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说，只要看过我的作品的人自然会明白我和张爱玲有很大的不同，只不过有很多机缘凑巧碰在一起了。比如《长恨歌》，第一个评论的是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他写了一篇评论，说我是“张爱玲后又一人”，这就是他定的调子。其实这么说很“骗人”。
《金锁记》写于1943年（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京华周刊》 《金锁记》是作家王安忆的第一个剧本，但并不是王安忆第一次同张爱玲扯上关系。2004年，同样是由她操刀的这个剧本，便被电视剧《围城》的导演黄蜀芹搬上过上海的戏剧舞台。时隔7年后，这出戏由导演许鞍华再次制作，从香港北上，一路演到北京。有趣的是，这也是许鞍华第一次导演舞台剧，而许鞍华同样也和张爱玲有着紧密的联系——她导演过电影《半生缘》、《倾城之恋》，并被称为“最忠于原著的导演”。 自从小说《长恨歌》成为王安忆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以后，她就被频繁地称为“海派”作家，被称为“张爱玲后又一人”。而此番话剧《金锁记》的大规模上演，似乎更验证了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上海女作家之间难以磨灭的关联。 对此，王安忆并不否认，虽然她更喜欢人们知道她和张爱玲的区别。“只要你看过我的作品，就知道我和张爱玲有本质不同。”上海总被人们认为是“张爱玲的城市”，王安忆却说，她更希望上海是知识分子的城市，是鲁迅、巴金的城市。比起张爱玲，王安忆更钦佩鲁迅。 除了“海派”外，评论界对王安忆还有一个说法：风格多变。她的作品往往透露出不同的时代和地域背景，如《小鲍庄》来自她16岁下乡插队时的安徽农村，以文革时期为背景如《启蒙时代》，以上海为背景如《长恨歌》，以明代为背景如《天香》，似乎每一部作品都指向一个不同的方向。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中，却有一点永恒不变——写实。王安忆是坚定的写实派，她喜欢写日常生活。她是推理小说迷，她喜欢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其中一条理由便是“阿加莎最生活，谋杀的理由也罢，发生的场景也罢，都是常理，都是日常生活。”对此，王安忆自己有总结：“我尊重日常生活。” 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重点叙述或许部分来自于母亲茹志鹃。茹志鹃也是当代文坛一名重要的女作家，代表作《百合花》曾被茅盾极力赞美。而在茹志鹃的笔下，“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十分少有，尖锐的矛盾冲突也不多见，更多的是普通人的性格和生活，普通人和时代的关系。 母亲并不希望女儿也成为作家，但王安忆还是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并立志要比母亲做得更好。在写小说的道路上，她当然是成功的。《小鲍庄》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而广为人知的《长恨歌》更是获得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诸多奖项。 除了《金锁记》外，王安忆还曾经将哈代的中篇小说《挤奶女的罗曼史》改编为话剧剧本《发廊童话》，但她的第一身份无疑还是个“小说家”。她不擅长制造戏剧冲突，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个戏剧的“核”，再进行创作。相对剧情，她更重思想。她的小说风格含蓄，需要仔细静心品读方能得其中之妙。王安忆认为自己没有原创剧本的天赋，可是写小说，她认为自己是有天分的。 京华周刊：为什么选择张爱玲的《金锁记》作为第一部改编的剧本？ 王安忆：《金锁记》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张爱玲作品。它的戏剧性最强，故事的冲突也很强。曹七巧是个“强烈”的人物，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往往都是“物质化”的，是受过城市文明熏陶的，可是曹七巧，她带有一种“原始性”，她的欲望特别强烈，有物欲，有生存的不安全感。张爱玲的故事往往是透彻的，到好就收了，只有《金锁记》是到了底的。 京华周刊：张爱玲的作品是出了名的难改编，改编这部作品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王安忆：这是我第一次改编剧本，改了三稿，应该说还是很顺利了。可能别人觉得张爱玲的东西难改是有一些“迷信”在里头，认为她的东西不敢动。我删掉了原作里儿子长白那条线，主要是技术上的考虑，因为一出戏的时间和空间有限，这条线对于戏剧来说有点分散，很难处理，会让整个戏的紧密度下降。而从我个人的价值观上的判断来说，我不喜欢这条线，心里不能接受，因为太阴暗了。在小说中，曹七巧拿房事来刺激儿子，暗示媳妇是个性欲很强的人，这些都是用叙述的方式写出的，如果改编成戏剧的对话形式，会很难听。 京华周刊：部分由于个人价值观的原因，您删了那些戏份，那么，在这出戏里，有没有您个人想要表达的价值观？ 王安忆：写剧本，我是新手，所以在写的过程中我比较关注技术方面的问题。从价值观上说，我想表达的就是一个女性的抗争，曹七巧很不幸，她的世界很小，她所有的抗议和挣扎都报复在她的亲人和自己身上了。 京华周刊：有了这次的改编，您的名字又和张爱玲挂钩了。似乎自从《长恨歌》后，您就和张爱玲撇不开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