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书院第11期：马勇话民国四公子的政治情怀
溥侗是光绪皇帝的陪读，他的年龄比光绪皇帝小一岁，长时期跟着光绪皇帝陪读，接受的是和皇帝同等的教育，光绪皇帝是清代12个帝王当中文化程度、教养最好的皇帝，但是我们现在都把他妖魔化了，晚清、民国的历史基本上我们搞不明白。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告诉大家慈禧太后欺负光绪皇帝，我们觉得小皇帝光绪就是窝囊废。其实这个故事是假故事，这个假故事使我们对这个事情就很难理解。
溥侗之所以能进入到晚清民国四公子名单里面，是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的诗书、画、艺术，风流倜傥，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陪读，光绪皇帝在晚清最后二十多年当中，对中国的影响太重大。他的同学究竟在这些过程当中给他多大的帮助，支持？溥侗的祖上是康熙的直系一支，血统纯正。光绪皇帝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他的这个同学，这个皇族本家，在政治上一定是有所作为的。
晚清民国尽管离我们今天不是很远，我们能够讲的，能够真正的西太少，溥侗的故事不能捕风捉影去讲，大家能知道的就很少。
我再讲张伯驹，他的情况有点和溥侗相似。张伯驹出生在1898年，他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张伯驹从小和袁家就有很亲近的关系。张镇芳在袁世凯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是很重要的角色。
民国和晚清的政治就是同人政治，安排亲戚很正常。张伯驹的父亲很快就做到了河南都督（省长）的高位。他也接触了很多高官，也和这些高官的子弟们建立很密切的关系。
张镇芳和袁世凯有特殊的关系，因此在袁世凯几次重要的活动当中都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915年，走向帝制，最主要策划者里边，我们原来知道一个是广东梁士诒，一个是湖南的杨度，我们都这么讲的。其实真正给他料理内部事务的就是他的表兄弟张镇芳，这关系就非常重要了。张伯驹就在这样一种光环，大家庭当中成长，因此他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力就不得了。
张伯驹：倾家荡产收购书画无偿捐给国家
大家世族的公子哥，他一定要有家国情怀，乐善好施，不能把金钱看得很重，不能像我们今天有些高干子弟，见到穷人一分钱都不出，这就不对了。张伯驹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是他穷自己一家之力，为国家收藏了不得了的艺术品。我们今天故宫藏品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张伯驹个人的收藏。他收藏有中国最早的绘画，是唐朝的，收藏的书法作品甚至比唐朝还早，那个纸本能传到今天，已经不得了了。当时一卖，都是几百两黄金，那是在晚清民国的时候，是相当多的一笔钱。张伯驹能用家里面传下来的钱把它收购回来，最后捐给了国家，和五十年代我们整个政治气氛有关。故宫就是清朝的皇宫，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当年不叫故宫了，叫清宫，是溥仪居住的地方。溥仪退位后从1912年居住到1924年，这个时候仍然叫清宫，叫紫禁城。这里面藏有很多的作品，国内外的名家都愿意把自己的作品送到那里，因此当时清宫藏画也比较多。
1912年-1924年，清代的废帝溥仪在里面，当时也有很多作品流传，溥仪的弟弟从里面带走很多，他想出去留学，怎么办呢？从里边拿走一幅画将来可以换钱，当自己的学费，他就在那断断续续拿走了很多，他是溥仪的亲弟弟，都是溥仪送给他的。1924年冯玉祥一下子把清帝赶出紫禁城，很多作品都流散到民间。一些重要的作品就跑到了外国，特别像日本，日本的文人确实对中国古典的文明非常喜爱。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中日就是一家的感觉，日本人觉得我就是中国一部分，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讲的两个国家，因此很多从故宫流出来的很有名的作品，就被日本的有实力的文化人收购了。
张伯驹从国家民族的角度考虑，觉得不能让这些故宫里面流出来的东西都流出中国，于是就想办法收购这些艺术品，收了之后一直珍藏。经过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动乱，经过了整个中日战争，再经过了后来的解放战争，一直到1949年之后，无偿捐给国家了，现在都在故宫里。国家给他发了一个证明，因为那个时候人的感觉和我们今天的感觉不一样，我们今天捐给国家得作价（国家要给捐赠者一些钱），那一代人就没有这么想。
如果我们讲民国四公子，他们的绯闻这一块，作为历史学来讲，特别不适宜在公开场合说，私下聊天我也能讲讲他们的八卦，但是这种公开讲，不太合适。有时候绯闻也是新闻，实际上当事人他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散布出来，但是某种程度上他默许，因此我们在研究近代，都要看它的外部环境，这些八卦故事很难讲。
我今天想讲的是四公子的政治情怀，政治情怀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一定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所担当，有所贡献，这里面能够讲的，刚才我讲去掉这两个，张伯驹和溥侗，我们不清楚，溥侗的故事一定有，但是我们不清楚，张伯驹的故事也一定有，我们也不清楚，在政治上的层面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能清楚的（是袁克文和张学良），这两个人我大概能讲出来和原来的这种叙事不太一样的。
袁克文非常聪明 这与他母亲是朝鲜人有关
先讲袁克文，袁克文是袁家老二，他的老大就是袁克定，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原配生的，袁克文是袁世凯在朝鲜当商务督办的时候，在朝鲜收的两个姨太太之一生的，并不是袁世凯的原配生的。朝鲜的贵族当中姐妹俩，亲姐妹俩嫁给了袁世凯，大概是第六，第七这个样子，袁世凯和袁克文的母亲的年龄差异很大，袁克文的母亲也是属于朝鲜的贵族家庭，当然我们又不能讲出生的血统，贵贱，遗传和智慧有多大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这种远距离杂交有利于人种的优化，中国人在两三千年前近亲不能结婚，后来生物学证明你最好不要在本村找，你要跨省找，跨县找，有助于遗传。
我们认为袁世凯可能就是从小家族起来的，其实不对，袁家是清代的大臣，三代受到朝廷重用。袁世凯之前的三代人，做官没有后来袁世凯做得那么大，也是在清朝的官僚体制当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袁家对子女的影响力当然也不一样，不是我们想的第一代从平民起来的。我本人是平民出身，但是我对他们这种官宦家庭出生的，我们真是高看一眼，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就是见多识广，我们后来读书才知道很多东西，人家都不需要读书，从小就见到，感觉就和我们不一样，平民出身和贵族出身差别大概就在这里。袁世凯和朝鲜贵族结亲之后生下袁克文，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当中都讲到袁克文非常聪明，非常智慧，和这种血统可能有关系。
民国官二代的教育：请当时最好的学者当家庭教师当然，袁克文很聪明也和袁世凯的地位很高有关系。袁世凯的地位很高，有助于他的家教，他给袁家子女请了最好的老师。袁家的女孩子请的都是女老师，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吕碧城，她是晚清到民国最重要的女学者女侠客，和秋瑾是朋友，和人艺的老院长英若诚的父亲及严复都有很重要的关系。
袁世凯家的女孩子有十几个，袁世凯死的时候据说有两个是遗腹子。大概袁世凯活的时候，他们家里面能上学的，我估计应该在10-15个人之间，但是也不会很多，袁世凯1915年去世前一年，冯国璋和梁启超问他：“听说袁公你要当皇帝？”袁世凯说：“胡说八道，我根本不想当皇帝”。袁世凯讲，我孩子们都很小。他们家的家庭老师可都不得了，像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修。在1897年11月份的时候，严修上折子称要改革中国的科举制度，他在中国的教育界就相当于民国初年的蔡元培，相当于民国后期的傅斯年、胡适。这样的一位教育家，当时是袁家的家庭老师。
袁家几个男孩子出国留学都是严修送到英国安排好学校，安排好住宿，安排好监护人。严修的学问很大，袁世凯死了之后，袁家的后人仍然是把孩子交给严修管理。这种很好的教育环境，还有一个重要的是给袁世凯教过书的张謇，也是在他们家教他的后代子女。所以这就使袁克文在很早的时候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也让他在官宦圈里玩得很好。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袁克文从小就讨人喜欢，这种讨人喜欢对他后来的成长发展非常重要。如果小时候就被别人不喜欢，可能对他后来也非常重要。袁家两个最重要的孩子：袁克文和袁克定，袁克定好像就有点不讨人喜欢，因为他心事重重，总想着政治。政治家心里老想政治，对自己是很不利的。袁克定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介入政治太多，民国初建之后袁世凯当了大总统，长子当然很重要，我讲晚清四公子当中的陈三立，等于就是他爹陈宝箴的私人秘书。陈宝箴是湖南巡抚，所有到湖南去办事，所有去找陈宝箴的事情都要经过他儿子这一关。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 我们将来根本不可能再出现世家大族袁克定在民国前后，大概从1908年开始，袁世凯在朝政当中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袁克定成为袁世凯的私人代表。他说的话大家都觉得可能就是袁公的话，很多袁世凯欣赏的人，如杨度、梁启超、严复等，并不是说随时都能见到袁世凯，真正和他们打交道的并不是袁世凯，而是他的儿子袁克定。
袁克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袁世凯的政治事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08年袁世凯回到湖南安阳修养。我们过去概念当中，好像他回去就被管制，什么都没有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袁世凯是在养病，但是袁世凯和朝廷之间，和南边的政治家、北方的政治家，和教育界、文化界、军界、政界都保持着密切往来。袁家有电报，铁路也在那个地方转了一个弯，他之所以住在那，就是离火车也很近。这个过程当中，最主要替袁世凯联系的就是他的长子袁克定。
1908年一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民国建立，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1913年正式当总统。但是最不幸的事情是，袁克定抱着这么高的热情，梦想着以后的政治地位时，恰恰就在1913年，民国二年的时候，袁克定骑马在老家安阳摔倒，骨头摔断，之后大概昏迷了两天，当地的医生也没给他把腿接好，成了瘸子。这就使他的政治前途一下子不看好。不是外界不看好，袁家的人也觉得，如果袁家可以有人当高官的话，袁克定的形象也不太适合。袁克定的地位，不仅在袁家，包括袁世凯的朋友圈，都是这个问题。
袁世凯本身在这之前对袁克定非常信任，非常欣赏，但是慢慢的，他会想老大将来发挥起来有点难，因此就去培养老二。因此袁克文就在袁克定腿摔伤之后，地位慢慢提升。当然这是很好的事情，过去人不像我们现在计划生育，只要一个孩子。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所限，我们将来根本不可能再出现世家大族了。
袁克定骑马摔伤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
袁家的子女多，老大有问题，老二上，这会导致老大和老二之间产生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出现，唐代李世民和他哥哥李建成；再往前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曹操的两个儿子和袁世凯的两个儿子性格特别相象，都是老二具有非常超人的才华，导致很重要的麻烦是，老大老觉得老二想颠覆他。因为中国从三千年前的周礼开始已经约定了老大的法定继承人地位。长子的继承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袁克定摔伤之后发现他的地位在动摇，老二的地位在提升，因此，他们兄弟俩之间有了心结，这对后来的历史解读非常重要。由于袁克定有这么一种怀疑，他一定想办法把地位做实。
1915年，中国为什么从民国走向帝制，简单讲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点，走向民国共和这种体制太短了，1912年-1914年，民国三年，太短了，衍生出一大批问题，宋教仁被刺杀，国民党造反（二次革命）等。第二点，1914年又发生一个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紧接着一战衍生出一个问题，日本出兵占领山东，把德国人的权益收走了。它收走之后日本很快给中国政府一个备忘录，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德国的权益转到了日本手里面，这就是我们历史上讲的21条，历史书里把它描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整交给日本并不构成问题，日本在要求中国政府确权备忘录里增加了两点，一个是要求把东三省满洲给它，满洲是很大的一块地盘。另外要把蒙古给它，这两条是袁世凯无论如何不可能答应的。第三点，事情发生后，中国政府还面对着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蒙古闹独立。晚清人不愿意和汉人通婚，喜欢和蒙古贵族通婚，让蒙古不要脱离中国。但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恰恰导致了一个共和国家，这使得蒙古要脱离中国。1915年的时候，这是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历史背景理解袁世凯称帝：对防治蒙古独立 解决山东被占问题有益处我个人觉得袁世凯1915年走向帝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当然他也有私心，毕竟来自于中国两千年丰厚的帝制土壤，中国的帝王思想在袁世凯这一代人中根深蒂固。袁世凯1915年走向帝制的原因：拢住蒙古，解决山东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与有没有皇帝有关。
当皇帝就要有皇太子，要有一系列的家庭架构。当时的中国很搞笑，1915年下半年，皇宫里面到处都是裁缝在做衣服，做龙袍，做宫里面后妃穿的衣服。这个时候真正竞争最激烈的就在皇太子上，袁克定腿摔坏之后觉得地位在下降，怀疑他的大弟弟袁克文。袁克文是大家都推着他，但是越推他就是越害他，袁克文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往后退。最重要的是袁克定在这个帝制过程当中，几乎是垄断了对袁世凯的所有信息渠道，所有的信息都要告诉袁克定，袁克定再去告诉他爹。领导人再伟大，总有昏庸的时候。这个时候，当年北洋时期和袁世凯一起共患难的老哥们，像冯国璋、段祺瑞、张勋、严修，都是跟着他一辈子的，这一拨人并不认为1915年的中国应该走向帝制。
但是，这一拨人怎么办，大家兄弟一场，从1890年代开始大家走到一起。他们不可能像后来的蔡锷那样这样造反。无论如何，让段祺瑞这些人去反袁世凯，他们是做不到的。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不来往，不出恶声，我不反对你，我可以请病假。这几个老哥们都请病假了，段祺瑞请病假，严修本来是他们家的家庭教师，这时候他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劝袁世凯，弄得袁克定很不愉快。于是严修到1916年6月份，有半年都没有再来袁家。
袁世凯称帝因儿子误导：袁克定私印报纸蒙骗父亲这些外部变动都没有引起袁世凯的警惕，他没有想到这里面会有那么多的问题。袁世凯得到的信息都来自于袁克定，袁克定不断忽悠他爹，劝他父亲称帝，我们只有解决了帝制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帝制？袁克定专门给袁世凯印了一份报纸，上边写着：日本皇室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恢复帝制；英国皇室也发明声明支持袁世凯称帝。袁克定这件事情做得非常恶劣，他就利用特殊环境下的政治背景，专门印报纸给袁世凯看。很多领导人很伟大，很聪明，但是他就没有办法防家贼。后来袁世凯就说他儿子是欺君之罪，我们现在管这叫“坑爹”，袁世凯在这个过程当中迷迷糊糊就被推向帝制了。其实日本皇室根本没有说，他看不到真报纸。另外，老哥们不再提意见，朋友都不再讲，袁世凯始终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
直到1916年的时候，他才弄清楚外面怎么评价他。他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女儿，有一次她的丫鬟回家探亲回来，带着瓜子，用报纸包的，这个包东西的报纸被袁世凯的女儿看到。这个是真报纸，上边写着：日本政府抗议中国走向帝制，英国政府也抗议，中国不能走向帝制。他女儿把这个报纸拿给他爹一看，袁世凯就懵了。
这时候起到重要角色的是袁克文。袁克文也给袁世凯上了一首诗，袁世凯当时可能没有读懂，也就是很隐讳地告诉袁世凯不要走到城楼最高处，不要想当帝王。当时袁世凯没有看明白这首诗，因为是自己儿子，他不愿意去琢磨这里面的深意。袁克文不仅自己写，也动员他一个很重要的朋友方尔谦写。这个方尔谦和袁克文后来是儿女亲家，两个人同吃同住同嫖娼，是非常亲密的战友。他也写了一首诗给袁世凯，袁世凯都没有看懂。最后还是袁世凯的女儿告诉了他外边对他称帝的评价。
现在我们再看1916年的帝制，就会有不一样的改变。我们不能说袁世凯是好人还是坏人。袁世凯在这个时候的想法就是很快刹车，帝制不搞了，还当总统。但这时已是1915年底，已经有一批可能在帝制当中得到好处的人，袁世凯阻止不住这批人的劝进。我们所(编者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档案藏有一大堆当时的文档，都是推举袁世凯当中华帝国皇帝的推荐信。你不能讲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当时的气氛，只有帝制是中国的出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有很深的感情，希望国家好，帝制才能让中国好。因为袁克文提过意见不要袁世凯去当皇帝，不要恢复帝制，他哥哥袁克定肯定很恼火，袁克文1915年帝制不可阻止的时候，没有办法在中南海里面待下去了，就去了上海。
青帮红帮不是黑社会 和今天的慈善组织非常相似
袁克文来到上海后，就加入了当地的组织青帮，也就是我们后来讲的黑社会。实际上这个解读是不对的。我们对晚清民国的很多解读，都可能有一定的妖魔化和意识形态化。其实青帮、红帮和我们今天很多慈善组织非常相似。青帮起初是下层社会的互助自助组织。清朝中期最重要的运输管道是运河。运河的秩序怎么维护？运河的船夫，开小餐馆的，包括那些妓女，怎么才能不受到无端的伤害？怎么保护这些行业？为了解决这些行业，清代中期就诞生了青帮。
青帮当然有内部的组织，我们现在的这种慈善组织没有内部组织吗，也有。我们回望的时候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历史。这时候袁克文离开中南海跑到上海，被推举为青帮的首领，他就想通过做一个非政府组织来帮助这个国家。
因此，我们去看袁克文的后半生，从上海到天津，他主要是以青帮首领的身份，在给社会做事情。他有一个同母的妹妹，也是青帮的首领，在上海开山门接受弟子，他们兄妹俩都在上海、天津做这个事情，做得很大，天津、华北的地面，哪出了问题，袁克文一句话就可以把很大的事情解决了。我们可能过去对中国社会治理不理解，1901年之前中国没有警察局这个机构。中国社会几千年怎么治理？它就是靠自主治理。在广大的农村，靠乡绅在治理。近代城市发生之后，1901年之后开始出现警察，另外还有一拨就是青帮，洪门，他们共同治理。我们后来的革命话语当中把它打成黑社会，这就比较麻烦了。孙中山就是黑社会的头头，蒋介石也是黑社会头头，所有近代革命者大概都和这些组织有关。
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青帮红帮和我们后来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像，它就是在救助着一拨特殊的群体。袁克文是1931年死的，突然死掉了，去给他送葬，哭丧的，就是他所救济的人，和尚、道士、尼姑、妓女，三教九流，也有军方的大员、政治家。如果把青帮定性为黑社会，这个送葬场面就不好解读了。
袁克文晚年为没能劝住父亲称帝而自责 自虐以求速死袁克文的后半生当中，脑子里一直想着1915年的事情。他后半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只求速死”。他的这种行为有点像五四时期的苏曼殊，是完全自虐的。很多天不吃，要吃就吃得饱饱的，恨不得自己早死。袁克文有这个心理，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阴影在他脑子里转不开，就是他父亲的死。袁世凯之死，我们今天很温馨去想一想，其实他死得很悲壮。总的来说这还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为他死之前，多少他的老朋友都去劝他不要生气。他的病就是气出来的，急性肾病。严修劝他：“这事和你有关，但是你不是主要责任，因为别人骗了你。是在错误信息下做出的错误决定。”严修说是杨度鼓吹帝制才把袁世凯害了，还没有讲袁克定。
但是袁世凯到最后非常明白，他说，说到底责任在自己。我看到这个材料时就在想：我们其实应该很公正对待袁世凯，他并不是一个污点很多的人。最后他能够有这么一种觉醒，你也会觉得袁世凯这个人还是敢担当。他并没有把这个责任推托，他认为最终的责任在自己，不管谁建议，毕竟决策人是他。他是总统，是他要改帝制的。袁世凯这一点讲得很悲壮，他这种悲壮恰恰给他的儿子上了一个精神上的枷锁。
袁克文的后半生，我个人在分析他，他始终有一个问题：“我要是不写那首诗会怎么样？”第二个问题，“如果我要像我的哥哥一样支持帝制会怎么样？”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袁克文，因此袁克文的后半生基本上在这种折磨中度过。一方面他要去给社会干点事情，从情感、道德上补偿社会。另一方面他内心的煎熬没有办法解脱，他认为他没写的那首诗，让他对父亲的死有道德上的责任。袁克文后半生很受折磨，42岁就死掉了，我认为主要是这个事情。四公子当中，我重点讲袁克文的政治情怀，我们也不能讲他的政治情怀是一种现代政治情怀，但明显感觉他是有政治情怀，有担当的。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他敢说话，能够说出一点比较正确的话来，他是四公子当中很重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