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录话》发起者之外的作者
赵曰茂
1935年前后，在青岛聚集了多位作家、艺术家。他们在国难当头的历史时刻，满怀忧国忧民的情愫，创作了一批痛恨黑暗、向往和平与自由的优秀作品，以期唤起民众的觉悟。但在当时当局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压力下，还不可能直接表现抗日救国的主题。正如稍早到青岛的萧军所说:“啊！怀着鸟一般的欢心；火一般的爱！踏上了祖国的海岸；投入了母亲底胸怀！可是当我在这可怜的母亲底怀里，生活还不足一个年，我明白了，所感受的原是‘到处一样’:一样是生活在辗轧和恐怖里……”1935年夏季出现的同人刊物《避暑录话》，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面世的。目前所见，作者中老舍、王统照、吴伯箫、洪深、臧克家、王亚平等人的部分作品，结集出版都有收录，少量未录，而其他人的一些作品则湮没已久，不为人所知。
《避暑录话》的12位发起人中，尚有孟超、刘西蒙(刘芳松，风斯)、王余杞、赵少侯和青岛作家杜宇、李同愈。其中洪深、老舍、赵少侯、吴伯箫都是山东大学教职员，臧克家新近从山大毕业，可以说这一同人刊物是以山大人为主体。而左联作家又在发起人中占了半数，几位上海和北平的左联盟员或因出狱不久，或因失掉组织联系，或因职业关系来到青岛落脚，也还有的是左联外围组织中国诗歌会的成员，而青岛左联组织的成员杜宇是青岛《民报》总编，加之副刊编辑刘西蒙具体操作，促成了《避暑录话》能附在该报发行。虽然没有组织形式，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共襄盛举也是左联活动的外延。《避暑录话》的基本立场用洪深发刊辞题解的话说:“他们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挥所谓文艺家的威权。”老舍也说:“天下大事都有英雄俊杰在那儿操心，我们只向文海投了一块小石，多少起些波圈，也正自不虚此‘避’。”
《避暑录话》从1935年7月14日到9月15日，每周一期，共出十期67篇诗文(含译文)，另两幅插图。12人之外，另有署名斲冰2篇，冰高1篇。在几位发起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没有提到这两个名字，王余杞甚至坚持认为:“以后轮班吃饭。我也请了一次，记得很清楚，当时一席最多只能坐下12人，所以我总记着这不过12人……”其实王余杞是布置铁路展览会短期到青岛的，适逢其会当然不知道内情，倒是老舍在代终刊词《完了》一文中透露说:“不滥收外稿，不乱拉名家，这个刊物或者能很出色。《避暑录话》未能把这些都办到。”
斲冰即水天同(1909—1988)，甘肃榆中人，当时是山东大学外文系讲师。他1929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部，1931年毕业于美国奥柏林大学英文系，获哈佛大学研究院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又在德、法游学一年；1933年9月至1938年3月曾两度任山东大学讲师。早于1929年他就在《北新》3卷4期翻译发表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失之一笑》，在青岛期间，还曾在柳无忌和罗皑岚等主编的天津《人生与文学》杂志发表小说、评论等，并在《新中华》和吴奔星等创办的《小雅》诗刊发表作品。译有《培根论说文集》等，著有《基本英语读本》等。
水天同发表在《避暑录话》上的两篇小品文章是《兰州人的笑话》和《脚的自由》。前者回忆14岁离家前的社会陋习见闻，后者讽刺美国留学生的一些不文明举止和电影院中的污浊空气，虽是轻描淡写，却也寓有倡导自尊自强的用意。
水氏一门在教育、文艺、新闻等领域出了许多人才。水天同的胞弟、兰州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水天明教授生前有信给笔者，介绍了水天同生平。水天同虽然不是文学界中人，但他早期的作品是有一定价值的。
冰高是另一位“编外人物”潘炳皋的笔名。潘炳皋即1932年11月鲁迅北上作“北平五讲”时，去宫门口二条邀请鲁迅讲演的北师大三个学生代表之一。冰高发表在《避暑录话》第6期的文章题为《梦青岛》，摘录如下:
……在那里住久了，整日价吸着帝国主义的风，看着单调的景色，有时还感到不如这个尘灰的古城深而且大。我是古城疲惫的一人……
回忆之中当然尚有许多苦味，那时候正是我和命运搏斗的时候，在轮船上，看见白俄，我想到个人的身世，真见帝国主义的伟绩，我想到个人的命运，奔波流荡，还都是为的口腹，结果于己于人，两无所益，在我越是感到漂泊的时候，就越感到不能忘掉自身的痛苦了。
到现在我还有闲情梦想青岛，但是我又不能不留在这里在太阳底下多晒几天，原因就是我对于现实的感受还不十分深……
我是一个破落户，所以我梦想青岛，因为我是二十世纪的破落户，就由梦想青岛的心情也使我感到黯淡，我不知道在青岛避暑的朋友们感到乐耶否耶。
七月二十四日夜大雨后，于北平
这一篇充满失意和矛盾心情的散文，压抑之情跃然纸上，稍嫌晦涩的文字也许难以破译。
潘炳皋(1908—1994)，河北安新人，笔名病高，后改冰高，192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后转英文系。入北师大后曾组织“虹社”，又在《京报》副刊创办文艺周刊《沙泉》(寓意“沙漠之泉”，潘曾在作品中称北平为沙城)，反对迷信名家，主张艺术创新，驳斥“有闲文学”，提出“新文学作家们若再不振作，灭亡就在旦夕了。”发表《苦雨斋话谈记》、《废名——沈从文》、《徐祖正先生访问记》、《白庙胡同四号》等，尤以在澎岛主编的《北国月刊》发表《鲁迅先生访问记》，传诵一时，今被收入《鲁迅回忆录》等书刊。由于投身学生运动，是1932年12月23日与孙志远(原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等32名被校方开除的学生之一。之后校方曾允许他复学，而他生活流浪不定，继续在《北国月刊》发表《1933年元旦——开除之后》等，揭露当局迫害进步学生；在天津《庸报》发表评论《文人与作家》、《今后北平之文坛》等。一度在太原平中教书，组织学生文学社团“澎湃社”。《梦青岛》就是潘炳皋在流浪的环境中于1935年7月写成的，代表了当时一部分进步青年思想苦闷、渴望自由、追求进步的迫切心情，这也是“一二·九”运动前夜，一部分青年的共同心理。据潘炳皋的儿子、河北师大实验中学教导主任潘葆宇对笔者介绍，潘炳皋与吴伯箫是大学英文系同学，相交甚厚。不难推测，《梦青岛》一文可能是通过吴伯箫介绍来的，这也正说明《避暑录话》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性文学刊物，而是与大环境，与时代的暴风雨相联系的。刊物每期约1.5万字，稿源并不紧张，12位同人个个都有倚马可待之才，何以肯违背初衷并冒风险再收外稿？道理正在这里。发表冰高此文的一期，出版于1935年8月18日，距“一二·九”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尘灰的古城”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可见《避暑录话》与沸腾的北平声应气求。《庸报》副刊《嘘》第19期(同年7月21日)即发表了《介绍〈避暑录话〉周刊》的消息。8月26日出刊的《国闻周报》第12卷33期，也发表了署名文章《青岛文坛》，报道了《避暑录话》的消息。《避暑录话》合订本还在天津、上海、北平、济南、绥远、太原代销，它的进步性质和广泛影响自不待言。
北方左联成立时，潘炳皋没有参加，但他参加了左联解散后于1936年11月22日成立的北平作家协会，是包括曹靖华、孙席珍、齐燕铭、卞之琳、李辉英、李广田等在内的89个署名发起人之一。在这一时期，他在平津各文学社团合办的《每月文学》、天津《庸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杂文，批评“第三种人”及“论语派”的文人们，还在《北京晨报》发表了《悼念鲁迅》。潘1948年赴美留学，主攻世界近现代史，获硕士学位。1951年回国，在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职位上传薪以终。潘炳皋生前曾由学生帮助，收集早期的作品编成油印本《冰高杂文随笔集》，共收入39篇作品，并有自序，但未能正式出版。
《避暑录话》合订本今藏青岛市图书馆。又据左联史研究专家姚辛先生告知，他去合肥采访刘芳松时，刘芳松亦曾出示一册该刊合订本。综观全刊67篇诗文，我们不能说都是作者有意识地宣传抗日救亡之作，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文学界“两个口号”也还没有提出，而这些作品此时此地在一定程度是起到这种进步作用的。故而，可以这样说，《避暑录话》列为抗战文学的“前奏”曲之一并不为过。它集名家之大成，在一向被称为文学“荒岛”的青岛创办，也是一件破天荒的事。然而，文学创作毕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想要写的往往和写出来的不是一回事。无庸讳言，《避暑录话》中也有一些消闲性的文字，某些作品堆砌雕琢，过于追求形式，有“闲适”之感；同时，发起人也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但正是这种纯文艺的面目，才蒙过检察官的眼皮。短短的十期像流星迅速划过天空，向大地撒下一道星光，等到检查官老爷们嗅出一点气味，它已宣告“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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