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问题少年”引出的成长话题

在母亲的眼里，14岁的汪武十分顽劣，染上网瘾后又和社会不良青年混在一起，每天都要向她索要50元去上网。3年前离婚的汪母经济并不宽裕，没有办法担负孩子这样的消费。

汪武不仅打骂妈妈，甚至还拿打火机烧掉家中的床铺，以致汪母将儿子称作“魔鬼”。汪母将他送到了专门矫正“问题少年”不良行为的长沙倍腾青少年启发教育学校（以下简称“倍腾学校”）。

刚入校，汪武试图以死相威胁反抗。学校先安排他理掉长发，多参加一些引入了游戏环节的训练课。在一次拔河比赛中，虽然他手上的皮搓破了，但队友们的慰问和夸奖让他非常兴奋。

学校老师趁机找汪武谈心。“你的妈妈和别的妈妈不一样，她是单亲妈妈。你知道你妈妈是做什么的吗？知道她每个月挣多少钱吗？”老师的话打动了汪武。他开始有些后悔那样对待妈妈。

汪武只是倍腾学校众多接受转化学习的学员之一。

校方称，想将“问题孩子”送进学校的人络绎不绝，生源已经排到了2008年以后。

生源的火爆，折射出的是社会需求的巨大和国家择差教育的滞后。市场调节出的类似培训学校随后在长沙大量出现，但素质良莠不齐。

与此相关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以这些“问题孩子”为拍摄对象的一档青少年励志真人秀周播节目《成长辩护》收视率颇高。

但在生源火爆、高收视率的背后，有一个问题是最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寻找那盏改变“问题孩子”的阿拉丁神灯

“救救我孩子。”电话的那头一个女人痛哭失声。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电话求助，恳求、流泪、甚至下跪……”倍腾学校校长黄晓玲称，电话那头一个个被叛逆孩子折磨得焦头烂额的家庭都在如饥似渴地寻找着那盏改变孩子的阿拉丁神灯。

“我病在床上，她还找我要钱，我说妈妈有病，没有钱给你，她就踢我的床……最后我还是给了她20块钱。”柳琳向倍腾学校的老师陈明明哭诉道。

今年50岁的柳琳3年前离婚后就和独生女儿谭芳住在一起，母女俩靠每月200多元的低保费和前夫300元的抚养费生活。她因患上子宫肌瘤，不久前才做过手术。几乎绝望的她找到陈明明，希望能将13岁的孩子“全托”。

“这又是一个离婚家庭的困惑孩子。”陈明明说，学校的统计表明，多数困惑少年中基本有两类情况：一类是父母长期不和或离异，另一类是父母在外打工或者忙于做生意无心顾家。

但多数家长反映孩子问题时可能有“过度”的情况。而在这个学校，判断能否让孩子到该校就读的标准是：已经休学、离家出走，或者已经涉及到犯罪边缘的。他们不建议目前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来。

陈明明决定观察一周左右，以确定谭芳是否有必要到学校去封闭锻炼。与陈一起参与观察的有《成长辩护》节目的编导、长沙市青少年维权热线12355的成长伙伴。

穿过长长的小巷，爬了4层漆黑的楼梯，就到了柳琳母女的家。昏暗的光线、窄小的空间、简陋的家具，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中药味。这里最让柳琳得意的，看来还是床头墙上女儿的奖状和获奖作文。但很久没有更新了。

女儿因为找母亲要钱被拒而气冲冲地走了。调查员们根据柳琳的描述，到附近她常去的一些地方寻找，网吧、商店、餐厅，没有任何踪影。在他们能想到的最后一个地点——长沙一家溜冰场，看到了谭芳一边抽烟一边滑冰。她的身边一群混混喜笑颜开。

老师们分析，谭芳可能有男友，而且涉足很深。

晚上11时，谭芳和那群打扮怪异的男女一起从滑冰场走出来，先打的到了一家KTV，后到了一宵夜摊点吃夜宵，随后神秘地消失了。直到第二天中午，在当地民警的协助下，谭芳才被找到。

陈明明等人了解到，和谭芳在一起的都是辍学在家的少年。那个和谭芳最亲密的男孩段某，今年18岁，父母离异后由父亲抚养。父亲出差半个月，谭芳就和段在一起。

接下来几天的“跟踪”表明，谭芳出校后的行踪基本类同，甚至还参与打架。陈明明等人商量后决定把她送到倍腾学校去。柳琳以一个善意的谎言——用买鞋子的名义把孩子带到了离长沙城区10公里的倍腾学校培训区。

谭芳发现被骗后破口大骂，进而长时间拳打脚踢身边劝说的教官和老师，推搡摄像师，掀翻给她倒的水和端来的饭。从当天中午12时到次日凌晨2时，整整14个小时不停地折腾。最终，不吃不喝的谭芳又累又饿，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原以为噩梦结束的老师们随后被陈明明的呼救声惊醒：谭芳在厕所里面撞墙！之后开始了两天的绝食。

如此极端的反抗行为，是多数人没有预料的。这样的“斗争”持续3天后，监控的电视摄像机拍摄到，谭芳坐在床边，看看外面，又看看桌子上面的面条。突然走过来端到一边吃。过了一会儿，她自己穿上了衣服，竟然走进了训练场。

在经历过因夜间紧急集训迟到而被罚跑操场20圈时，心理老师陈明明出现在她身后，陪她跑完最后10圈。陈说，当她牵着谭芳的手一同离开操场时，知道自己进入了孩子内心“朋友”的圈子。

入校第六天，在营造出的温馨私密的环境中，谭芳告诉陈明明内心深处的想法：妈妈离婚后，一个叔叔的介入，分走了妈妈对自己的爱。不久，柳琳接到了女儿写给自己的第一封信。谭芳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妈妈，我好想你，我有好大的改变，您要注意身体……

经过两个月的巩固训练后，在一个漂亮的咖啡厅里，谭芳弹奏钢琴，与母亲见面。母女俩紧紧拥抱在一起，泪流满面。

“没有有问题的少年，只有有问题的家庭和社会”

“谭芳与母亲最大的冲突是‘你骗了我’，说去买鞋，把我骗到学校。尤其是小孩子，她惦记着这双鞋，没有买鞋子把她骗到这儿，会一辈子恨着你。”柳琳善意的谎言遭到了事后在电视中观察到这一问题的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卢勤女士的质疑。

上百名学生的案例让参与调查的电视节目人员和学校的教师也有了切身的感受。湖南经济电视台副总编辑梅宏认为，“错误的真正原因其实并不在孩子身上，应更多地从自身、家庭和给孩子提供的环境中寻找答案。”

他介绍，13岁~18岁正是孩子心理断乳期，但由于目前家庭教育的误区，“成长紊乱”在这个年龄段不可遏制地爆发。叛逆、厌学、早恋、网瘾、离家出走……这也是他们在学习及随后的电视节目中反复强调的——“挫折是成长的代价，也是少年的权利”，就是想使家长正确认识到孩子成长过程中犯的错误是挫折，不是罪过。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陆地和卢勤女士也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其实没有有问题的少年，只有有问题的家庭和社会”，“挫折不是青少年的失败”。

卢勤以谭芳为例作了解释：今天这些独生子女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朋友的严重缺失，没有伙伴团队。谭芳原来身边那些被认为“不三不四”的孩子是她的伙伴团队。为什么谭芳后来在倍腾学校能适应？她不是一个孤僻的孩子，她需要找一个团队！而在倍腾学校她融进去了，更说明她需要团队和朋友。

卢勤说，从现状来看，过度的保护和溺爱也带来孩子的无能。爸爸妈妈对孩子过分的保护造成了今天“问题孩子”的问题，尤其是单亲家庭，在失去丈夫之后，母亲把所有爱都给了孩子，会给孩子做一切事。孩子精神怎么样？没有人关注。他吃的没缺失，但精神已有缺失。这样，孩子像关在一个小笼子里面，反而没有成就的机会，没有生存的能力，这也是“问题孩子”最后走向叛逆的重要原因。

“孩子出现问题主要和家庭有关，尤其是很多家庭在孩子的成长中给予了太大的压力。”黄晓玲说，为此他们设立了两个校区，一个前文说的主要针对孩子的，另外有个学校是专门针对父母的教育。

他举例说，有个中学校长的孩子，成绩原来非常好。父亲为让孩子更优秀，每天都催着孩子进步，每天盯着孩子的作业，要求一心一意地学习。对孩子的交友也有特别的规定，只能跟优秀的学生在一起。尽管父亲是处于一片好心，孩子却无法理解，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父母活着，压力越来越大，成绩开始下降，开始厌恶父亲，厌恶学习。从过去的“懂事听话”到了和父亲“对抗”。

“我们接触这样的孩子越多，就越发感到心痛。”陈明明说，“我们的父母最缺乏的一个观念就是‘平等’，我们的父母总是拿自己那个年代的遭遇和现在的孩子比，其实是无法比的，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去分析，这也是一个个体差异问题。”

卢勤称，这表明家长中的问题其实更大，很多孩子的问题都是家长问题的反映！过高的期望带来了无望。可以说没有一代孩子比今天压力更大，所有的家长都在埋怨孩子没有达到他的理想。

卢勤说她因工作经常接触一些想自杀的孩子，多数的孩子认为生活没有乐趣的原因是父母总觉得自己没用，总觉得他（她）不如别人的孩子。

黄晓玲则认为，对孩子的成长应分辩护、护航、喝彩三个方面。多数家庭都欠缺为孩子的成长喝彩，缺乏对他的鼓励，让他们看来对家庭和社会发展有作用。而其实，这对青少年的成长非常关键。

公益性活动能否高收费

倍腾学校与电视台、团组织的合作成效斐然。但长沙乃至湖南的一些同类学校对此却有非议，所指责的多是倍腾学校的高收费和借12355平台而发展自身。

长沙一学校党委书记在与某厅领导座谈时，直接指出倍腾的学费高出他们5倍以上。“对于有问题的家庭和孩子，这样意味着什么？”

有人甚至指责，借助电视力量和12355热线平台的倍腾学校，是以利用公益的名义换取财富。

黄晓玲则认为对方只看到了收获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付出的成本。

他承认，现在每个学生缴纳给学校的费用大约为21000元。其中包括6个月学费和生活费用，以及家长的教育费用。为了保证质量，学校的学生人数控制在100人内。每个学生所有服装鞋帽衣被等开支估计1200元。伙食费3600元。住宿费用，每人每天30元。

据他介绍，该校的人员工资费用相对较高，有60名老师，工资最高的每个月1万元。此外，学生的拓展训练等都是和专业的组织联系，收费为1500元／每人。家长培训收费4000元左右，主要进行专门的研讨和培训。

他称，开支的最大部分是“出差”、“家访”等。而“成长伙伴”是和倍腾学校分离的，实际是用学校的钱在贴“成长伙伴”。

黄晓玲说，由于没有政府的投入，而实际运行的成本高，他们准备吸引社会资金做大。一是吸收新股东，二是依靠基金会来支持，希望能增设一个预防青少年犯罪基金。而在目前的“初级阶段”，学校与12355联系在一起，便于技术支持到位。当12355的队伍规范和壮大后再分开。

转化过程中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不容忽视

记者注意到，另一与倍腾学校的合作方电视台也开始与其他一些类似倍腾一样的学校进行了合作，不断拓展培养基地的数量。湖南经济电视台副总编辑梅宏指出，在几方合作的模式取得成功后，社会上大量出现了许多培训学校，针对的也是矫正“问题少年”一类。但素质良莠不齐。“有的硬件太差，有的根本没有专门的心理培训，实行的是威权教育。”他说，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问题孩子很多，也说明这个教育市场的广阔。

在倍腾等学校，为了让孩子与过去的环境分开，接受委托后的学校往往将孩子带到远离城市的培训基地进行封闭式教育，进行强制性的隔离生活、励志锻炼等。一些质量差的学校则往往是威权教育，甚至是体罚教育。

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律师罗秋林等称，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要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和保护权。实施的这类封闭教育对受教育的孩子有权利上的侵害，即使有监护人的授权也同样如此。同时，这类教育管理方法尤其需要关注安全问题。学校如果以暴力或者体罚等手段进行教育，尽管可能会对一些孩子有效果，但其仍是违法行为。

罗的观点得到了梅宏赞同。他说，一些条件较差的学校多是实行体罚＋情感转化的方式，没有专门的心理辅导教育。学校对此类孩子应该有一定的威权和惩戒，但不能以此为主，而是要以此为入手，施以强大的心理培养力度。这方面的教育方法应该进行研究。

在倍腾学校、“12355”和电视台三方的合作中，这样的情况也曾出现。

一个有严重自闭症的孩子在参加倍腾学校组织的活动中，因手机坏了，家长无法与孩子联系，引起不满，要中断与学校和电视台的合作。后经过团湖南省委书记李晖反复沟通，家长给予了理解。

事后，李晖告诫相关人员，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要求，特别是把服务的内容和流程、家长的知情权详细列出并予以保障。“不管选择什么方式做服务平台，既然选择做这个事业，要求就要更高，要理解和尊重家长，无条件地服务”。

据记者了解，类似的一些学校入校就给学生剃光头，有的多以体罚甚至用暴力处理孩子的问题。梅宏指出，这类方式欠妥，如给学生剃头理发，其实强化了一种让他觉得自己是“问题人”的想法，在尊严和人格上有矮化之嫌。此外，部分学校强调对孩子组织纪律性和毅力方面的要求，采取的一些体罚之类的手段，可能出发点是对的，但具体的行为必须纠正。

据媒体今年9月报道，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也存在严重的打骂、体罚等损害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对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大东方行走学校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学校，以不同于一般学校的教育方式对所谓的问题学生进行教育。这些教育机构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符合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审批程序，要按照教育部制定的教学章程、教学大纲进行教学，特别是不能违反九年义务制教育。但是，类似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的一批教育机构中，有的没有经过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还有的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他说，目前，教育部有关部门已对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的违规办学情况进行通报，同时重庆市有关部门也依据有关规定，对这所学校进行了严肃查处，并且依法吊销这个学校办学的许可证。教育部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从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事件中吸取教训，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当地法律界人士还指出，学校与电视台合作的真人秀节目尽管出发点是为了反映“问题少年”的转变过程，内容很感人；但电视镜头对未成年人身份显现的问题值得注意。因为国家法律对其肖像处理有明确规定。而且父母的委托能否成为合法的依据也值得考虑，因为一旦播出后，电视的放大效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孩子在观众的记忆中打上烙印。

在此前举行的一个节目研讨会上，中央电视台研究室主任、高级编辑王甫也流露了同样的担心。他说，以“问题少年”转化过程为内容的真人秀节目定位很准确，然而，哪些是不能暴露、不能出现、不能展示、不能见诸于媒体的，应该留心。尤其是一些本身不能说的，涉及到青少年隐私的内容要警惕。虽然真实的内容引起了社会的共鸣，但也要考虑法律的规定。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尚秀云则认为，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家长教育作了新的修改，也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父母应该给未成年人创造良好和谐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和教育义务。另外也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德和适当的方法教育未成年人，同时要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发展的状况。在转化“困惑孩子”时，应该考虑：学校该怎样在合法的角度管理、教育孩子？怎么解决学校的问题？

她指出，电视节目案例选择的角度恰当，基本避开了法律的严格要求。但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在一些方面有严格规定。海淀法院少年法庭20年判了5000多孩子，但是媒体报道的很少。因为国家法律规定，电视不能暴露这些孩子的脸，这是应当注意的。

而同时，许多参与调查的电视台一线工作人员也在思考：强制性的隔离生活加上节目的效果作用、励志锻炼和心理培训等，能在多大程度上矫正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能否解决家长对孩子教育的误区、社会各种不利于青少年成长因素的负面影响等问题？

据介绍，他们对已经做过节目的一些孩子进行了长期的跟踪了解，发现大约有60％左右的能够保持在学校时的状态。但也发现，这一成绩的保持与家长的措施有关——很多家长在孩子“改造”成功后，立即更换了读书的学校、甚至住所，切断孩子与过去的联系。（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照片：在参加户外活动时，倍腾学校的孩子们乘坐自己扎的船。本报记者洪克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