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总理说实话

而这里，是我们随机选取的十位普通中国公民以个人身份的发言。在尊重每一个政治主体的前提下，我们在此刊登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个人记忆，他们的个人观察，他们的个人思考。

进入现代社会，我们看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相关的局面。而民意表达的充分性，参政议政的主动性，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政府和民众之间具备一种良好的沟通模式，彼此尊重和信任，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表现。

1、民管进，官管退

李昌平：1963年4月生，湖北监利县人，2000年曾致信前国家总理朱镕基，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现为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编辑、记者。

假如我们肯定改革就是要革除“高度计划和高度集权”模式的弊端，假如我们确定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那么，改革就必须按照其必然逻辑—“放活农民、放活民间组织、放活基层政府”进行下去。

上世纪80年代三次放活农民，带来了三次生产力的大解放。第一次是80年代初，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给了农民组织农业生产的自主权和农产品的收益权。第二次是80年代中期，将农民从土地上放出来(即离土不离乡)，给农民在本乡本土发展乡镇企业的自主权。第三次是80年代后期，将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从乡村中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的流动，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发展力量，有力地促进了沿海产业带的形成和大城市的扩张，促进了国民经济整体性提升。

今后五年，放活组织是关键，核心在于部门权力逐步退出乡村社会。

新时期的放活，与80年代相比具有相同道理，但具有不同内涵。今后五年的关键就是要放活农村组织。只有放活组织，民间组织才能得到充分的发育。只有民间组织的充分发育，小农户才能联合起来应对大资本的垄断，才能节约生产成本、销售成本和消费成本，小农户才能获得更好的经营效率；只有民间组织的充分发育，才能使农民自治走上真正的自治轨道；只有民间组织的充分发育，每个农民生活在一个和几个组织中间，农民才能够支付使用法律的成本，民主才有力量维护法律的公正，法律才能维护弱者的合法权利；只有民间组织的充分发育，民间社会的管理才能高效，管理成本才能最低；只有民间组织的充分发育，民主政治和法制国家才有生长的基石；只有民间组织的充分发育，乡村社会才能发育成一个自治的社会。

当前，放活农村组织的关键，就是要使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部门权力统统退出乡村社会。用农民的话说，取掉盖在一顶破草帽上的八顶大圆帽。这一过程也可以用六个字概括：民管进,官管退。

2、基层有点忙不过来

李东贤：1976年10月生，辽宁凤城人。现居北京，为街道办事处干部。

温总理给人的感觉比较务实，特别是他提出要解决的三个重大问题(就业和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市场经济秩序)，我觉得把握了最本质的问题，也是基层希望加大解决力度的。

特别是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基层感觉到的压力十分大。随着管理重心的下移，许多失业和下岗人员的档案放到了基层。我们街道辖区人口20万左右，这种档案大概有8000多份。基层如何开发就业岗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靠基层“挖一个坑种一颗萝卜”的方式相当吃力。今年我们提出开发800个就业岗位的目标，力度远远达不到。

管理重心下移，让基层干了很多事情，必须有相应的权力和费用为保障。比如基本的社区建设如道路的靓丽、社区居委会的办公用房、活动用房都是大问题。我们不像有些地方实行区和街道税收分成，也不搞三产，都是拿以前的老底子做这些事情。

还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弱化条条，强化块块。市、区一二十个部门都不同程度给基层下达工作任务，有时候就应接不暇。有一次半夜正睡觉被上级一个部门叫起来，说是组织扫雪。以前在区民政局工作的时候，去搞社区居委会自治的调研，那时候在上面体会不到这些，下面的人又不敢说。现在是切实体会到了。还有一个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很严峻。各单位的退休党员、包括失业的、待岗的，转到街道工委管理，街道转到各个社区党支部。我们组织部5个人，管理2300多个党员。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待遇是没有的，我们就采取原则上由居委会主任兼任的方式解决。但是很多人就不愿意干这多出来的事情。总体感觉是，基层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而相应的权力和财力没有分配好。

3、征收百姓私产慎之又慎

许奋飞：1967年生，广东汕头人。广州中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市律师协会房地产委员会主任。

我个人感觉，这届政府班子比较稳健。我自己体会，这和老百姓希望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是一致的。老百姓也不希望大起大落，大放大收，希望一贯地稳定下去。

从个人从事的这个行业来说，我有三个期望，第一，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讲，重要的是依靠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一个桥梁，把法律和老百姓沟通起来。光靠立法和老百姓，没有中介组织，秩序是建立不起来的。我们从业20多年，深深体会了我们起的纽带作用。在这方面，本届政府如果能够多一点文章，多一些力气，促进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对推动市场秩序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二个期望，我们注意到，温总理本人出身教育世家，他也看到了战乱对教育事业的摧毁。有过这种经历的总理，我们更希望，在发展工业等各行业的时候，重点要发展城市和乡村教育。我们把大量钱投在改善城市景观、“穿衣带帽”等工程上，这都是血汗钱呀。一个交通工程，几百亿就砸进去了，哪怕拿一部分出来投资在教育上，也有很大作用。我是学生出身，对政府总是存在这种期望。我宁愿晚坐一年地铁，把钱投到教育事业上。

第三个心愿是，由于改革开放20多年了，老百姓在创业中积累了不少私有财产。保障私产不受公权力侵害的呼声日益迫切。政府在征收老百姓私产尤其不动产时要慎之又慎，不要任意征收。现在征收土地和房产的时候，常打着改造旧城区的旗号进行。这是不合法的，老百姓也是不同意的。老百姓有财力翻新和翻建。

4、不唱高调，不许空诺

倪桂琴，1956年生，郑州市金水区沙口村人。1996年失业，现为郑州市“二琴餐馆”连锁店董事长。

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我从电视里看了，感觉温总理是个很平实的人，不张扬，话说得特别实在，很贴近老百姓的心。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出台的政策都能落到实处，比如对失业工人再就业的各种优惠都能兑现。

我刚开饭店时，听说政府有文件规定：失业工人做生意可以申请免费贷款。我跑到劳动局去问，劳动局说郑州市规定：一名失业工人只能贷款一万元，这一万元由你自己到市商业银行去贷，劳动局替你付利息。我又跑到市商业银行去问。银行接待我的人说，不止你一个人来问过这事儿了；市政府是有这个规定，但是我们没有接到具体通知，怎么执行呀？最终我也没有贷到款。

政府确实在转变职能，不断出台些新政策。但是政策落实往往不配套，说不定卡在哪个环节上，就成了一纸空文。有时候，政府出台某些政策，是为了配合当时形势需要。过一阵子，形势变化了，政策就搁在那儿，没人再管了。希望新一届政府能继续转变职能，都像温总理那样的风格，不唱高调，不许空诺，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办事儿。

5、要造大火柴盒

邓放歌，1969年生，江西南昌人，广州认真英语产业公司总裁。

新政府成立了，作为一个经常思考国家改革及命运的民营企业家，我想对新政府说些心里话。我看了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感觉新政府对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还是非常清楚，特别是对三农问题。我作为一个从江西农村考上大学的农民的孩子，对三农问题有深切的感受。

三农问题的根子在城里，城里问题的根子在更大的城里，就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绝无可能获得成功。三农问题最后可以归结为农民和城市居民平等问题、公民权利实现问题和土地权问题。一定要把土地分给农民，我想没有任何人比农民自己更关心自己的财产。没有产权的农民不会对土地有长远的打算和投入。而作为土地惟一买主的各级政府却在以各种理由低价征用农民土地，那根本就不是等价交换。

落实中国的宪法公民权利，一定要将迁徙自由写入宪法，让那些出来打工的农民工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安居乐业，能享受一样的公共教育。放弃小城市发展战略，要造大火柴盒。中国人口这么多，资源那么贫乏，一定要把人口集中在大的城市群里，经济资源得到充分交换，社会分工可以做到高度专业，经济效率才能高。祝新政府一路走好!(赵义、杨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