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治中国”的辩证方法论(1)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莫纪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关于法治思想的阐述，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高度，科学运用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方法，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法治观，为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提出“法治中国”，以战略思维谋划中国法制建设全局

坚持战略与策略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实践行动纲领的重要思想。列宁曾经在认真分析和总结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出现的新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战略论断，并以此成功地指导了苏俄的十月革命。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特点的基础上，指出中国革命成功的战略方向应当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可以说，“谋大局”的战略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的行动纲领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全国政法机关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至此，“法治中国”的概念应运而生。“法治中国”概念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得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法治国家”有了具体和明确的奋斗目标，是“法治国家”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既与“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一脉相承，又具有独立的价值目标，成为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又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风向标。“法治中国”超越了“法治国家”的抽象意义，将“法治”要求与“中国”这个具体的具有主权特征的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概念结合起来，就使得“法治国家”有了明确的具体适用和生效的区域和范围，将“法治国家”变成了一项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管辖范围内所有领域的具体目标，故相对于“法治国家”来说，有着更加明确的指向性。只有全面和辩证地看待“法治中国”在继承和发展“法治国家”方面的意义和作用，才能更加有效地构建科学的“法治中国”理论，为“法治中国”的制度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指引，也才能秉承“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在更加规范的意义上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法治”落到实处，促进“法治”精神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形成生机勃勃的“法治文化”，彻底走出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法律文化的窠臼，用一种全新的治国理政的法治理念来构造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法治中国”建设战略，不仅在哲学思维方式上为“国家法治”、“地方法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战略上也为“依法治港”、“依法治澳”、“依法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等等具体的法治目标提供了广阔的制度和实践空间，既有利于当下法治建设的重点攻关，也保证了法治建设的均衡发展。

■抓住“依宪治国”之“纲”，坚持治国理政的重点论观念

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采取一般与特殊点面结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中就提出抓住主要矛盾等治国理政的重点论观念，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过程中，以“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时代主题，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法治观的思想内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首先要抓好作为根本法的宪法自身的实施工作。作为依法治国逻辑大前提的宪法得到遵守，依法治国的各项事业也才能有条不紊地开展，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首先要抓住“依宪治国”这个法制建设的“纲”。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围绕着“法治中国”建设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特别是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12·4”讲话）中有很多新的表述和亮点，主要的理论贡献是进一步深化了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的现代法治理念，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表述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将“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提升为“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从“要”到“是”，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法治观的内涵的新认识和新发展，在哲学方法上最大贡献就是抓住了社会主义法治观的核心和依法治国的“纲”，将“依宪治国”的重要性从应然意义上的“要”提升到实然状态的“是”，这是治国理政理念上的重大转变，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重点论”思想，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依宪治国问题上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责任编辑:蒋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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