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北京旗人的历史
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城后，强令居住在内城的汉民迁移到外城居住，将腾出来的内城房屋分给八旗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居住。八旗的驻地分别位于：正黄旗——德胜门内；镶黄旗——安定门内；正白旗——东直门内；正红旗——西直门内；镶白旗——朝阳门内；镶红旗——阜成门内；正蓝旗——崇文门内；镶蓝旗——宣武门内。两黄旗的地位最高，所以驻扎在内城北部，两蓝旗的地位最低，所以位于内城南部。两白旗、两红旗则位于东、西两厢。八旗又以北京城的中轴线为界分为左右两翼，线东为左翼，线西为右翼。在各旗的驻防区域内，满族人一般居于靠近皇城的地区，蒙古人居于其外侧，汉族人居于最外侧。这样一种布局将北京城变成了一座层层设防的大兵营。
八旗军队的编制是以300名士兵为一牛录，由牛录额真统领，五个牛录为一甲喇，由甲喇额真统领。五个甲喇由一名固山额真统领，固山额真手下设两名梅勒额真。固山额真就是一旗之长，每旗的士兵为7500名，清太宗时又稍微增加了一些。固山额真是满文音译，即都统。梅勒额真是副都统。甲喇额真即参领。牛录额真即佐领。佐领下边还有骁骑校、下士、兵丁。佐领是基层长官，所部旗人的一切事情都由他管理。按照他所统辖的士兵人数来说，相当于现在军队中的营长。但是他还要管理士兵们的家属，所以他又像一个大家长。
满洲八旗每旗都有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正副参领各五人。佐领的人数各旗不尽一致，从七八十人到九十多人。蒙古、汉军八旗从都统到佐领的人数大致与满洲八旗相同。禁卫八旗军队中设有前锋、护军、亲军、步军、火器五营，是从满、蒙、汉各旗佐领部下的士兵中抽出一部分组成的。各营另有统领管辖，不属于本旗统领。前锋营专门担任出征任务，护军营担任扈从护卫任务。亲军营是皇帝直接指挥的军队，由领侍卫内大臣总管。火器营配备有枪支，负责攻击远距离的敌军。
八旗军队中以满洲八旗地位最高，蒙古八旗次之，汉军八旗再次之。八旗之间也有高低之分，以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其中一部分旗人隶属于内务府，称为皇包衣旗，即皇室的奴仆，担任皇宫中的各种勤务，由内务府大臣管辖。包衣的地位虽低，却往往会成为皇帝的亲信，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汉军正白旗人，长期担任内务府下属的江宁织造。正红旗、镶红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为下五旗，每旗中划出一部分旗人隶属于某王公，称为包衣旗人。
步军营是京师卫戍部队，负责防守、稽查、缉捕并参与审理案件，编查保甲和镇压民众的“越轨行为”。康熙十三年，步军营士兵为两万人，到了雍正元年又增设五城巡捕营，由绿营兵（即汉人组成的军队）充任。步军营的首领称为提督九门巡捕五营步军统领，是正二品的武职官员，由亲信满族大臣担任。
北京内城中的皇城由护军营驻守。护军八旗是直接保卫皇帝的，皇城以外由步军营驻守。在北京城外还有外三营，即圆明园护军营、外火器营和健锐营。圆明园护军营负责对圆明园、颐和园的守卫，由总管统辖，兵力约3600余人。健锐营驻守香山静宜园地区，分为左右两翼，总兵力3500余人。八旗官兵都是携带家属居住的，所以驻扎的营房也就成为居民村落。直到今天北京香山一带仍然保留厢红旗、正蓝旗等地名，就是当年八旗军队营房所在地。
历代清朝皇帝对八旗制度都十分重视，因为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靠的都是八旗军队，所以清政府对全体旗人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不惜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在经济上给予八旗官兵及其家属以可靠的保障，按时发放俸禄。其中的“俸”，即俸银按月发放。“禄”即禄米，每季发放一次。八旗军队中上至都统下至士兵，都有规定数额的俸禄，都统每月俸银为180两；禄米每年90石。参领的俸银为130两，禄米65石。佐领的俸银为105两，禄米为52石5斗。步军校的俸银为80两，禄米40石，骁骑校、亲军校、前锋校、护军校的俸银为60两，禄米为30石，步军、护军、前锋、亲军的俸银为4两，禄米4石8斗。马甲（骑兵）的俸银为3两，禄米4石8斗。步甲（步兵）的俸禄是马甲的一半。
除了定期领取俸禄，清初政府还在北京郊区圈占土地，分给八旗官兵，称为“旗地”。每个旗丁分地30亩，不用向政府交纳粮食，也不准买卖。大部分旗地是雇用汉族农民耕种。清政府还规定旗人不准经商、务农，不准离开驻防地区随意迁居。旗人一方面在经济上享受着优厚待遇，另一方面只能选择当兵、当差的职业。清军刚入关时八旗兵丁人数很少，仅20万人，满汉两族的矛盾又很尖锐，清政府采取以上的政策，使旗人聚焦成一个特殊的军事集团，力图以此来使他们保持长时间的勇武精神，以便随时为清政府效力，使清政权得以巩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八旗制度确实起到了特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整个社会形势的变化，八旗制度正在逐渐向其反面转化。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社会的长期安定，八旗军队陷入无仗可打的境地，格斗、射箭等技艺荒废，刀枪入库，锈迹斑斑，职业的限制也使许多旗人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市井游民。
社会承平既久，旗人生齿日繁，使总人口数增长了许多。据清末宣统年间清政府民政部的统计，北京城内的八旗人丁总计236771人，占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旗人不从事生产，全都依靠俸禄为生。从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到光绪末年，清朝宗室人口猛增了四倍，仅男丁就有8000多人。
北京城内的旗人增长了许多，支付旗人的俸禄占了清政府财政支出的一半多，使清政府不堪重负。
到了咸丰年间，因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清政府又增加了大量的军费开支，实在无力全额支付旗人的俸禄，只得改为俸银减为八成发放，禄米减为五成发放。减少的禄米每石折银五钱发给旗人。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政府又要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国家财政非常困难，只得又将俸银改为七成发放，禄米改为二成发放，并且停发折米钱。经过一番七折八扣，一个普通旗丁每月只能领到一两多银子了。要用这点银子养活全家老少，实在是不够，更何况三节两寿时还要向佐领等上司送礼呢。于是许多旗人靠借钱赊账过日子。发下钱粮之后，首先还旧债，然后再向米铺、油盐店借新债。许多旗人将原来不准出卖的旗地卖给他人，还有的人将房产也典卖出去了。
在清朝末年，北京西郊香山一带的旗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今晚月儿怎么那么高，骑白马，挎腰刀。腰刀快，剁白菜，白菜老，剁皮袄，皮袄厚，剁羊肉，羊肉肥，剁毛贼。光着脚丫儿上八旗，没马褂干着急，当了裤子买炕席，豆汁饭就萝卜皮，看你着急不着急。”这首歌谣描述的是键锐营中的八旗兵丁的穷困情形。
为了解决旗人的贫困问题，清政府想了不少办法。早在公元1724年雍正皇帝就在谕旨中写道：“承平既久，满洲户口滋盛”，“因护军、马甲皆有定额，其不得披甲之闲散满洲，以无钱粮，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者，朕每思及此，恻然动念，将如何施恩，俾得生计之处，再四筹度，并无长策。欲增编佐领，恐正项米石不敷。朕若不给与钱粮，俾为养赡，何以聊生？既不能养其家口，何由造就以成其材？令将旗下满洲、蒙古、汉军内共挑四千八百人为教养兵，训练艺业，所挑人等，只给三两钱粮。计四千八百人，一年共需苎粮十七万二千八百两。每一旗，满洲、蒙古、汉军共六百人，蒙古旗下六十名，汉军旗下八十名，其汉军之八十名，令为步兵，食二两钱粮，就此旗粮数内，通融料理，可以多得四十名兵丁，每一旗，着挑取一百二十名。”这些养育兵相当于预备役士兵，清政府设养育兵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而不是增加军队编制。
到了乾隆年间，随着旗人人口的增加，养育兵的人数也逐年增长，甚至“不论年岁”，从十岁以下的幼童，“犯轻罪黜革之人”，“无钱粮可支者，亦给予养育兵钱粮，以资养赡”。俸银从原来的二两减少为一两半，养育兵额总计26208名，相当于八旗总兵额的五分之一。后来政府又允许旗人务农以为生计。
八旗制度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旗人中以满洲八旗的地位最高，其次是蒙古八旗，最后是汉军八旗。同是满洲八旗，又以两黄旗地位最高，其次是两白旗、两红旗，最后是两蓝旗，由此形成了一个台阶形的序列。皇帝对一些功臣、皇亲则给予抬旗的恩赐，即从较低的旗抬入较高的旗。例如西太后娘家本是镶蓝旗，在咸丰十一年她被封为圣母皇太后之后，就由咸丰皇帝发布上谕，将其娘家抬入镶黄旗。清代旗人家庭闺女出嫁也要按满蒙汉二十四旗的序列往上嫁。
在清代的旗人中，主奴的身份是十分严格的，满语称奴仆为“包衣”。八旗中的包衣分为上三旗与下五旗。上三旗的包衣隶属于内务府，下五旗的包衣隶属于各王府。包衣是世袭的，上一代是包衣的，他的后代永远是包衣，在旗籍上也列入另册，包衣是在清军入关前的历次战争中捉到的俘虏，此外还有一些“哈朗阿”，即属下旗人。
包衣和哈朗阿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当官。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正白旗包衣出身，他后来当上了江宁织造。有些包衣、哈朗阿甚至当上了大学士、总督之类的高官。但是无论他们当上了多大的官，他们与原来的主人之间仍然是主仆关系，仍然要听候主人的传差。于是就出现了身为正一品的大学士，只因为出身哈朗阿，在主人家办喜事时，站在门前当鼓手的怪事。
有专家认为八旗组织中的这种主仆关系是氏族社会的残余，对于封建集权的国家政权起到一种破坏作用。当年的清政府也发觉这种状况的负面影响，曾明令禁止“主人”对已是朝廷命官的哈朗阿进行传差。
清朝时曾发生过多起王公非法虐待属下的包衣、哈朗阿的事件。道光年间的悖亲王绵恺竟然在府邸内非法监禁、刑讯朝廷的官兵和旗丁。道光皇帝为了维护封建国家的法纪，宣布免去哈朗阿出身的四品文官、二品武官以上的旗人官员及其家属的哈朗阿身份，解除他们与主人家的主仆关系。然而一种行之既久的社会关系往往不是靠法律条文就能轻易改变的。旗人中的世袭主仆关系、身份等级观念、人身依附关系依然长期存在，直到大清王朝覆灭才终止。
清代的旗人保持着许多满族人特有的风俗习惯，像给幼童起名常用“七十二、八十三”等数目字，这些都是其祖父母的年龄。旗人大多信仰萨满教，无论富贵士宦，其内室必供奉神牌，只一木板，无字，并用要请专习歌舞，讽诵祝文者，名曰“萨吗”，谓之“跳神”。旗人如果生了重病，医药无效，也要请萨吗作法驱怪。
汉人祭祀神灵祖先，多用桂香，“惟八旗祭祀，不用桂香，专有一种薰草，产于塞外，俗呼为达子香，质如二月新蒿，嗅味清妙而不浓郁，盖古之烧萧薰芗，用以通乎神明者。”（《听雨丛谈》卷六）
满旗人能歌善舞，每逢嘉庆宴会，一定要在笳管筝、琵琶、三弦、中阮等乐器的伴奏下引吭高歌，翩翩起舞。八角鼓则是满族人创造的一种曲艺形式。
北京的旗人家庭非常重视礼节。子弟“朝夕问安诸长上之室，皆侍立。命之坐，不敢坐。所命耸听，不敢怠。不命之退，不敢退。路遇长上，拱立于旁俟过而后行”（《天咫偶闻》卷十）。平时相见，曲右膝、右手沿膝下垂，俗称“打千”。妇人请安屈双腿，称之为“墩安”。
老北京城里的旗人很讲究各种礼节，最为常见的“请安”是满族人的传统礼仪。清代的官场上也把请安作为定制，旗人家里则把请安视为家规。请安的动作男女不同，男人是左腿屈起，右腿膝盖触地，右手向下直伸触地，口中说道“请某某人安”。过去旗人家里如果人口较多，儿孙们早晨起床后，就要从曾祖父母、祖父母到父母挨个请安，同辈的长兄那里也要请安，一早晨可能要请上二三十个安。
当年清宫中也严格实行请安的礼仪。即使是皇帝也不能例外。光绪皇帝每天早晨都要到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寝宫去请安，风雨无阻。后来慈禧经常住在颐和园，光绪实在无法天天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但也要隔上几天就坐上几个钟头的轿子从紫禁城赶到颐和园去请安。
请安本来是亲戚、朋友之间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但是硬性规定每天必须请安，结果造成请安流于形式，而没有实在的内容，成为一种繁文缛节。溥仪曾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每天早晨，我要到每位太妃面前请安。每到一处，太监给我放下黄缎子跪垫，我跪了一下，然后站在一边，等着太妃那几句例行公事的话，这时候太妃正让太监梳着头，一边梳一边问着：‘皇帝歇得好？天冷了，要多穿衣服。书念到哪儿啦？’全是千篇一律的枯燥话。有时给我一些泥人之类的玩意儿，最后都少不了一句：‘皇帝玩去吧！’一天的会面就此结束，这一天就再也不见面了。”
在过去，旗人如果没有当上兵，又没有在宫里当差，就只能在家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了。每天除了泡茶馆、遛鸟，在家里有的是时间相互请安。亲戚朋友彼此页面也要请安，再说上一大套应酬话，像流传至今的北京人见面时的一句话：“您吃了吗？”就是当年在旗人中广泛流行的。据说当年西城的旗人见面习惯问“您吃了吗？”而东城的旗人见面流行问：“您喝过（茶）啦？”所以有“饿不死的西城，渴不死的东城”的说法。
旗人妇女请安与男人不同，是将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肚子一侧，两腿并拢，弯曲，下蹲，两肩要保持平直，腰不能往前弯。当年旗人妇女脚穿花盆底的高跟鞋，鞋跟在鞋的中间，走路时如果不注意保持重心，很容易跌倒，请安时也必须保持重心，不能前倾，后倾，否则非摔倒不可。在请安后往起站立时，上身必须保持垂直，就需要运用腰肌带动腿部肌肉，直挺挺地往上拔起来才行。每天如果请上几十个安，天长日久，旗人妇女得腰肌劳损的还真不少。
到了民国时期，请安这个礼节逐渐在北京消失了，但是在一些旗人家庭里仍然保留下来。20世纪20年代有家报纸刊登了一条新闻，说是有两个旗人堂兄弟在澡堂里相遇后，就互相请起安来，双方家族的人口很多，逐一请安真是没完没了，澡堂里温度又高，那位堂哥又是饿着肚子，不停地请安之后，竟然昏倒在澡堂里。
请安在如今的北京人中已经不再流行，人们偶尔在历史资料片和清代历史的影视片中还能看到请安的情形。20世纪30年代时北京的小孩子曾经嘲笑请安的人是“猫腰吓唬狗”。两个男人在胡同里见了面，彼此请安的动作很像伸手到地上捡砖头，旁边的狗看见这个动作会误以为是捡砖头打它，就会马上逃走，“猫腰吓唬狗”这句话有点调侃的意思，请安累得腰酸腿疼倒是真有的事。
旗人的服装发式与汉人不同，男子剃发，多穿马蹄袖的袍褂，袖口窄狭，上长下短，马蹄袖口盖住手背，袍褂两侧开襟。这种服装样式是为了适合骑猎生活；旗人妇女“梳发为平髻，曰一字头，又曰两把头，大装则戴珠翠为饰，名曰钿子”。“外衣通常掩足，轻裾大摆。”所谓“衣皆连裳，不分上下。”旗人妇女不裹脚，都是天足，“履底高至四五寸，上宽而下圆，俗谓之花盆底。”（《旧京琐记》卷五、《听雨丛谈》卷七）
满族人世居东北，当地气候寒冷，盛产各种野生动物，所以满族人有以野兽的皮毛作为御寒服装的习俗。常见的有狐皮、貉皮、羊皮、狼皮、沙狐皮等。珍贵的有貂皮、银灰鼠皮、猞猁皮、虎皮等。清朝初年旗人的服装曾有严格的等级限制。例如顺治五年“禁和硕亲王以下及官民人等帽缨擅用丝线，衣物辫、裢边擅用鹅黄、柳黄色。”康熙十五年“定为三品以上准服貂褂”。到了雍正年间，这些服饰等级限制又放宽了。至于旗人服饰的颜色先后流行过天蓝色、玫瑰紫、深绛色、泥金色、灰色、棕色等，内衣有白色、玉色、油绿色。
在饮食上，满族人在入关前的烹调饮食风俗是比较简单的，以面粉、猪肉、羊肉、牛奶等为主。调味品的品类不多，烹调方法也比较单一，有白煮、烧、燎等。入关以后，旗人保持了一些原有的饮食风俗，像萨其马、马蹄烧饼等都是满族的点心、小吃，白煮肉是满族的菜肴。
入关以后，旗人很快就受到汉族饮食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满汉合流的情况，以至于最丰盛的宴席要冠之以满汉全席的名目，其中既有原来出产于东北的熊掌、飞龙、犴鼻、猴头等山珍野味，也有出产于东南沿海地区的鱼翅、燕窝、鲍鱼等海味，宴席有鱼翅席、海参席、燕窝席等名目。
在嘉庆、道光之前，京城官场上的奢侈风气尚未泛滥成灾，到了嘉庆、道光及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无论是贵族、官僚还是商人，追求高档饮宴之风日益盛行。从光绪初年开始，京城的设宴酬酢之风盛行，官场中人几乎每天都要赴宴或设宴，请吃请喝成为必不可少的应酬，令许多人感到难以应付。《清稗类钞》中有“京师宴会之八不堪”一节上面记载着某翰林写的一篇婉辞宴会的启事，上写：“供职以来，浮沉人海，历十余年，积八不堪”，接下来历数讲究排场、恣意饮啖、大摆酒席的弊端：“现处忧患时代，祸在眉睫，宴会近于乐祸，宜谢者一”；“今日财政窘困，民穷无告。近岁百物昂贵，……小臣一年之俸，何足供寻常数餐之客，久必伤廉，宜谢者二”；“京中衙署，有增无减，官员益多，宴会之事，弥积弥繁，若欲处处周到，实难实现。且京中恶习，午间请客，至暮不齐，主人竟日衣冠，远客奔驰十里，炎夏严冬，尤以为苦，宜谢者三”。
清末的中国社会，各种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人民生活日益穷困，然而此时的官场上依然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其中的浪费十分惊人。靡费的银两更要靠贪污受贿来弥补，因此造成官场腐败风气的进一步蔓延，泛滥成灾的饮宴开销，最终还是要由老百姓来承担。翰林尚且不堪，民何以堪？
据说在清末，一些王府门前每天中午、晚上都有一些旗兵在等着折箩（即王府的剩菜）。他们手提椭圆形的饭盒，里面备有各种盘碗，要求施主将炒菜、汤菜分别倒进盘、碗里，以防止菜肴串味。都穷到吃折箩的份儿上了，居然还有这么多的穷讲究。
清朝末年旗人的俸禄越来越少，可是长期以来养成吃点、喝点、玩点的习气都没有改变。经常出现寅吃卯粮的情况，上半个月大吃大喝，下半个月只能买点棒子面，用菜帮子熬点稀糊糊喝。就是到了这份儿上，一些旗人大爷也忘不了摆谱。他们到饽饽铺里买几个饽饽，伙计用纸包好，要留出两块当场尝尝，右手把点心举起来，左手提起饽饽包，脖子伸长，头歪着，张嘴咬饽饽。饽饽是酥皮糖馅，一咬碎皮纷纷落地，阔大爷却满不在乎，伸手向伙计要茶喝，伙计递上一杯，阔大爷喝上一口之后，含在嘴里咕噜了一阵子，然后背过手去，把水杯递给伙计连眼皮也不抬，再把口中含着的水喷在台阶下，然后右手托起点心包，左手握着鼻烟壶，两个膀子悬空，一摇一晃地走了。
旗人不仅讲究吃喝，也是玩主。旧京有首竹枝词：“衫敞前襟草帽横，手擎虎叭喇儿行。官差署里原无事，早饭完了便出城。”活生生地描绘出一个出城遛鸟的八旗子弟的形象。
到了民国时期，北京城里的旗人普遍贫困化了，不可能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于是各种各样的小吃又纷纷涌现出来。其中有些来自清宫御膳，像豌豆黄、小窝头、肉末烧饼、艾窝窝。有的则是来自民间，像豆汁、硬面饽饽、炒肝、羊霜肠等。人穷了，下不起饭馆，又讲究吃两口，于是各种猪、羊下水都可以制作成小吃聊以解馋。豆汁是制作粉丝、淀粉时的下脚料，味道发酸，颜色灰白。国内其他地区大概没有人喝豆汁，唯独有不少北京人嗜饮豆汁。此外像油渣、猪血、刮骨肉等食品的主顾也都是穷人。
说起旗人在饮食上的穷讲究，邓友梅的小说《那五》里边有一段生动的描写。那五是个八旗贵族的后代，家道中落后，他是“倒驴不倒架，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窝头个儿大了不吃，咸菜切粗了难咽，偶尔吃顿炸酱面，他得把肉馅分去一半，按仿膳的作法单炒一小碟肉末夹烧饼吃”。
过去旗人都是靠俸禄为生，男孩一出生就可以领到钱粮。女孩出生后都没地方去领钱粮，于是就有一些旗人家庭生了女孩却向佐领虚报为男孩，以后也一直让女孩穿男装，当男孩教养。这也是养成一些满族妇女胆大无畏、敢说敢做性格的一个原因。
满洲八旗子弟逐渐沦落为只知提笼架鸟的纨绔子弟，而把家中事务都交给老婆掌管，这就使许多旗人妇女成为内当家，掌握了家政大权。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曾回忆自己的母亲、清末权臣荣禄的女儿瓜儿佳氏，就是这么一位独断专行在醇王府里说一不二的女人。清帝退位后她曾用钱企图收买一些军阀，使清帝复辟，她还“好吃好穿好买东西”。特别擅长挥霍钱财。这个特点大概也是当时许多满族妇女身上都有的。那位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自不必说，就连那位被慈禧太后迫害致死的珍妃生前也是很会花钱的，每月的月例银子远不够她花的，于是她通过兄弟也做起卖官鬻爵的买卖来。民国时期，许多满洲贵族家庭因挥霍而破落，其中也有姑奶奶们的一份“努力”。
汉族人家称女儿为姑娘、嫂子，称丈夫的姐妹为大、小姑子。旗人家里称自家没出嫁的姑娘为姑奶奶。明明不是奶奶，却称为“奶奶”，带有几分调侃色彩。旗人家里的姑奶奶厉害，家里人都要让她几分。这一风俗据说和清宫选秀女的制度有关。清宫每三年选一次秀女，凡十三到十六岁的八旗籍女孩都在候选之列。如果被选上了秀女，就可能成为皇上的嫔妃，家里人也会成为皇亲国戚。选不上的少女允许自行择偶婚配。其实，旗人家庭对未出嫁的姑娘管束不严，与其说是因为选秀女，不如说是历来如此。满族人生长在白山黑水之间，过的是游牧、骑射的生活，环境决定了满族人的文化和性格。满族妇女不曾受过儒家的“三从四德”之类礼教的束缚。当年北京城里十七八岁的汉族姑娘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满族人家里的大姑娘却可以躁起两只大脚走街串巷、买油打醋，在庙会的小吃摊上吃年糕，喝茶汤，进茶棚喝茶，还要观赏各种杂耍。过去有句民谣：“鸡不鸣，狗不咬，十八岁的大姑娘满街跑”。说的就是旗人家里的姑奶奶，在汉人看来可谓咄咄怪事。
作者范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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