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三帝国到社交网络：语言污染与人类社会如何相互塑造？
不同语种的语言可以相互翻译，然而语言和数字之间却几乎不具备准确翻译的可能。当数学强势崛起之后，西方的意识也就分裂为科学家C.P斯诺所言的“两种泾渭分明的文化”。伴随着专业分工的强化，可沟通的公共话语的分裂体现在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奥地利媒介哲学家维勒·傅拉瑟（Vilém Flusser）更是将这种时代的话语结构命名为“树状结构”，它以现代大学、图书馆为代表的话语载体，强调科学话语和专家的统治性，同时知识的领域被划分为如树干的枝桠一般不断分叉延展的破碎状态。学术与日常语言的距离日益扩大，这种现象在今天甚至愈演愈烈。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中不无惋惜地写道：“如今社会科学的许多论著都不再有真实的文学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是反文学的。它是用一套极端含混的行话构想出来的。”
语言昔日的美感和作为基础功能的可沟通性惨遭剥夺，其实是现代性自身种下的苦果。傅拉瑟和斯坦纳也都承认，语言通过污染自身，献祭了人类社会的巨大的进步。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为我们带来了便利的科技、安排得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却也孕育了自身反人性、非道德的阴暗面。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曾颇具洞见地指出，纳粹大屠杀与现代性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源性，它们都以效率与秩序为唯一准则。现代性的强势扩张从语言堕落的角度来看亦是一股“逆流”，使得文字仅服务于表达的效率，从内涵上归于沉默和野蛮。从这一角度出发，或许我们不应该将第三帝国的语言污染仅仅归因于一时一地的政治专权，语言遭受漠视和侵犯同时有着更为深刻的时代背景——现代社会广泛的语言污染，隐秘地折射了现代性内部“进步”与“野蛮”的巨大张力。
呼唤巴别塔：在互联网时代捍卫语言？如果语言的污染已成为现代社会自身进步的宿命，那么捍卫语言是否仍有可能？在互联网成为全球新“基础设施”的今天，语言污染的境况不仅没有自发好转，反而可能面临更多威胁——这些威胁有些是昨日的阴影借助网络工具的延续，亦有借助网络这个特殊场域新近滋生的独特文化。
学者徐贲在《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一书中提及，在当下的公共讨论和辩论中，简单粗暴地归因、诉诸于情绪进行说服、刻意煽动二元对立、满篇空话套话的行为充斥于全世界范围的互联网中。一种不区分“私域”与“公域”的表达为人们所习惯，徐贲认为，“日记”式的表达是写给自己看的，可以包含更多的个人情感表达而不遵循严格的论证，这和公共表达有着不同的要求。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对个体经历碎片化、日常化的琐碎记录驯化了语言习惯，人们开始习惯于在公共空间表达“日记”式的文字，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解释当下网络环境中的许多语言乱象。
徐贲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