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中国抗战的方法论：让日军没有后方
中国的对日作战已历时一年多。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巨大的疑问由此弥漫在国人的心头：中国会不会亡国？抗战是否有胜利的希望？如果胜利的希望还没有最后破灭，那么，中国抗战的正确道路是什么？
这些疑问不仅产生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和国土迅速沦陷的严酷现实，更是流行于国内的各种观点和言论所造成的认知混乱。此时在中国，关于对日战争，至少有两种观点极其危险，有可能致中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观点之一是“速胜论”，也称为“高调理论”。蒋介石就是以为坚定的“速胜论”者，其核心观点是：中国可以在短时期内打败日本侵略者，战争很快就会以中国的决战胜利而宣告结束。
这种观点在战争爆发之日就已出现。国内许多人曾经表示，日本不具备吞并中国的能力，如果日军向华北进攻的话，其军队前锋不可能越过长城，更不可能攻入山西。在淞沪会战初期，当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登陆并坚守上海外围阵地时，日军一度举步维艰，于是又有国人宣称，只要中国坚持三个月，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国际会干预苏联会出兵，中国军队很快就能把日军赶下海去，甚至预言中国军队将乘胜追击夺回失去的东北。“速胜论”在台儿庄战役后达到高潮，不但认为中国军队的胜利是日军崩溃的标志，而且认为接下来的徐州会战将是一个“准决战”，日军将在这样的决战中面临“最后挣扎”。——如果“速胜论”为一般民众和社会舆论所持，或许在某种情境下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为中国决策层中的人所持，就会导致不顾一切乃至赌上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这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将是一种危险。
首先，无论从国力和军力上相比，中国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中国与自己的战争对手有着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造成的。战争除了精神质量的比拼之外，还是工业能力、科技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比拼，在这些方面，当时的中国与已进入工业强国时代的日本几乎没有可比性。承认劣势需要勇气，也是一种清醒和智慧；盲目的自以为是不是自信，是鲁莽和愚蠢，由此产生的乐观是要付出代价的，也是要承担后果的。自日本挑起侵略战争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举国抗战，军队拼死作战，但是却没能抵抗住日军从北向南的节节进攻，在这种情形下何以谋求中国之速胜？
其次，“速胜论”也是受到日本支持的。没有人不希望对手越鲁莽越愚蠢越好。如果中国继续并固执地盲目乐观下去，日本便可以获得他们“速胜”的结果。因为在“速胜论”的指导下，中国将会不计后果地投入所有国力和军力，与日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或者死守某一要地名城，形成大规模的决战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将会集中所有的优势兵力和火力，对中国军队实施毁灭性的歼灭，使得中国彻底地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在最短的时期内将中国沦为日本的战利品。对于武器装备以及作战技能均占据优势的日军来讲，最担心的就是在中国战场上寻找不到决战契机，消耗不掉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使得战争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观点之二是“亡国论”，也称为“低调理论”。
这种观点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无法战胜日本，如果继续抵抗下去，结局只能是中国灭亡；而且中国的抗战意志越坚定，亡国的速度越快。如果是由于军队的一再退却，城镇的一再沦陷，从而引发一般民众产生悲观情绪的话，这仅仅是思绪的迷茫；但是，“亡国论”的代表人物如果来自中国决策高层，就远不是思绪的问题了，它会导致“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
“亡国论”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在他的各种演说中大肆宣称“战必大败”的“亡国论”，其代表作是题为《最后关头》的讲话。其中，汪精卫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誓死抗战的结局：“牺牲两字是严酷的，我们牺牲自己，我们并且要牺牲全国同胞一起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迫我们的同胞一起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还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倶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汪精卫的核心观点是：中国要抵抗外来侵略，其结果只能是民族与国家“倶成灰烬”。那么，照此推论，中国浴血抗战的意义何在？继《最后关头》之后，汪精卫又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通篇以阴阳怪气之语暗示坚持抗战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
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存在着一个与汪精卫观点一致的群体，这一反对坚持抗战、反对国共合作的群体，最终形成一个投敌求和的政治集团。
集团的核心人物是周佛海。
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后投靠国民党，一九二四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他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国民党骨干党员，曾任总司令部行营秘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周佛海给他们这一群体取名为“低调俱乐部”：
回到南京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凑巧主张相同的几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里，有些每日必来。于是空气渐渐传出去，渐渐地引起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们毫无顾忌，而且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
汪精卫与周佛海不但没有历史渊源，而且曾经是政治对头。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后成为右翼，左翼领袖汪精卫讽刺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周佛海反击汪精卫道：“他本是国民党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
无论如何，“低调俱乐部”成员的立场相当一致：鼓吹抗战失败和民族投降论，千方百计地阻止举国抗战，肆意攻击共产党，竭力破坏国共合作，积极充当对日妥协的穿线人。——在国家政府决策高层中，竟然存在着这样一群“毫无顾忌”的“不是东西”的人，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中的丑恶，还令苦难中的抗战中国雪上加霜。
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历史忧患下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依据辩证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史观，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阐释和总结。
首先，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全国团结对于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
毛泽东认为抗战爆发十个月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那么，中国会灭亡吗？毛泽东回答：“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速胜吗？毛泽东回答：“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给出的依据是：“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决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但是，“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这种带有封建军事特点的退步和野蛮的战争，完全“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同时，由于“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日本统治者原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其结果只能是它为解决这个困难而“发动战争”，困难反而会因战争不断增加，战争还会将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再有，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毛泽东说，这就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而对于中国，毛泽东指出，中国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弱国，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日本，但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积累了百年的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力量，今天的中国“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它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况且，中国的抗日斗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它能“唤起全国的团结”，并“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中国自身“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因此，这些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在明确抗日战争最终结局的前提下，针对十个月以来日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的现实，毛泽东分析道：“这只是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因为“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毛泽东指出：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将具体的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将得到未来历史的完全验证。其中，关于战争的第二个阶段，即战争的相持阶段，毛泽东预言，中国要忍受难以想象的艰难，要熬得过去这段较长的痛苦时期。然而，“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因此，战争的胜负，不在于部分城市的和部分国土的得失，在于中国人民“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在于“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在于“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
毛泽东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其“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它最为特殊的特点：“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而“利用国家的总后方”，“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从整个战争形态上看，敌之进攻我之防御，似乎我处于敌人的包围中；但是“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敌后的游击战根据地也是，看似每个根据地“都处在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如果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也算在内，那么属于和平阵线的国家犹如天罗地网，当法西斯国家处在这张大网中无处逃跑时，也就是它被“完全打倒之日”。总之，“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战争的规律，让全中国军民明白抗日战争的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从而“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赢得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
《论持久战》是继倡导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作出的又一历史贡献，它以超凡的视野和宏阔的韬略，在思想上、理论上、战略上、方针上，全面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坚持持久战，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人民必胜，中国怎样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论持久战》的问世，再次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规模巨大且将耗时甚长的战争中的砥柱作用，那就是无论日本侵略者的国力军力有多么强大，无论中国的抵抗作战现时如何失利，也无论哪个党派或哪些国人有怎样的悲观论调，甚至哪怕是国民政府的高层中出现了妥协乃至投降，中国共产党也决不会屈服。
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保证着中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都会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坚强的民族意志，号召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关于这一点，蒋介石也十分清楚，战争爆发之初他就说过：如果国民政府真被战争拖垮了，日本人将必须面对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任何议和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同时日本人也明白，中国共产党不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死敌，也是日本在对华战争中政治上和军事上决绝的强硬对手。
《论持久战》单行本出版后，被翻译成日文、英文、俄文。
毛泽东的论述，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高层以极大触动和启发。特别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给予了蒋介石指挥的一系列以撤退弃守告终的战役以极其客观的分析：“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歼灭和消耗敌人的目的达到了，争取了时间和“广大的回旋余地”，战斗者的血就“一点也不是白流”。“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
蒋介石高度认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他的许可下，《论持久战》得以在全国印刷发行。白崇禧也对《论持久战》甚为赞赏，认为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方略”。“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周恩来）的同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