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儒家文化与人类命运” 第五届尼山论坛高端对话完美收官
舜网讯 9月27日上午，第五届尼山论坛第三场高端对话在曲阜尼山圣境大学堂七楼智燕厅举行。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尼山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志民主持了此次对话。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朱京海、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剑涛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黄勇教授、台湾佛光大学谢大宁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罗斯特里尔教授、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学院主任金圣基教授和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兰珊德教授围绕着 儒家文化与人类命运 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话。
任剑涛教授从大陆新儒家与中国现实入手，反思当代儒学立场和理论建构可能存在的问题。他说，就国家处境方面来讲，中国已经彻底挣脱了近代以来的被动挨打僵局，但却受制于因之形成的文化心理阴影。当我们将儒学应用于国家变化且用来筹划这个国家的未来、重建我们的精神世界时，很难从容面对现代变局，同时促进儒学与国家的现代转变。为此，需要矫正中西对垒的文化心理定势，改变中国过去那种以弱者心理反抗强者的道义姿态，真正从社会现代变迁的高度看待儒学自身，儒学与国家建构互动的儒学重建处境，从而推动中国跨域现代陷阱，让儒学真正成为促进中国现代转变，而不是耽误与阻碍这一历史进程的思想动力。
他说，当代中国已基本解决了 被动挨打 的国家危局，目前方向是建构一个发展更健全、心理更健康、文化更自信的国家。但是，大陆新儒家为中国设计的政教合一方案，在学理上是非常粗糙的，在实际上是不可行的。一来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教合一设计与现行的政教整合机制直接冲突，二来中国近代以来确立的政治理想显然是依宪治国的现代政制，而非法外作为的圣贤治国方略。三来中国当下的社会政治更化，不是制造哲学王，也不是将教士集群推向政治前台，而是将一个与市场经济明显不匹配的非民主政制扭转为立宪民主政制。无视这样的政治现实性特质，大陆新儒家不仅会丧失政治判断力，失去判教资格，更会落个寂寞无人问的悲壮结局。
大陆新儒家应对现代变局，守持儒家传统立场的意识，明显强于应对现代变局的观念。这是价值优先的人文进路，而不是事实前置的社会科学立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重视普遍性命题，而后者认为普遍性命题很少为真。社会科学重视的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经验事实，并且很看重这一经验事实的可变性。大陆新儒家那种一心拯救国人心灵的主张，有可能是对中国社会发展事实误判的结果。换言之，现代儒学应当且必须承认面向现代的各种主张之独立自存的事实，并且经过思想市场的竞争，获得自己参与或介入现代国家建构、人心秩序建设的契机。这是儒家之为儒家，在现代条件下的一个必然要求。
任剑涛进而指出，如果大陆新儒家愿意为其价值偏好寻找起码的事实支持的话，那他们在 现代 的事实认知上就需要守持三个基本立场：首先，必须认取传统儒家仁爱的基本立场;其次，就是一定要因 时 而 变 再次，需要采取因应于现实的理论阐释进路。就现代儒学而言，只有在子学背景下认儒家典籍为经典，才能保有原始儒家的思想活力，在与权力保持距离的同时尝试规范权力，否则就会陷入追求权力的陷阱而变质为国家主义者。但是现实却是，大陆新儒家始终表现出一种 回到 历史某个阶段，拿出某个儒家思想家的历史方案以解决当下问题的思维特征。这里就会浮现一个难题：这样的思想方式，到底是在为传统儒学的自洽进行辩护呢，还是在现代背景下以传统儒学为现代发展提供出路?
对现代新儒家来讲，有利于开辟其理论与实践新局面的进路甚多，关键在于他们是不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以及愿不愿意在人文科学的价值坚守同时，采取务实的社会科学之事实认知的态度，去努力建构适应并且引导现代健全发展的儒家新理念与新方案。就忠孝等伦理观念而言，只要大陆新儒家愿意将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适度分割，它不仅在私人领域的孝道重建上可以有所创获，也可以在私人领域另一个重要伦理领域，也就是经济伦理再造的领域有所突破。一旦释放出儒家的社会伦理空间，儒家伦理还可以发挥更为广泛和积极的作用。
任剑涛强调，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切入，大陆新儒家才有望解决今日中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只是高谈阔论抽象的儒家伦理，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相比于大陆新儒家总是谈论高端的建国问题，不如转而向下，更重视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与行为逻辑，并且结合现代社会的构成特点，打造儒家的现代组织行为逻辑，从而真正有力地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变。
任剑涛最后认为，无论是从大陆新儒家的价值取向、还是就他们的权力心态、针对现代做出的评价、以及心存的从历史直接贯通到当下的思维方式，都妨碍他们真正接受现代化的社会事实。大陆新儒家并不能简单被称之为 现代的 儒家，它或是 在现代的 新儒家，或是在现代的 传统儒家 ，或是非议现代或反对现代的 新儒家 。差异所在，跟大陆新儒家如何面对 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 直接相关。唯有那些直面这一变局、且为之筹谋的儒家，才能叫 现代 新儒家。
谢大宁教授则反思了国学传承与中国哲学这个学科的关系问题。他首先指出，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能够从我们文化根部，自己生发、成长出理性的精神，我们必须意识到理性精神确实不是我们文化的长处所在。同样的，对西方而言，理性精神固然导致西方文化主导了近代世界，但理性本身的异化，却也让西方文化出现了重大的疲态，过度的资源浪费、文明之间的巨大冲突等等，都也告诉了我们，在我们学习启蒙精神时，也必须以足够的批判与警觉，不要掉进理性的陷阱里去。总之，同时带着敬意与批判地学西方，学习理性的优点，扬其长、避其短，这可能是我们对重新启蒙所必须具备的最优先认识。
其次， 国学 这种学问的体系，绝对不是西方学问的所谓由 哲学 为基底，所撑架起来的一种以 哲学知识 为形貌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以 经典 所代表的价值实践为基底的，扩而大之的以成就一种 人文涵养 之人格的学问体系。它是带着强烈的价值意涵与实践性的学问。谢大宁说，这样一种所谓国学之学问，今天一般人看起来当然是陌生的，也恐怕很难想象该如何进入这样一种学问去，当代新儒家通常将之称为一种生命的学问，这是一种需要通过自己对生命价值的反省与抉择，从自己对自己生命主体的抉择与挺立中，才能自觉承担的学问。这一学问该如何讲出来，也许是值得所有关心国学的人，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但是问题又在于，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无视于国学也必须作为一门知识而存在的必要性，这是国学走入 现代学术 殿堂的一个基本条件，没有这样一种转化，国学恐怕也无从被现代社会认为是一门学问。而中国哲学这个学科就承担了这一任务。
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在现在的中国哲学路数下，有许多经典被完全排除出了形构国学基本精神的范围之外，只是因为这些经典文本无法和任何哲学系统形成对话关系，比如说诗经就被以一种方式排除了，我们说它纯然是 文学 的文本，它只与文学的知识相关，这就被剥夺了形构国学基本精神之知识的地位，春秋也是同样以 史学 文本，而被剥夺了这个地位，这样做真的恰当嘛?更大的问题则是，当中国哲学取得了规范国学之基本精神的权力后，国学原本所具有的强烈价值意涵之人文教养却在知识化的过程中被淡化，甚至逐渐消失了。
谢大宁因而认为，只要还是采取比较哲学式的做法，无论做了多少努力，都将不可能消除中国哲学与国学、经学之间的鸿沟，这样一种知识化的努力，也将注定失败。除非我们找到正确的做法，才有可能让中国哲学成为国学走向现代的基础。这也就是说，百年来想要以中国哲学来作为传统国学之现代基本形式，这想法是有创意的，而且也未必没有可能，只是恐怕已经到了必须重新思考正确做法的时刻了。
颜炳罡教授则认为，进入21世纪，人类由国际时代真正进入了星际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儒家的仁爱是应对人类伦理困境的最佳出路。虽然一切宗教与文化系统都有爱的教义，然而既讲爱，又告诉人们如何去爱，儒家的文化系统表达的最为透彻。因为在儒家看来，天地间即宇宙间的人都是宇宙这个大家庭中都一气相通、天命所生、相互关联的成员，而不是孤绝的原子式的个体，因而人人都须要相亲相爱。一句话，覆天载地的仁爱是 极高明而道中庸 。
黄勇教授的问题意识则来源于美德伦理学最近几十年在西方世界重大复兴的大背景。在这一背景下，大家开始看到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道义论和功用论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同时也看到被这两种伦理学看作是属于古人伦理学的美德伦理学在当代人类生活中实际上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许多研究非西方哲学传统的学者也纷纷试图在他们所熟悉的哲学传统中发现美德伦理的踪迹。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儒学研究。与以前港台新儒家往往用康德主义伦理学解释儒家伦理不同，现在有更多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本质上是一种美德伦理。但黄勇教授并不是试图论证儒家具有西方美德伦理的主要特征，因此是一种美德伦理，他一直关心的问题是，不管古代儒家思想是不是一种美德伦理，它对当代美德伦理的发展能够作出什么样的独特贡献，这包括如何帮助美德伦理回应来自各方面、特别是康德主义伦理学的批评，如何帮助美德伦理处理其自身存在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如何帮助美德伦理对当代的伦理学及其相邻学科做出贡献。
此外，朱京海书记、罗斯特里尔教授、金圣基教授、兰珊德教授亦根据各自的研究发表了演讲。
王志民在总结时认为，此次高端对话在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核心精神、当下传承发展与中国命运、人类命运的关系等方面的讨论超过了预期，称得上是本届论坛高端对话的完美收官。
值班主任：颜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