周郎不死， 江东不亡。准备绝食而死， 以保全名誉。”[21]这一题材的创新， 进一步突出了周瑜的心胸狭小形象。
（3）、 增加了军医为都督看病的这一场景。“鲁肃踏到外帐， 军医官陆续到齐。十三科医生就缺两科：妇科和小儿科噍滋。因为营中没有女人和小囡的。”[22]在孔明探病前， 增加吴国军医的看病， 使故事情节更加合理。堂堂吴国的都督生病了， 岂有先请他人的道理。在本国军医不行的情况， 邀请国外之人， 更加符合逻辑。
（4）、 鲁肃去请诸葛亮时， 孔明让诸葛猜谁能治周瑜的病， 其中增加了华佗神奇医术这一题材， 为烘托孔明医术得高明做了铺垫， 也同孔明看病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 增加并详细描述了孔明为周瑜看病的题材。原著是这样的“孔明曰：“连日不晤君颜， 何期贵体不安！” 瑜曰：“人有旦夕祸福， 岂能自保？” 孔明笑曰：“天有不测风云，人又岂能料乎？” 瑜闻失色， 乃作呻吟之声。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觉烦积否？” 瑜曰：“然， ”孔明曰：“必须用凉药以解之。” 瑜曰：“已服凉药， 全然无效。” 孔明曰：“须先理其气；气若顺， 则呼吸之间， 自然痊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 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顺气， 当服何药？”孔明笑曰：“亮有一方， 便教都督气顺。” 瑜曰：“愿先生赐教。” 孔明索纸笔， 屏退左右， 密书十六字曰：“欲破曹公， 宜用火攻；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写毕， 递与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23]在评书中主要创新性地描述了孔明先开方子再把脉和“隔人把脉” 两个高超的医术， 并最终还点明了周瑜得的是心病， 解开了周瑜的心病。唐版《三国》 中“诸葛亮治病与众不同， 别人先把脉后开方， 孔明却耍开了方子再进去把脉的。孔明放下羽扇， 把笺方裁下豆腐干大小样的一块， 然后磨墨舔笔， 耍写方子。”[24]孔明给周瑜看病在评书中更是神奇，借用“悬丝方脉” 的方式， 升阶为隔手号脉。“亮有一法， 仍可与都督诊脉。请教。只要到里面， 大夫把都督揿住， 大夫的左手将都督的右手拿住， 三个指头按在都督的豚息上， 大夫的右手伸平， 待我把大夫的脉息， 便能知道都督的病情如何。(表) 鲁肃对孔明看看， 这个时候你还寻得落开心， 我认得你。哪有我把周瑜妁豚， 你把我的脉， 别人说隔靴搔痒， 僚竟隔手把脉。”[25] 说书艺人将原著中不足千字的孔明探病情况， 绘声绘色地说演成几千字， 众多故事环节，环环相扣， 比原著中更加入木三分， 创造性得增加新的题材， 使原著得到丰满的提升， 并 “反哺” 原著。
王封臣评书《象头神》
2、 完善情节
民间的“说书”， 不只是单纯地复述文人“写书” 的故事情节， 而是以当时的社会背景，加上说书人自己的认识， ， 延伸出许多原著中不曾有的情节， 或增加故事情节， 或删减情节， 使其更符合当时听众的口味， 亦使其表达说书人自己的追求， 从而更符合人情世理。
另一方面，“写书” 虽已成为书面文字， 但在创作过程中， 文艺性特点较强， 行文有许多省略之处，在“说书” 时， 说书人则要补充原著中被简略的细节描写， 才能使故事连贯， 使观众明白其中的奥妙。如苏州评话名家唐耿良表演的《三国· 战樊城》 一回书， 是根据《三国演义》 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 改编， 原著中只有“却说玄德引十数万百姓、 三千余军马， 一程程挨着往江陵进发。赵云保护老小， 张飞断后”， (张飞) “引二十余骑， 至长坂桥， 见桥东有一带树木， 飞生一计：教所从二十余骑， 都砍下树枝， 拴在马尾上， 在树林内往来驰骋， 冲起尘土， 以为疑兵。飞却亲自横矛立马于桥上， 向西而望。”[26] 原著中的寥寥数百字， 但在唐耿良这位说书的老艺人手下， 足足能说上好几个小时。其中述说张飞用计的前因后果， 使《三国· 战樊城》 这一回书更加具体， 情节更加充实。在江南一带评话中， 较普遍地流传着张飞向孔明学艺之说， 在此回书中， 曹操率领八十万大军杀赴樊城。刘备带着众百姓弃城过江逃亡， 军师孔明令张飞镇守樊城。张飞只有 50人马， 外加 18 名家将， 共计 68， 不足百人， 兵力悬殊一目了然。张飞觉得难以抵挡， 于是向军师要计， 孔明授以锦囊妙计， 并嘱咐张飞必须等曹操大军至樊城方能拆开。据评话中讲，自火烧博望坡之后， 张飞敬佩诸葛亮， 拜军师为师， 学习计谋。可张飞性格浮躁， 三天打渔，两天晒网， 结果这个不学， 那个不学， 每每办事， 都憨厚得向军师要计谋。诸葛亮一生谨慎，又充满智慧， 思索着张飞总不能一辈子总跟着我， 也要出去独挡一面， 成为一名治军的大将军。于是， 孔明授予张飞一个空锦囊， 逼得张飞只有自己想对策， 就有了后面精彩的内容。张飞的心生一计， 疑惑住了曹操， 不失一兵一卒， 击败了曹操大军， 为刘备一方的撤退赢得了时机。
3、 丰富人物形象
“说书” 除了以人情世理补充故事细节外， 还通过丰富人物形象， 用来反哺“写书”。有的说书人甚至改变人物性格， 重新塑造书中的人物， 使其展现新的作为。在《水浒传》 中， 武松“杀嫂” 之后， 便直奔西门庆的药铺询问西门庆的去处， 得知西门庆在狮子桥下大酒楼吃酒。原著中是这样概述的， “且说武松径奔到狮子桥下酒楼前， 便问酒保道：“西门庆大郎和甚人吃酒？”[27] 在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的《武松》 中“斗杀西门庆” 这一回书， 武松在得知西门庆的去处后，“武二爷出了门， 走两步回过头来望一下， 忍不住心酸含泪呀：今日我出了这一道门，再想进这道门怕的莫想啦!回想到哥哥在此地住得很好的， 如其我家哥哥住在这个地方， 岂有不来之理呀?他望望这个门档子， 又想起胞兄来。哎， 事已如此， 想也无益， 我直接代哥哥先报了仇再说。忍住泪， 蹦纵蹿跳， 奔向狮子楼， 鲍得极快。”[28]说书人对武松出门时的心理刻画， 表现出了武松对兄长的情重姜肱；失去兄长以后心中的难过之情；但是武松性情又豪爽、 直接， 想到兄弟的仇， 就直接冲向酒楼了。说书人在此处给武松一个心理描写， 丰富了武松这一人物的英雄形象， 同时也渲染了武松去杀西门庆时的环境氛围， 有一种大义凌然， 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效果， 间接地带动了听说书人的心理感受。到了酒楼以后， 原著中， “武松一直撞到楼上， 去阁子前张时， 窗眼里见西门庆坐着主位， 对面一个坐着客席， 两个唱的粉头坐在两边。”[29] 在评话中， 武松思索着这么直接进去， 店老板、 店小二都认识自己， 他们高声一喊， 恐让西门庆逃脱了。“武二爷望望：哎， 好机会， 我要进店就在这一刻。我这刻进店去， 柜台里三个看不见我。所虑者， 就是厨房这一边， 怕厨房里伙计看见。武二爷动脚时腰就弯下来了， 稍微掩藏些， 右手袖子一抬， 把右边的脸遮着， 头低着， 腰弯着， 哒、 哒、 哒、 哒， 进了店， 穿店堂， 进屏风， 进了屏风， 左边弯过来就是楼梯。他进了屏风， 弯过来把袖子放下，脸掉过来再朝前望望， 一个也没有看见他进。”[30] 这一细节的描写， 突出了武松粗中带细的性格， 使武松的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虽然说书的场景， 有点不符合武松前面直来直闯、 先杀后快的性格， 但是这样的描写， 说明了武松不单单只是一个匹夫， 也有智慧的一面。这样无疑更加吸引了听众， 让观众更加喜欢武松这一形象， 当然这之中多多少少掺杂了作者的个人喜好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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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语言的运用
为了使听书人听得懂“写书” 的内容， 说书人必定将“写书” 的内容通俗化， 人物语言的对话平民化、 家常化。也为了使“说书” 更加吸引观众， 说书艺人通常也使语言对话诙谐化、 轻松化。从《水浒传》 与评弹作家陈灵犀改编《林冲》 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水浒传》 中是这样写道的“两口儿欢喜道：“我夫妻二人， 正没个亲眷。今日得恩人到来， 便是从天降下。” 林冲道：“我是罪囚， 恐怕玷辱你夫妻两个。” 李小二道：“谁不知恩人大名， 休恁地说。[31]但是在评弹作家陈灵犀改编《林冲》 的“血溅山神庙”但有衣服， 便拿来家里浆洗缝补。”这回书中， 林冲与酒家的对话直白， 又充满了风趣。林冲：有什么酒菜？酒家：酒菜啊？客人， 真是花菜繁多， 任从客变， 倷看—— 摆满过酒菜， 牛羊猪肚肠， 杜做酸辣菜， 盐水花生咸豆腐， 香豆腐干咸鸭货， 大蒜萝卜丝， 百叶炒菠菜， 乳腐粉丝雪里红， 鸡脚鸡头鸡大腿， 随叫随吃勿必等 阿要小乐胃来实梗一眼眼。林冲：店家如何酒只有一种， 酒菜倒有这许多？[32] 说书艺人把传统相声中报菜名这个一技艺， 巧妙地运用到林冲在看管草料场时， 去酒店吃酒的情况中。原著中， 在茫茫大雪的情况下， 林冲一枪， 一葫芦酒， 一斗笠， 孤独的背影中， 多了一场报菜名的场景。小小的一个段落， 体现了说书人博采众家之长， 使原著中平淡、催人泪下的场景， 多了一分风趣。
历代艺人“说书” 对“写书” 的这种“反哺”， 多是从营业需要出发， 其目的都是为吸 引听众， 但在客观上却形成文学上的独特性， 构成自身的美学价值， 展示出说书艺术特有的魅力， 成为我国民族艺术的瑰宝。这使原来的“写书” 流传更广， 使那些文化不高， 或无文化的人， 也能了解其中的内容， 甚至家喻户晓。这不得不承认是“说书” 对“写书” 所起到的“反哺” 作用。
三、“说书” 与“写书” 的互动关系
以上两部分不仅说明了“说书” 与“写书”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脱胎于民间“说书” 的“写书”， 往往会影响民间“说书”；而“说书” 取得成功后， 又会再次被“写书” 所加工， 如此循环往复。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 第十五章《清代的说书与话本》 中曾精辟地指出：“小说与说书各有所长， 又相互为用……或者是小说一出， 即为说书人改编成说书节目；或者是说书人一有新书， 即为文人改编为小说；或者是文人记录说书材料改编为小说， 又反过来影响说书。[33]“写书” 因其最初大多源自于“说书”， 先天地带有民间“说书” 的艺术本色， 吸收民间说书成果。在其问世之后， 通常又会回到民间， 被说书人重新加工。“说书” 的伎艺性、 商业性与娱乐性， 导致说书人在演说故事时有意打破了不同文艺门类的文体界限， 实现了诗文、 戏曲与说书的雅俗会通、 不同说书门庭之间的互相渗透， 就慢慢成为“写书” 文体生成、 演化的重要动因之一。由此可见， 说书” 与“写书”是双向互动的， 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具体表现如下：
1、 思想内容的相互充实
二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 可谓是“天下大事，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两个朝代之间的更替， 注定着思想内容的变更， 从历代的文人作品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说书”， 反映了市民阶级愿望的民间艺术， 表达了社会最底层市民的思想内容。同时， “写书” 是文化人的意识表现， 反映社会中产阶级、 士大夫的愿望。文化人在“写书” 时表现自己的主要意识意外，还表达了广大社会底层市民的意愿。反之， 说书人亦然。结合《三国志平话》 与《三国演义》 的思想内容比较来看，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相互充实的表现。《三国志平话》 是以蜀汉故事为中心线索， 来统率三国兴亡史， 也就是蜀汉兴亡史。《平话》 所描写的刘备管治下的社会生活蓝图， 乃是士人和大众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反映了士大夫与平民百姓“拥刘反曹” 的主题思想。据文学界考察得出《三国演义》 是在元末明初成书的。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战争不断， 民不聊生。《演义》 充实了《平话》“拥刘反曹” 的主题思想， 极力表现了刘备的“仁德”， 勾画了刘备管辖下的乐天盛世。同时加强了对“反曹”的描述， 从杀吕伯、“挟天子以令诸侯”、 梦中杀人、 到杀杨修都反映了曹操的“贼”， 从反面烘托出了刘备的“仁德”， 充实刘备的“仁德”。总结本文的第一部分第四小点， 我们不难看出《演义》 还充实了《平话》 中的忠义思想。《演义》 开篇就讲述了刘关张的桃园结义，还极力渲染了关羽对刘备的忠义。《演义》 的主题思想在说书人的说书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特别是对关羽的忠义思想。《三国演义》 问世以后， 说书人以《演义》 中的一些题材为说书的材料， 在说书艺人的说演下以及老百姓对关羽这一人物的喜爱， 关羽的忠义形象进一步得到充实， 最终关羽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武圣”， 与文圣孔子齐名。人们还为关公建造了庙宇， 以神灵的方式来供奉他。由此可以见， “说书” 与“写书” 的思想内容得到了相互的充实。
2、 艺术形式的相互影响
杰出的艺术家总是根据艺术内容发展变化的需要， 批判地继承改造旧的艺术形式， 创立与新的艺术内容相适应的新形式， 从而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富于形式美的优秀艺术作品。“说书” 与“写书” 作为最基本的艺术载体， 当然也在优秀的说书家与作家的创作下不断的改造艺术形式。艺术形式具有意味性、 民族性、 时代性、 变异性等特点。构成艺术形式的要素有：结构、 体裁、 艺术语言、 表现手法等。
从《水浒传》 艺术形式的结构来看， 《水浒传》 在成书过中， 吸收了元初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 的基本框架， 在此书的影响下才有了《水浒传》 的故事框架。当然， 《水浒传》 的艺术形式也影响着说书艺人的说演。说书艺人成功借鉴了《水浒传》 的艺术形式， 并从中提炼出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段落来， 最终并成为独立的书目。如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的评话武松， 在《水浒传》 艺术形式的影响下， 创作出了自己的平话武松， 使武松这一人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王老先生， 在自己的平话创作中，运用了自己独有的艺术语言， 吸引了无数的评话爱好者。他还通过自己的特有表现手法， 丰富了武松的人物， 突出了武松的性格。
3、 文化传播的相互加强
从固定的瓦肆勾栏书场到不限时间空间限制的纸质书， 再到拥有独立影像设备的书场。“说书” 与“写书” 在文化传播上相互影响的， 两者之间得到了相互的加强。如南方水浒与比方的水浒的区别， 据史料记载， 宋江起义一开始是在太行山附件， 山东也并无八百里水泊，但是在说书人的传播下形成了不同的说法。这种互动关系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方面， 它使“写书” 在以散文叙事为主的同时汲取了诗词文赋、 戏曲曲艺的文体优长， 扩大了“写书” 的社会生活容量， 拓展了它的审美领域，丰富了它的审美内涵， 并往往能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从而更为有效地推动“写书” 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多方面地满足读者的审美欲求。另一方面， “说书” 吸收了“写书” 的文采， 使“说书” 更加吸引观众， 同时又在纸质小说的传播下， 促进了“说书”艺术的传播。正因为， “说书” 与“写书” 处在一种交叉、 渗透与互补的动态发展过程之中， 并且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这就决定了研究“说书” 与“写书” 互动现象， 不宜只从“说书” 作单向的考察， 或以一般的“写书” 创作理论对之加以诠释， 而应将“说书” 与“写书” 的互动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因此， 不管是研究“说书”， 还是研究“写书”， 都有必要对两者的互动关系略作考察，这样我们才能更确切地理解它们的文体形态特征， 更深入地把握它们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体现的艺术规律， 更完整地建构古代小说史与说唱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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