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兴：心怀家国投身抗日战场 不畏艰难尽显军人本色

穷娃娃加入游击队 变身侦察兵送情报

1931年冬天，余东兴出生于下寮村一户贫苦人家。在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怀孕时母亲常常吃不饱肚子，余东兴出生时十分瘦弱。他的整个童年记忆，都与“饥饿”有关。

在余东兴10余岁时的记忆里，日军肆虐华南地区。每次鬼子进村都要洗劫一番，不管是粮食还是牲畜都会抢光。在这种环境中，村民们想要填饱肚子简直是奢望。更令人发指的是，每见到强壮一些的劳动力，日本兵一定尽数押走服劳役，要是不从很可能被当场杀害。

1944年8月，加入游击队的余东兴堂哥回家探亲，见其对游击队十分好奇，就在返回时带他去了山中游击队的驻扎地。就这样，余东兴成了游击队的一员。由于他身形灵活头脑机灵，游击队便安排他做敌情侦察兵，专门在日本兵驻扎地附近刺探情报，再给游击队通风报信。

“那时候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执行任务送口信全靠两条腿跑。”余东兴说，由于常在敌人附近晃悠，当侦察兵相当危险。有一次，余东兴到周边探听鬼子的情报，在大路旁遭遇了鬼子的小队。余东兴连忙藏在路边灌木中，敌人从他身边走过，余东兴凝神屏气，不敢发出半点声响。敌人离开后，余东兴马上狂奔回驻地，把获得的情报传达给上级。想起那一幕，余东兴心有余悸：“如果当时被发现了，我可能就没命了。”

此后一年，余东兴先后跟随队伍在惠州、东莞一带的山中辗转，条件十分恶劣。“太艰难了，没有吃的也没有武器，但一样要打日本鬼子。”由于常常在山中活动，游击队员们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口干粮常常放在口袋里半个月还舍不得吃，“我正在长身体，加上每天活动量很大，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多亏不少乡亲拿出自家粮食分给我们”。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不是最痛苦的事情，枪支弹药匮乏才是游击队的痛中之痛。“由于枪支不够，我分到的是一支土枪，弹药也只够打一枪，不到关键时刻根本舍不得使用。”余东兴说，不少枪支弹药质量不过关，有些子弹根本打不响，因此与敌人正面作战的风险相当大。常用的作战方式是埋伏在日本兵的必经之路，等敌人出现时放完冷枪就迅速转移，敌人往往被打得摸不着头脑。

屡上战场出生入死 一腔热血保家卫国

有一次，余东兴所在的小队不慎在一处狭窄地被一队日本兵包围。日本兵架起重机枪，封住了游击队唯一可以突围的出口，危急时刻，余东兴和其他队员只能拼命突围。幸运的是，重机枪发出的声音吸引了附近游击队的其他小队，配合默契的两个小队里应外合，击倒了敌方的机枪手，余东兴和队友们才最终突围成功。

回去的路上，一位战友突然发现余东兴的帽徽被弹片打去了一半——子弹从斜前方打来，贴着余东兴的帽徽擦过。“如果子弹再歪一点，我很有可能当场阵亡，这也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余东兴说。

1945年春天，鬼子设在下寮村附近的三座碉堡成了游击队的主要攻击目标。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游击队员总是趁着傍晚放冷枪，不少日本鬼子被打死打伤。随后，一直视游击队为眼中钉的日本人出了狠招：派四架轰炸机轮番投弹，不定时轰炸游击队藏身的山区。

“敌人的炮弹威力很大，每次爆炸都能在地上炸出个大坑。”余东兴回忆道，由于没有防空洞，每次敌机轰炸，游击队员只能四处躲避。初期，大家没有太多躲避经验，不少战友被炸伤或牺牲。

不久后，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余东兴突然听到空中传来一阵轰鸣声，他赶紧喊道：“不好，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大家快跑！”不一会儿，一颗炮弹落了下来，在游击队员的藏身处附近爆炸。卧倒后的余东兴看到几个反应不及的队友还呆在原地，顾不得危险的他连忙爬起来提醒战友，这时，又一颗炮弹落下，在余东兴身后不远处爆炸，强烈的冲击力把余东兴弹了出去……

待余东兴醒来，他发现大半个身体已经被碎石屑和土灰盖住。幸运的是，余东兴并未受到重伤，几位战友也安然无恙。不过，由于离爆炸点太近，余东兴的听力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此后常常处于双耳失聪状态。

起初，余东兴有些接受不了失聪的事实。“这不就是残疾了吗？”余东兴说，随着时间推移，他慢慢想开了，上战场杀日本鬼子，本就要不怕牺牲，既然已经这样了，还不如努力多杀几个鬼子。

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抗战结束。得知这个消息时，余东兴还在一线侦察日本鬼子的动向。1947年，余东兴父亲病重，他便提出申请回家照顾父亲，直至父亲病体痊愈。

1950年，余东兴回到部队，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

余东兴与妻子。

基层岗位坚守职责 带领村民齐心修路

1955年，余东兴从部队回到下寮村，结束了军人生涯。回村后，余东兴被村民选为坜吓生产大队大队长，迅速投入到家乡建设中。与此同时，余东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此后的基层工作中，余东兴吃苦耐劳、工作积极，于1967年被组织接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那时候，从下寮村到龙岗镇还没有公路，唯一的一条通道是村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小路，路旁长满灌木，路面坑坑洼洼，条件十分恶劣。每到农忙时节，村民路过这里就只能手挑肩扛。“因为这条路破破烂烂不能通车，交公粮只能用扁担挑。最糟糕的是，每到下雨天，村里的庄稼运不出去，瓜果蔬菜农副产品也卖不出去。”落后的交通状况让村民苦不堪言，也成了余东兴心头的一块石头。

带领村民修路的想法在余东兴心中成形。可当他把想法说出来时，有人当即给他浇了一盆冷水：“修路的钱从哪里来？壮劳力从哪里来？这个事你还是不要管了！”但是，余东兴没有退缩：“要不要修路，群众说了算！”为了解村民的真实想法，余东兴不声不响地忙开了：花一个月时间踏遍了下寮村的每一个角落，挨家挨户找人拉家常。出乎意料的是，许多村民都很支持他，认为他当过兵又是党员，觉悟比一般人高，积极拥护他带头修路。得到大家的支持后，余东兴有了底气，很快就勾勒出蓝图：把原本狭窄的小路拓宽3米，一共修5公里长，把村子和龙岗镇连到一起。

在部队的十几年间，余东兴早就明白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筹划修路前，他把全村人聚到一起，让愿意修路的和不愿意修路的都说说看法。那天，余东兴说了句让许多下寮人至今难忘的话——“修路难一时，不修路难一世”。当时，全村人为之动容，不少反对者听到后都沉默了。

为了筹集修路款，余东兴第一个站出来捐款，接着又劝说亲戚、邻居相继捐款，短短一个月便筹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修路款。不久后，下寮村通往龙岗镇的道路就动工了。

除草、挖土方、夯实路面……接下来，余东兴不仅要一边打理村子里的事务一边干农活，到了晚上还要赤臂上阵，和村民一起修路。酷暑难耐的日子，余东兴总是带头干活，还经常叫着老伴一起忙活。余东兴的手掌被铁锹磨出许多血泡，但他依然咬牙坚持。反对者们就这样被余东兴深深打动了，都跟着行动起来，自愿支援修路。一年后，村口的小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大道，无论人还是车，往来龙岗镇都方便多了。

如今，下寮村口那条路早已成为历史，龙岗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余东兴正是这一切变化的见证者。“这些年龙岗经济活了、房子高了、生活好了，路也比当初宽得多了，我能在龙岗生活是幸运的。”余东兴说，2016年，由于家乡的老房子破旧得无法居住，而且自己上年纪后生活不便，他便随孩子住进了花园小区。天性开朗的余东兴很快适应了小区生活，每天都在社区散步，和许多同样跟随孩子生活的老年伙伴交上了朋友。空闲时间，余东兴和老伴一起跑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老年伙伴们一起下棋、喝茶，十分惬意。生活上，余东兴享受着复员老军人的生活补贴，加上孩子孝顺，他感到非常满足。

偶尔，余东兴从抽屉中拿出战争时期的旧照片。对他来说，那段血与火的岁月，是他生命中最闪亮的一段时光。“当年参加革命是为人民为国家，当干部也是为人民为国家。”回忆往昔，余东兴表示，虽然自己年纪大了，但只要有机会，他还会努力发光发热。

余东兴与家人合影。

红色记忆 一面国旗寄托爱国情

2000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喜庆氛围笼罩着下寮村。和往年一样，这天清晨，余东兴早早推开家门，手里拿着一面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五星红旗。赶在早饭前，余东兴在大门口举行了“升旗仪式”：把一根又长又直的竹竿固定在家门口的栅栏上，用晾衣绳把崭新的五星红旗挂在竹竿顶端，清晨的微风吹来，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村里不少老党员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结伴来到余东兴家门口，一群人对着五星红旗行注目礼。那天，在国旗下，余东兴落泪了。“我想起了死去的老战友，和平日子来了，他们没见到。”余东兴说。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家门口挂国旗，但与本地党员同志一起参加升旗仪式却是第一次，所以让我很是难忘。”原来，自从余东兴离开部队后，他再也不能参加每周的升旗仪式了，这让他总感觉心里空荡荡的。再加上退休后生活清闲，余东兴重新参加升旗仪式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余东兴心想：回不了部队了，那就在自己家门口升国旗！

于是，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余东兴买回了第一面国旗，悬挂在一根竹竿上，他严肃认真地唱着国歌，完成了第一次升旗仪式。起初，村里人不理解，认为他在出风头，但余东兴从来不把旁人的议论放在心里，依然坚持升国旗，时间久了，村民慢慢理解了他的这种坚持，并自觉地加入到升国旗的队伍中。

看到大家深受感染，余东兴十分高兴。“打仗的时候，军旗是战士的信念，带着我们走过枪林弹雨。和平年代，国旗应该是每个人的信仰，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在余东兴看来，在家门口升起国旗，既是自己表达对祖国感情的方式，也是自己对那段艰苦岁月最好的追忆，“虽然时代变了，但我还是个士兵”。

发稿前，惊悉余东兴老人于不久前离世，告别了这个他热爱并为之奋斗的世界。愿老人一路走好！

（深圳侨报融媒记者 丁显岭 张臻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