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工程师和计划者
按：本文摘录自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第十章“工程师与计划者”，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93-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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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现象进行自觉控制的理想，在经济领域里影响最大。当前“经济计划”的流行，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唯科学主义观念的得势。这个领域中的唯科学主义理想，是以应用科学家、尤其是工程师所采取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不妨把讨论这种影响与评价工程师的典型理想结合起来。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唯技术论立场或工程学观点对社会组织问题的影响，要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近年来，这种用工程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欲望，已经变得十分明显；“政治工程”和“社会工程”，已经成了时髦的口头禅，它们就像当前这一代人对“自觉”控制的迷恋一样，也是他们的世界观的特点。
这里，我们只能限于谈谈工程师的专业经验常常造成并决定着其世界观的特殊问题的几个突出特点。首先，他的典型任务通常有着完全自足的特点：他只关心单一目标，对为此目标而做的所有努力进行控制、并为此而支配范围明确的现有资源。这使他的工作有可能获得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即至少从原则上说，复杂的操作过程的各组成部分，事先就在工程师的头脑里完成了，作为其工作基础的全部“数据”，已被清楚地纳入了他事先的计算，并被绘制成蓝图，以此支配整个方案的实施。
然而指出一点是很重要的，工程师把他的任务视为一个自足的整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幻觉。他在一个竞争社会中的处境，使他能够这样看待自己的任务，这是因为他能够把他当作自己的素材之一的、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帮助视为既定的，他不必为此操心。他能够以既定的价格买到他所需要的物料和人力，只要他发给手下人薪水，他们便可保证自己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他通常把这视为理所当然。由于他是把自己的计划建立在市场为他提供的条件上，这些计划才适应更为复杂的社会活动。由于他不必关心市场如何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他才能把自己的任务视为自足的。只要市场价格不出现意外的变化，他在自己的计算中就能够以它们为指南，而不必过多考虑它们的意义。
工程师觉得“不合理的”经济因素妨碍了他根据对事物之客观属性的研究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这种理想通常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纯技术的最优方案。他很少认识到，他对这些特殊的方法有所偏爱，完全是他经常解决的那类问题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偏爱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工程师的“最优技术方案”，经常被证明仅仅是在资本供应不受限制或利率等于零时才能采用的方法，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当然可以致力于使当的的投入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当前的产出。但是以此作为直接目标，等于忘记了只有把为当前需要服务的资源长期转移到设备的生产上，才能达到这种状态。换言之，工程师的理想是以不考虑最基本的经济事实为基础，而这种事实，即资本的匮乏，却决定着我们当下的处境。
利率虽然是个最少被人理解因此也最让人讨厌的因素，它却是作为非个人的因素起指导作用的价格之一，工程师的计划如果打算适应整个社会活动的模式，他就必须服从这样的指导，他对这种价格限制感到不满，是因为它们反映着其“合理性”（rationale）不为他所理解的因素。它是自动记录人类各种复杂的知识和需求的符号（虽然这不是说它们不会出错），如果个人希望跟系统内的其他人保持协调一致，他就必须予以注意。假如他不利用这种价格体系以简约的形式传达给他的信息，而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回到客观事实，自觉地对它们进行考虑，这等于摈弃一种使他有可能自己局限在眼前的环境中的方法，而用另一种方法取而代之，它要求把全部知识集中于一个中心，并将其明确而自觉地纳入一个统一的计划。把工程学的技术运用于全社会，这当然要求那个领导者具备有关社会的全部知识，就像工程师具备其微观世界的全部知识一样。集中的经济计划不过是把这种工程学原理运用于整个社会，它所依据的假设是，所有相关知识的全面集中是可以办到的。
跟工程师的工作相比，商人的工作更具有“社会性”，也就是说，它同另一些人的自由活动交织在一起。他为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的一些目标的取得做出一份贡献，他很难掌握服务于某种最终需求的全过程。他所关心的，不是他参与其中的整个过程的最终具体结果，而是最好地利用他所了解的具体于段。他的特殊知识几乎完全是特定的时空环境内的知识，或是在某个既定领域内搞清楚这种环境的技能。虽然这种知识不是可以用因果命题加以表述的知识，由于这个原因，它在科学时代只被视为一种低等知识，然而就一切实践的目的而论，它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科学知识。可以把全部理论知识集中在几个专家的头脑中，因此可以被某个中央权力机构所利用，这也许并非不可想象之事。但是这种具体的知识，有关一时一地之情况的知识，除非分散在众多的个人之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一种具体的原料或设备在什么时候能够最有效地得到利用，或在什么地方能够最迅速或最便宜地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就像有关最好的材料和设备的知识一样重要。这种知识同工程师所研究的事物的不变属性毫无关系，而是涉及到具体的人类条件的知识。以考虑这些事实为职责的商人、有可能和工程师的理想、他的计划和他的厌恶态度不断发生冲突。
可见，保证我们的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使一时一地的具体知识得到最有效利用的问题；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设计者所面对的任务，是要找出如何使这些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好的利用。这使得人们通常把这个问题说成是如何利用“现有”资源以满足“现有”需求的问题。但是，不管是“现有”资源还是“现有”需求，都不是工程师在自己有限的领域里所处理的事实那种意义上的客观事实：一个从事计划的机构，根本不可能直接掌握它们的全部相关细节。只有通过一些了解它们的人，对实践目标有用的资源和需求才有可能存在，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所知道的事情，要大大多于哪怕是最有能力的权力机构所能知道的事情。因此，成功的做法不能以直接处理客观事实的权力机构为基础，而是必须以利用分散在社会所有成员中的知识的方法为基础，在任何特定的场合，这个权力机构既不知道谁拥有这种知识，也不知道它存在于何处。因此，要想使它得到利用，就不能自觉地把它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只能利用某种机制，它把具体的决策留给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去做，并为此向他们提供有关一般环境的信息，使他们能够最好地利用只有他们自己了解的那些具体条件。
这正是各种不同的“市场”所发挥的作用。虽然它们的每个参与者只知道一种商品可能的供应来源或其用途的一小部分，他们却是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相互关系使价格记录下了影响供需之全部变化的相关净结果。我们若想理解市场和价格的功能，就必须把它们视为以简约或浓缩的形式向关心某种具体商品的所有人提供信息的手段。它们使众人的知识得到利用，而无需先把它们集中于某个单一机构，它们使我们在一个竞争系统中看到的决策分散化和决策的相互调整成为可能。
要想取得这种不是以某个全面的唯一知识系统或设计者的缜密推理为基础，而是只能以许多人的分立的知识为基础而产生的结果，那么社会组织者的任务就与组织现有物质资源的任务有着根本的不同。单独一个头脑顶多只能知道全体个人所知道的事情中的一部分，这个事实限定了对不自觉的社会过程之结果进行支配的范围。人类并没有自觉设计这一过程，而只是在它形成之后，才逐渐认识到这一过程。但是，有些不但不依靠自觉控制其运动过程，而且不是出于自觉设计的事情，也可以带来可取的结果，这是个让自然科学家觉得似乎难以接受的结论。
道德科学倾向于向我们表明我们的自觉控制受到这些限制，而自然科学的进步则不断拓宽自觉控制的范围，于是自然科学家经常发现自己跟道德科学的教诲发生冲突。尤其是经济学，在受到采用的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指责后，又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科学家用来不断拓展我们征服和主宰自然的技能的局限性而受到加倍的指责。
不愿意放弃任何自觉控制能力的人似乎无法理解，放弃控制的权力（它肯定总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权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是一种表面的放弃，是要求个人做出的自我否定，以便增强物种的能力，释放无数的个人知识和能力——一个从上面进行自觉支配的社会，是根本无法利用它们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巨大不幸是，自然科学令人称奇的进步所导致的对支配的兴趣，并没有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我们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更大过程，或使我们认识到在不支配这个过程也不服从别人命令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不断地为共同的努力做着贡献。要想理照这一点，需要做出一种与控制物质材料所必需的努力有着不同性质的努力，传统的“人文科学”在这种努力中至少有一定的实践作用，而如今盛行的教育形式所提供的这种教育似乎越来越少。我们的技术文明越是进步，不同于对人及其观念的研究的对物的研究越是获得更为重要而有影响的地位，这两种类型的心智之间的分裂就变得越发严重：一种类型的代表是这样的人，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另一种类型则是以这样的人为代表，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心智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或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不受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一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大的事物。可悲的是，单纯的科学或技术教育未能提供的，正是这种身为社会过程一分子的意识，这种个人的努力相互作用的意识。
最后，也许有必要再次提醒读者，我们这里所说的话，只是反对滥用科学；不是反对专业领域中合格的科学家，而是反对在他没有资格的领域运用他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结论与合理的科学之间不存在冲突。我们得出的主要教训，跟科学方法最敏锐的研究者通过考察知识的全部领域所得出的教训是一样的，即：“科学教会了我们谦卑，我们根本不可能全知全能，无所不通，这就像一切伟大宗教的教诲一样：人不是神，也绝对不可能变成神，在神的面前，他必须俯首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