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大春 写作是水到渠成的事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据说您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李白与苏东坡，写完李白，您有打算写一本苏东坡吗？

张大春：我喜欢三个人，庄子、李白、苏东坡。我从来不会做打算去准备写什么，写作是水到渠成的事，累积到一定时候，又有这个机缘就写，我不去给自己许诺来骗自己。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第三册《将进酒》已写到李白结婚，接下来第四册是否该写李白的仕途？

张大春：第四册开篇写的是唐玄宗与他的秘密武力即禁卫军，写到4万字以后才回到李白身上。所谓的仕途，对李白而言非常之单薄，从天宝元年进宫到天宝三年出宫，前后加起来一年八个月，这是他与朝廷唯有的接触，根本谈不上仕途。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李白似乎一辈子都走在路上，不断写诗赠人，“疗人寂寞”，他自己也实在太寂寞了？

张大春：作为一个时代，唐代无论帝王将相、豪门贵族还是老百姓，都可以在自己的身份之下生存、竞争，从另一个角度看，老百姓以下的贱民，包括奴隶、妓女、工匠、商人这类人如果自足于他们的生活，也会有人生小小悲欢与满足，可是在庶民之下的阶级要跳到庶民以上，却不可能。李白属于商人阶级，虽小有资产却不能改变、提升自己的身份，原因在于不能通过科举考试来改变，只好用各种方法，最后通过婚姻，前后两次都娶的是家道中落、高门大第、条件不是太好的女子为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以现代女人的眼光来看，李白挥霍成习、抛家弃子，事业也不成功，他可不是个好男人？

张大春：寂寞、成功这些词不太能准确形容李白。实际上在他那个时代，李白有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说早几十年或晚几十年都不可能有的机会。大唐帝国正值在困境中开发贸易、经济、商务活动。所谓困境是因为盛唐时明显出现了后世经济学家所说的货币紧缩、通货不足的问题，当时也没有金融手段与工具来改变经济状况。想尽办法创造出贸易，这是西域非常多擅长经商的部族——胡人带来的启发。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昭武九姓”，从种族上有人叫他们“杂种”，从职业上叫“兴生”，从语文学上说，是属于伊朗语族的大部落群形成的邦国体制，名为“粟特”，其中有康、安、曹、石、米、何、史等。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

写作没有秘诀，只有随时保持警觉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读《大唐李白》时常会有疑问，这到底是史实还是小说？这种体验很奇妙，以前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就从不曾有过质疑。

张大春：有句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只要产生怀疑，就表示你相信，这是非常有活力的相信。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写作有什么秘诀可言吗？

张大春：要想写作，觉得自己可以写和想写作是两回事。想写作是动词，目的是为了发现自己能不能写。最好的情况也是最幸运的是在短时间内知道自己可以写作，最可怜的人也是最笨的是写了一辈子还没有发现自己不能写。实在不愿放弃写作的人只好花更多的时间来检验自己能够写什么。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就很幸运，从18岁开始写作，很快就发现自己能写？

张大春：那都是想写，一生中只有唯一一次觉得自己能写，那时还没有开始写大部头书，到真正开始时，才发现“道阻且长”，这条路既险阻又漫长。我幸运的是我随时保持警觉，写《大唐李白》两年写了3本，有人觉得快，对我来说是慢了。我曾经前后21天写了一本书《我妹妹》。这种快工来自于题材、技法的配合刚刚好，可遇不可求。我写了一半撂下了的远超过我完成作品的数倍。没有秘诀，只有随时保持警觉。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听着都觉得非普通人可比。

张大春：我就是个普通人，你要问我儿子，他会认为我是个蠢人。那恐怕更真实。因为在客观上我们无法鉴定身为自我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每个人应该都是普通人，不然不会有普通这个概念出现。

李白就是个普通人，甚至他有些表现次于普通人。举个例子，高力士脱靴的传说，说的是高力士受不了污辱，气得在杨贵妃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可是关于这件事最早的记载见于张鷟所写的《朝野佥载》。此人跟李白差不了多少年，书中记载了不少李白的生平轶事。原委是这样：李白进宫，皇帝离开御座，走了很远来迎接他，并且说，“卿名满天下为联所知，若非夙负道义，岂能至此”？用现在的话说，是上一辈子在同一个道山修道，有夙缘啊。两人聊得很愉快，那去靴吧。高力士是个很好的人，没有抱怨，直到李白离开宫殿，皇帝回头说了五个字“此人固穷相”，本来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

这连普通人还不如。我们对于一个人本来就没有必要放大他某一方面的形象。

（深圳商报驻台北记者 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