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者的光荣

2003年2月，纪实摄影家侯登科因病逝世。关于他的纪念文集——《受难者的光荣》一书于2004年10月付梓成书，闻丹青、李媚、陈小波、于德水、李江树等编辑策划。全书分为影像留下的意义、友情与往事、侯登科日记节选1983年-1995年、致友人书信和对话录五个部分。

▌影像留下的意义：多位专家学者对侯登科留下的影像作品展开的价值探讨。

▌友情与往事：由侯登科生前好友、学生、家人等亲笔撰写的与侯登科的往事。

▌侯登科日记节选1983年-1995年： 从侯登科1983至1995年的日记中选取了多篇关于其成长背景、家庭环境、创作理念等内容的日记。

▌致友人书信： 侯登科与他的友人之间的书信往来。

▌对话录：侯登科与李波、李媚两位摄影编辑的对谈。

此书于侯登科逝世近两周年之际出版，既为纪念侯登科先生，也是编者希望为中国摄影界甚至中国文化界留下一个文本——一个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的文本。

是此，作为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组委会（回顾点）——越众历史影像馆于15年后将此书于越众历史影像馆·湃客号独家连载（往期看这里），于全网公开。此举是承载此理念，希冀更多有意从事摄影或研究摄影史的同仁们能从此书中获得启发与帮助，让更多人关注侯登科、关注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关注中国纪实摄影。

痛忆登科——没有说完的话题

南康宁（时任新华社编辑）

2004年2月于北京

侯登科走了！我欲哭无泪，只记得得知这一消息的那瞬间，像一声惊雷在耳边炸响，我怔怔地傻在那里，心紧紧抽搐成一团，嘴里喊不出，心头却有一个声音在直直高叫，不，登科，你不能走！你不是说过，最近要来北京一趟，见见许多老朋友，你说要好好与我谈一次，我一直记着这约定，你怎么忘了！！！几次与你通电话，听你说着“没事，哪就那么容易被打倒”，听你在电话里“呱叽呱叽”响亮的吃饭声，我都相信了你；再往后，我突然开始怕打电话，怕到时嘴跟不上话，怕惹你难过，怕难以承受；我与陈小波约定，万一情况有变，我俩一同赶去临潼。哪知，2月3日，当她得知情况紧急要去临潼，又从旁得知我马上要上一个24小时的（春节）签稿班时，竟没有告诉我……就这样与最后的你失之交臂！！！

覆水难收，阴阳有界，走过的都成了历史。只记得与侯登科相联系的，是一段难忘的岁月。

一

初识侯登科，是1983年。1977年8月，我大学毕业后来到当时隶属于新华社摄影部的《中国摄影》杂志编辑部做编辑。在这特殊时刻——“文化大革命”谢幕，伤痕累累，百废待兴，特殊环境——大陆中国当时只有这一本摄影杂志“一花独放”，山河重整，我有幸参与见证了很多。

1983年12月《大众摄影》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的“黑白摄影作品九人联展”时的合影：李耀南、黄锋、杨峰、徐殿奎、侯登科、马毅行、于德水、于惠通（从左至右）（编辑配图）

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12月，《中国摄影》编辑部召开“四·五”摄影者座谈会，王立平、吴鹏等一批天安门事件摄影者首次浮出水面，我以编辑部记者名义在《中国摄影》上做了6版报道。进入80年代，四方汇聚的青年摄影者开始崭露头角。1983年，《大众摄影》杂志编辑部在北京北海公园普安殿为国内几个青年摄影者举办联展，侯登科在其列，大约就在这时我第一次见到侯登科。至于认识他的作品，则再早一两年。我至今铭记他的早期作品《变迁——在这块土地上》、《道钉》和《高山下的花环》。

1986年春节前夕，我应邀和陕西朋友赴陕北榆林进行了一次摄影活动。一行有胡武功、侯登科、潘科、石宝琇、焦景泉、李胜利，有河南的于德水，还有一名西安女孩。一站站地乘着陕北县域间的长途汽车，外加脚力，我们造访了米脂、横山的许多村落。由于事先对陕北严冬估计不足，我在西安临时借了一件灰棉衣御寒，于是整个队伍成了一片土灰，混迹乡里，自由自在，绝不显眼。这趟榆林行，沐浴乡风民情，沉浸黄土高原，我相机不离手，虽说跻身摄影已近10年，但这样拍照，还是第一次。同时我也近距离观察了陕西群体的摄影活动。当时这一行人的摄影活动有以下特点：完全的底层体验，吃油泼辣子面住农家窑洞；心存大致的摄影主题；取游击摄影方式，在一个村庄驻足一般不超过两天；比较关注购年货、办喜事、闹社火等情节性强的民俗活动；很少笔录采访；关注人情、人性和人际的交流；崇尚体验、机遇和现场瞬间机趣的捕捉，流动中的人物神态拍得极其真实美丽。这是一次地道的摄影采风，重在创作；纪实摄影怎么搞，我当时没有细想。只是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此行结束后，在延安宾馆门口，我恰巧遇上中国环境报资深记者梁文骏。他当头一句问我，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莽莽黄土塬上几乎没有一棵树，你拍了没有？

1986年侯登科、于德水、石宝琇、南康宁、胡武功、潘科、焦景泉在陕北采风（从左至右）（编辑配图）

榆林之行以后，我与陕西群体在摄影理论上有过不少砥砺交流。出于对单纯形式美的不满，对返璞归真的追求，对建国以来摄影历程的反思，对“文化大革命”摄影堕落的批判，对肤浅现实摄影的不屑，陕西摄影群体此后激情写下了一系列文章。记得这前后，侯登科曾与我就我的《摄影艺术的思考和现实主义的深化》一文进行过一番论辩；之后，他写下了《自觉历程》等文字。侯登科的文章我一直非常爱看，每篇必读好几遍，在赞赏其观点之余，也颇恨其文字艰涩难懂，每个词都得揣摩半天，暗想老侯不定怎么较着劲儿，老是喜欢在文章中夹杂高难智力测试，自己却躲在一旁偷着乐。

二

1987年初，在胡武功提议下，我与陕西摄影群体开始策划《艰巨历程》摄影大赛。1988年3月，《艰巨历程》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并以其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自觉反思、以“文化大革命”悲剧照片的首次面世而入载史册。求得这一结果，过程也极其艰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担心气候变化；在决定设立新闻“10年大奖”这前所未有的比赛奖项后，又接着担心来不了好片子。80年代我参加过许多摄影大赛评选，没有哪个赛事像《艰巨历程》这样如履薄冰。靠着集体的团结、智慧和奉献，终于成就此事。这里面，侯登科的贡献也极其巨大，从大赛起名、设立奖项、评选过程，到去北京的美术馆扛展板。至于我，除参与策划外，还做了两件事，一是邀请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记者》杂志社等中央媒体加盟《艰巨历程》主办单位，以壮声色。我所在的《中国记者》杂志的加盟得到了总编辑余振鹏的支持。二是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向遇到的所有全国摄影者宣传参赛。功夫不负苦心人，在这番持久努力中，终于发现了时盘棋、李振盛两名实力作者，他们的片子经我初步挑选后参赛，分别获得1949—1958和1966—1976两个10年大奖。《艰巨历程》在北京展览开幕那天，张爱萍老将军、新华社社长穆青都到场参观。那一幕，至今想来历历在目。

“艰巨历程”出版的作品选集（编辑配图）

三

也许是始终心存对新闻摄影的力量的向往和敬畏（1984年我回归新华社摄影部），渐渐的，每当我回过头来看纪实题材的摄影作品，看那种只有一张照片、一个标题、一个拍摄地、一个年代时间概念的纪实题材摄影作品，都心生一份不甘的感觉。以陕西群体的代表作《新郎》为例，在农村的婚嫁喜事中，新郎一身披挂着几床花花绿绿的被面，憨憨地自豪地笑着，喜庆中露出几分怪异。这是一个极难得的内涵丰富的典型瞬间。我们之所以感觉怪异，是城乡物质生活的悬殊差别使然，而这位农村新郎为何在人生庆典上如此打扮，我们却不得而知；也许当真正得知，这身行头是他起五更爬半夜付出多么巨大的辛劳才换回来，又有多少农村新郎在婚礼上没有圆这样的梦，我们就不仅笑不出来，还会感觉无比沉重。由于没有到现场进一步采访，作品在本应深究、说出背景事实的一刻却戛然而止了。这，就是目前“纪实类摄影创作”的局限所在。它的内容容量太有限了。作者千辛万苦觅得这一金子般的瞬间，却没有深入下去，岂不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况且，纪实摄影拍摄的是活生生的形象，不是凭空画出来的；是借助活的生命个体去揭示人性，洞穿个体的独特性抵达人性的深广。对个体的际遇报告得越多，典型程度越高，揭示得越深，越能由点及面、由表及里，触及社会的深层经络。再者，拍摄一个农民，说出他的真名实姓，体现的既是一种确切无疑的事实，也是一种人格尊重。

纪实摄影，只有在时间、地点、人物、生存状态诸方面都实打实地脚跟着地，才算实打实地脚跟着地地嵌入历史，才能实打实地被人理解。任何一点虚幻、不确切，都会影响照片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价值。说来遗憾，我们在全力以赴反思中国摄影的内容的时候，却被最为常见的中国摄影的形式捆住手脚，付出了多少年的沉重代价！如果说这种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郎静山、张印泉时代还与内容相匹配的话，在今天，纪实摄影面对极为丰富深广内容的时候，它就极其不够了，就像一个大人穿着小孩衣服，阻挡着我们的思维，或是根本无法涉猎丰厚深广的题材，或是在这种题材面前浅尝辄止。形式问题在特定的时候也就是内容。这种感觉，在看到《四方城》时最为明显。这种感觉1998年我曾老老实实告诉过潘科，告诉过侯登科。陕西摄影群体的摄影面临着嬗变。侯登科摄影也面临着嬗变。

麦客  陕西关中  1982-2000   侯登科摄（编辑配图）

《麦客》（画册）就是一种嬗变中的努力，尽管还是得见旧习惯的印痕。如候鸟般蝗虫般随着季节忽起忽落的“麦客”现象，实质上是一种农耕经济现象。只有揭示这里面的地缘经济原因，才能真切了解“麦客”现象的意义；也只有选择解剖一批典型的“麦客”人生，告诉人们一个个真名实姓、有形象有事实、有时间有环境的泣血带泪故事，告诉人们“麦客”此行的劳动所获是多少、占他全年总收入的多少，站在“麦客”同等角度去理解“麦客”行动、揭示“麦客”行为，“麦客”人生才能深入人心，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档案中入归自己的位置。

四

但不论如何，侯登科毕竟是摄影的天才。他是20年耕耘、从不停歇的牛，他是面对王屋太行每天挖山不止的愚公，他为此累弯了腰，也因此淘出了许许多多精彩华章。浏览《侯登科摄影作品集》，浏览《麦客》，我每每惊叹侯登科对农民生存的体味之深，惊叹那精湛的瞬间切割之妙，惊叹那形象创造力的功力之深，惊叹他瞬间造型的果断利索坚决。不是常年手不离相机，眼不离形象，脑不停思辨，如何来得这般老道！在《爷爷》、《爷孙》（1988年，陕西关中；见《侯登科摄影作品集》）两张作品面前,我曾多次发呆，心想这农民在土炕上大咧咧叉着腿横倒竖卧的样子，我见过不知多少回，可打死我也不会去按下快门，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这般没横没竖、不成体统，正是地道的农民做派! 《麦客》里有一幅甘肃通渭县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为人指路的照片（1998年，见《麦客》101页），那是活脱脱一个中国农民的蒙娜丽莎！看着她，我有一种石破天惊、呼之欲出的震撼，浑身发麻。

甘肃  1998  侯登科摄（编辑配图）

我想象着，侯登科发现这美，该有怎样的激动，准是咬牙屏气恶狠狠按下快门，手居然没抖。我发现侯登科的摄影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比方甲、乙两个瞬间点，一般人或在甲点按快门，或等事物运行到乙点按快门，以求得一个明确的意识、明确的动作，侯登科却往往在甲点运行到乙点的中间按快门，这瞬间因而拖着泥、带着水，充满泥水交流的过程感。像《送水》（1988年，陕西关中，见《侯登科摄影作品集》）、像《流徙中的麦客一家》（1992年，见《麦客》画册第72页），就是这样的瞬间。我始终不能忘怀的，还有他的《凿通第一个万米隧道的人们》（组照）。拍铁路工人，我没见过有谁拍得这样肃穆庄严，荡气回肠!隧道里，光线之暗，其实无法拍照。侯登科愣是拍，拍成了一个粗颗粒、昏黄光，影影绰绰中，只有工人艰难沉重的劳动是实实在在的，看不清却可以感觉到的，铁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寸一寸地向前延伸的……

刚刚看到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志对撰写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的一对作家夫妇陈桂棣、春桃的采访。这篇报告文学触及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农民的苦、农民的贫、农民的生存危机。陈桂棣说了一个数据：中国城市人口的收入是农民的近6倍，而农民上缴的税是城市人口的近4倍。这两个数字叠印出了中国农民的处境。中国有9亿农民！农民的故事很多，农民的问题很多，农民的生存永远是纪实摄影的主题。

几回回梦里回陕北，都见侯登科挎着相机，在山水间笑着走着。醒来叹息，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朋友了。想想又叹息，得遇这样的朋友，实为人生一大幸事。

侯登科，还想和你说的是：将来我们都会去天堂。有你在，从此天堂不再寂寞。

【连载说明】

1、本文选自《受难者的光荣》，闻丹青、李媚等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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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连载文章中的作者、编者等相关人物的头衔或参照原文，或依其最新的头衔，具体请参照单篇文章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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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 作品提交：2019年4月9日-2019年10月10日（已结束征稿） 评审：2019年10月11日-11月中下旬（正在评选中） 颁奖：2019年11月底 组委会办公室：0755-83064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