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做客腾讯书院：话民国四公子的政治情怀

[导读]2013年3月14日上午，社科院马勇做客《腾讯书院》，解读“民国四公子的政治情怀”。该期讲座是腾讯书院推出的“说民国”系列的第一讲。

马勇在腾讯书院讲演

腾讯文化讯（苏建美）“我们处于‘故事’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在今天的“李公子”系列故事也太多，是否上的“官二代”“富二代”为人品性都如此，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2013年3月14日上午，社科院马勇做客《腾讯书院》，解读“四公子的政治情怀”。该期讲座是腾讯书院推出的“说民国”系列的第一讲。马勇谈到，“仅近代以来的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古人早有诗书传家的传统，曾国藩就曾告诫后人，‘第三代绝不要踏入官场一步，不要去官场上招摇。’古人很懂得利用官场的环境来教育和成就子女。”

“袁克文、、张伯驹、溥侗称得上民国四公子”

关于民国四公子的说法有众多版本，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溥侗卢小嘉、孙科等人备选，马勇从自己的视角进行了取舍，“能够称得上民国四公子的，一个是袁克文，的儿子；一个是张学良，张作霖的儿子；还有一个是一直跟袁克文在一起玩的张伯驹，再就是溥侗。真正的‘公子’，从小就接受良好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文学创造力或艺术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乐善好施，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

既然是公子，多是出身于豪门士族。争议颇多的备选人孙科、卢小嘉虽出身名门，但因其个人生活乏味无趣，在历史重大事情上难有值得称道之事而被排除；强有力的备选人张学良则因风流和文学造诣不高为人所诟病，但据马勇考证，张学良重情重义且审美水平不凡。“公子哥的风流倜傥不是说他们会玩女人，而是体现在他们爱美，懂美，会欣赏美。”马勇强调，家世背景和个人才华是成为“公子的”重要筹码，但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在历史关键时刻，有责任有担当才最重要。

“张伯驹最值得称道地是他穷自己为国家收藏财富”

马勇认为民国的政治就是“同仁政治”。“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与袁世凯本有亲戚，在袁世凯搞复辟等重要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父亲张镇芳创造的极佳的‘幕府’环境下，张伯驹接触到很多高官、大家，和这些高官的子弟们也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力都很了不得。”

马勇介绍，1924年之后，冯玉祥把清帝赶出紫禁城，很多作品流散到民间乃至国外。 张伯驹觉得这些故宫里流出来的东西不能流出中国，他从国家民族概念出发，想办法收购这些艺术品，收了之后一直珍藏，一直到1949年之后无偿捐给国家。“大家世族的公子哥一定要有家国情怀，乐善好施，不能把金钱看得很重，不能像我们今天有些高干子弟，见到穷人一分钱都不出。张伯驹最值得我们称道地是他穷自己，举全家之力为国家收藏财富。”

“不能捕风捉影地去讲溥侗的政治故事”

关于溥侗，马勇觉得之所以他能进入到民国四公子名单里，一定在于他政治上有重要的活动。“我个人猜测，他的书画、艺术都很讲究，主要是因为他是皇帝的陪读。在晚清最后二十多年当中，光绪影响中国历史太大，他的同学在这些过程当中究竟给他多大的帮助与支持？因为光绪皇帝的生命是跌宕起伏，这个时候他的同学、自己皇族当中的本家，溥侗的祖上就是的直系一支，一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晚清民国尽管离我们今天不是很远，但是我们真正能够讲的太少，溥侗的故事不能捕风捉影地去讲，大家能知道的就很少。但是，我们现在能讲清楚袁克文和张学良这两个人，而且我大概还能讲出来和原来的叙事不太一样的地方。”

“袁克文的被‘妖魔化’”

“政治家老想政治其实对自己不利。我研究历史，不是看‘好人’与‘坏人’，而是看历史发展逻辑。袁克文后半生的行为有‘自虐’倾向，他放不下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事儿。”

历史总有些惊人的相似。马勇谈到，自1915年袁世凯走向帝制开始，发生在袁克定和袁克文之间的事儿就像曹丕和曹植的故事在民国再次上演，兄弟二人因“皇太子”之位心生嫌隙。袁克文在民族大义面前毫不含糊，以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劝袁世凯不要称帝，从此与父兄道路割裂。“袁克文被推选为‘青帮’首领，但是青帮不是被‘妖魔化’的黑社会，他也不是黑社会老大，青帮是下层社会的自助组织，类似今天的‘NGO’。袁克文后来做的很多事情都依托于青帮。袁世凯去世给袁克文戴上了巨大的精神枷锁。一方面他为社会做公益，进行道德补偿；另一方面，他又逃不开亲情的裹挟，饱受心灵和精神上的折磨。”

“张学良的历史被‘戏剧化’”

“我们不了解张学良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真正贡献。他很有‘大政治家的派头’，做事果敢，只是‘有效生命’太短，只有1928-1936这几年。”

在张学良问题上，马勇说最难绕过两个坎儿，一是他放弃了东北，二是他抓了“领袖”。“这些问题解释起来都很复杂，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这些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马勇强调，张学良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虽然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自己阅女无数，但是，我们很难在当年的报纸上看到他负心的报道。赵四小姐有‘英雄崇拜’情结，张学良在回忆录中的故意炫耀虽和现实有差距，但是他仍然对忠贞，对家庭负责，有一段漫长到一个世纪的爱情，这就值得我们肯定，今天对于他的历史演绎过于戏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