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霸笔记（二）

1、郑庄公小霸

其原因在于，郑国所处的是交通发达、四通八达的中原地区的中心，有利于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四周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北面的晋国还没有兴起，南面的楚国还没有发展到中原地区，齐、秦离它较远，也威胁不了它。西面是东周王室，郑国君主是王室的卿士，又协助周平王东迁有功，是政治地位很高的王臣，常常可代表周王讲话，这样的形势客观上为郑国的霸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郑庄公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君主，采取了一些有利的措施，成就了霸业，通过“克段于鄢”，加强了权力，巩固了郑国的统一，联合与国齐、鲁，兼并许国，迅速向外发展势力，成为强国。过程中的事件，周郑交质，郑伯射中周桓王肩（繻葛之战），出兵救齐。这些事使周王威信扫地，失去了天下共主、号令诸侯的地位，打开了大国争霸的序幕。

2、齐桓霸业

齐桓公任用管仲，管仲政策—－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改革赋税制度，由国家直接管理经济，增加财源。在内政方面，划分为21乡，工商6乡，士农15乡，士、农、工、商分区定居，各专其业，不许杂处，世代相袭。在军事方面，作内政而尊军令，五乡一军，士农15乡分为三军3万人，使军队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兵民合一，军政合一。平时加强训练，战时国君直接指挥，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齐桓公霸业的口号：尊王攘夷，尊王就是尊崇周王室，攘夷，即是驱逐夷、狄少数氏族势力。这是因为周王室还有影响，名义是天下共主和宗法上的大宗，不尊重就不能得到各国的同情和支持，要攘夷就要树立一面中原各国共同拥护的旗帜，用“尊王”的旗帜来团结各诸侯国共同攘夷，是当时形势的要求。攘夷的表现：北攻戎狄，存邢救卫，攻山戎救燕，解郑围、攻蔡国与楚立盟。辅佐王室，保卫周惠王太子郑（后为周襄王）。公元前651年（周襄王元年）的葵丘之会是齐桓公称霸的顶峰。

7、弭兵之会

晋、楚争霸各有长短。从军事上看，前632年城濮之战，晋胜；前597年邲之战，楚胜；前575年鄂陵之战，晋胜；前557年湛阪之战，晋胜。四战晋三胜一负，楚三败一胜。晋能用其他国的人才，不易闹割据。从经济上讲，晋有盐池之利，实力雄厚，地理条件优越，又有北方各族小国的土地供其兼并；不利因素是卿、大夫势力崛起，公室衰落，受齐、秦牵制。楚国受西周分封制、等级制、宗法制影响较小，楚庄王消灭了若敖氏使王权集中，君主有作为，国家比较统一。郡县制出现得较早，经济上发展较快，周围多部落小国，容易兼并，扩大疆土；不利因素是被视为蛮夷，吴国兴起后构成威胁。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到晋、楚各有长处短处，谁都难靠一、两次战争来吃掉对方，双方打得筋疲力尽；争霸又激化了本国阶级矛盾和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各国无力外顾，于是出现了弭兵的活动。

华元弭兵：宋华元与晋正卿栾书、楚令尹子重皆有私交，闻晋、楚有媾和意，遂赴楚、赴晋，以促成楚晋结盟。公元前579年（周简王七年），晋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盟于宋西门之外，曰：楚、晋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晋楚既盟，卫、鲁、郑之君赴晋受命。但这次盟约很快被楚国所摧毁。

向戌弭兵：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看到楚、晋两国打不下去，各诸侯国疲于奔命，于是奔走于晋、楚之间，在宋都召开了有楚、晋、齐、鲁、郑、卫、宋、许等十几国参加的弭兵大会，由楚国主盟。会议规定以晋、楚为首，各国共订盟约，不要打仗：晋、楚共为盟主，自后中小国家对晋、楚同时朝贡；齐、秦分别同晋、楚联盟，不向晋、楚朝贡。这次弭兵的结果，实际上是晋、楚平分霸权，为各国统治者提供喘息和备战的时机，并没有消除战祸。但是客观上也为中原以后40多年中战争减少创造了条件，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新兴势力的夺权斗争。

三、大国争霸的实质和意义

大国争霸，是奴隶制接近衰亡的反映。尊王攘夷的口号，具有维护奴隶制秩序的含义。不过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利用这一口号作为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手段。

历史意义：

春秋时代的大国争霸，对社会有很大影响，主要反映在：加深了劳动人民的痛苦，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在客观上形成了地区性的统一，促进了民族融合，加速奴隶制的瓦解与封建制因素的增长。

第二节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二、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1、井田制的破坏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许多荒地、旷土隙田开辟出来，成为庐田庑舍，而井田却由于民不肯尽力而处于瘫痪状态。有些奴隶主却尽力驱逐奴隶从事荒田的开垦，使西周末期以来不在税收之列的私田急剧增加。这是钻空子，在一种新的社会事物产生时，往往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相当宽松，因而能得以充分获得利益，当各种人物都从事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制约措施也就相继出台了。

各国诸侯对土地特别重视，这也是大国争霸的主要目的，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诸侯掌握了过去由周天子所独有的向臣民赐田的特权。有权赐也有权夺回，发生了争田、取田、赂田、疆田、归田事件。“田里不鬻”的格局出现了缺口，土地关系正走向私有化道路。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井田崩溃过程也先后不一。井田崩溃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封建关系的产生

封建生产关系，是从失去土地的劳动者向土地所有者依附开始的。公元前545年（周灵王二十七年）申鲜虞因齐国内乱，逃亡于楚，“仆赁于野”，便深刻显示了这种新的土地关系。说明：封建土地关系产生于野鄙之中，亦即在“野”、“鄙”之中集中了更多的土地所有者，既包括了野鄙中的奴隶主，但更多的是属于村社成员的“民”或“氓”，而后者大约是封建地主阶级产生的主要来源。这种是土地所有者同劳动者之间为“赁”的关系，而不是“奴”的关系，之所以称为“仆”、“赁于野”，恰好说明了这种新的土地关系还带有奴隶制的母斑。

封建关系的发展，同劳役制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新的封建关系以及代表这种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能够适应个体生产的发展，这就迫使奴隶主阶级中一些人，不得不变换其剥削方法，采用新的封建剥削方法，而这些奴隶主也随之转变为新的封建地主了。在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形成之前，奴隶主自动地向封建主转化是极为困难的，虽然奴隶制度的统治危机已经暴露。……在奴隶占有制的母体内封建生产关系发展得越快越广泛，就越有促使奴隶主向封建主转变，奴隶主越向封建主转变，就越能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阵营。春秋战国之交，就是处于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新的阶级：自耕农、地主阶级、农奴。

自耕农的出现：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己垦荒种地，获得了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贵族奴隶主的控制和束缚，成为自耕农。

地主阶级的产生：有的是由奴隶主贵族分化出来的。有的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地主。有的是从平民乃至郡人中上升而成的。

自耕农和地主阶级从此以后逐渐孕育成长起来。

3、赋税制度的变化

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按土地的多寡肥瘠征收贡税。

鲁国的初税亩，一般解释为履亩而税。公元前594年（周定王十三年），对公私土地一律按亩征税，实际上取消了公、私田的差别。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存在。

第三节 人民的反抗和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

一、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

1、征敛无度

2、生活腐朽堕落

3、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二、人民的反抗斗争

1、民溃事件

奴隶和平民采取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齐国征发十国庶民到鄫（今山东枣庄市）筑城，以“各有礼”而民逃亡。梁国筑城民溃，邢、蔡、沈、莒等小国也有民溃。

2、师溃事件

师溃：奴隶主贵族军队的逃散。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二年）六月，王子朝之师攻瑕攻杏，皆溃。楚灵王师溃。

3、手工工匠的反抗

公元前478年，卫国工匠起来反抗，包围卫庄公的宫门，卫庄公被戌州己氏杀死。（参见讲义157页）

4、国人干政（国人暴动）

赶走卫侯，杀莒纪公，郑杀伯有（公孙墨），宋强宗大侯华臣因追疯狗而逃亡。瓦解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

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迫切要求得到政治上的权力，展开了夺权斗争。1、鲁三桓与公室的斗争

鲁桓公的后裔：季孙、叔孙、孟孙，称为三桓。公室卑，三桓强。三分公室，作三军，三家各得其一。四分公室，变三军为二军，把鲁国土地民众分为四份，季孙得其二，独掌一军，叔孙、孟孙各取一分，合掌一军。鲁昭公、鲁哀公，被迫逃往国外。这是在公族内部进行的，带有浓厚的妥协色彩，与齐、晋新兴地主夺权有区别。

2、田氏代齐

田氏在齐立足，在经济、政治上的强大和掌握实权。田桓子联合鲍氏与旧势力斗争，赶跑栾、高二氏。田乞杀高昭子，赶走国惠子，自立为相，控制了刚刚继位的齐悼公，掌握了政治、军事大权。田成子杀死齐简公，在公元前476年把政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公元前386年，田和列为诸侯，完成了田氏代齐。

3、三家分晋

晋献公大批屠杀许多近亲，晋文公时规定：不给国君家族的子弟以一定的土地与职位，这样在晋国就没有公族了，一切权力渐归异支和异姓的卿大夫贵族去支配。后来，晋国又让卿族（卿大夫的家族）代替公族，诸卿大夫的势力不断扩大，首先他们与公室斗争，六卿去栾氏，烧斐豹丹书，形成了韩、魏、赵、范、知、中行六家。在同晋旧贵族作斗争的同时，内部也开始斗争。最后，韩、魏、赵胜利，三家平分（公元前438年），到前403年成为诸侯，前376年废晋君为百姓。由于韩、赵、魏都出自晋，所以统称三国为三晋。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文化

一、轻天重民思想的形成与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

1、天道与人事

因为周天子虽然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名号，但实际上已失去了本来的权威。天上的上帝，是人间帝王的反映，地上周天子的衰微，也就造成了人们对天的怀疑，人间一切休咎祸福均自天降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挑战。周内史叔兴和郑国申繻说：“吉凶由人”、“妖由人兴”。郑子产讲：“天道远，人事迩，非所及也。”

天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在上次讲过，讲义上也有，大家参考一下即可。

随着对宗教性的天神信仰的动摇，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所发展。“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现实，使人们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结论。

二、老子和《道德经》

1、老子其人、其书

生卒年不可考，籍贯有楚国岩县（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陈国相人、宋国相人三说。书《道德经》，帛书是《德道经》。

西汉时，黄老之学曾是统治思想，东汉时为老子建庙祭祀，三国南北朝时被奉为道教始祖，唐朝时被奉为太上玄元皇帝，宋真宗、元朝时道教盛行，明嘉靖皇帝信奉道教。

2、哲学思想

道，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是至上权威，先天地而生。道生一，一是至等无偶，一生二，二是阴阳二气，二生三，三是均适状态。三生万物，各种各样的东西产生出来。

这是朴素辩证法，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对立和统一，也包含着客观事物的相互转化，物极必反，调和矛盾，以不变应万变。老子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

3、政治主张

主张无为而治，宣扬使民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

4、其他方面

兵法、阴谋

三、孔子和《论语》

1、儒家渊源

从甲骨文看，儒家的本义是沐浴濡身，这是由于儒的本职是为人相礼，祭祖事神，必须经常斋戒沐浴，这是儒者的突出的特点。甲骨文中的材料，可以作为商朝有儒存在的证据。甲骨文中有丘儒、儒师。周代的儒者从事大宾大祭的活动，逐渐减少察解神怪的巫术性质的活动。孔子改造儒的形象，发挥儒家的教育作用，讲习诗书礼乐等传统文化知识，使儒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发生了变化。从孔子后，人们不敢以儒为戏，儒形成了一个学派，孔子就成了祖师，开山人。

2、孔子生平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19年），名丘，字仲属，其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的司马，被华督杀掉，其子逃奔到晋国避难，定居于鲁。三岁丧父，生活贫困，当过小官，一生坎坷不得志。

3、政治思想（伦理哲学）

以维护周天子的统一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主张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手段就是正名，同时把德礼作为首要的手段。

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

4、天命观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不怨天，不尤人，听从天命，敬畏天命，但却怀疑鬼神，敬而远之。

5、教育思想、方法

办教育，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主张有教无类。

学习要有自觉性、主动性，强调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耻下问，教学相长。

教育方法：学与思的关系，学习与复习的关系，独立思考，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因材施教。

6、文献整理

为了教学的需要，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

7、后世影响

当时孔子是一个学者、教育家。汉代被称为素王，唐高祖封为大成至圣文定王。子孙成为衍圣公。

《论语》，是弟子的记录，历代有人研究，唐朝被列入为十二经中，记为十三经的一部。赵普讲，靠半部论语治天下。日本人说现代人就是《论语》加电子计算机。

第五章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

（前475年——前221年）

第一节 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

一、魏国李悝变法

魏国在战国初年的魏文侯（前445-前396年）时期，进行了改革，他招纳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前后有子夏、田子公、段干木、吴起、西门豹等一批人帮他治国，其中尤以李悝变法影响为大。

李悝（约前455-约前395年），公元前422年被任命为相，实行变法，其主要内容有：

1、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封建官僚制度。按着“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削弱贵族特权，建立封建官僚制度。

官僚制与世袭制的区别：①官僚是由君主随时任命并可随时撤换，甚至处死的奴仆；②官僚领取俸禄而没有世袭的封地；③君主授予官僚权力，是用印、符、节作为信物，授予这类信物就有权，一旦收回就失去了权力；④对官僚进行监督和考核，立功者赏，有过失或犯罪者给予惩罚。

2、推行尽地力之教

尽地力，并不单纯指发展农业生产，而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次革命。他针对当时残存的井田制，提出了“废沟洫”的主张，铲除了井田的疆界，有利于水利建设的发展，使封建的生产关系占了支配地位，解放了生产力，为各国的变法开创了先例。他指出：“农事害，则讥之本也。”因此勤劳耕种与经营不善关系甚大。他提出根据土地好坏分给每个农民一百亩（约合今三十一亩）或二百亩土地，鼓励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增加粮食生产，从而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

3、实行平籴法

平籴法，就是年成好的时侯，政府以平价收购粮食为储备，保证粮价不至暴跌，荒年时再以平价出售，保证粮价不至暴涨，用“收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来平衡粮食价格。目的是防止商人垄断粮价，造成“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现象，以稳定小农经济，巩固封建经济基础。

4、作《法经》

李悝认为：统治者的政事，最要紧的是对付“盗、贼”，所以《盗法》和《贼法》列为头两篇。盗贼必须在监狱中囚禁起来，所以又有《囚法》。囚禁必须捕捉，所以又有了《捕法》。除了盗贼之外，惩治盗取兵符官印，议论国家法令、越城逃跑、赌博、官吏贪污等为《杂法》。凡是违犯了上述法令，还要根据各自情况，加重刑罚或减轻刑罚的称为《具法》。《法经》六篇，是李悝调查研究了各个诸侯国的法律，集其大成，才制定的这部法典，是现在可考的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地主阶级的成文法。

此外，魏文侯还任用吴起进行了军事改革，制定标准，严格挑选训练和考核，分类编制，交互使用，互相配合，后人称为武卒制。

三、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前的秦国社会：前408年“初租禾”，奉献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下令求贤，商鞅从魏国来到秦国。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贵族后裔，姓姬，氏公孙，以国为氏称卫鞅，以封邑为氏称商，鞅是其名。是魏相公叔痤的中庶子，好刑名之学，为痤所欣赏，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不用，建议杀之。闻秦孝公求贤令而西入秦。通过孝公宠臣景监见秦孝公，谈帝道、王道；孝公欲睡，谈霸道，稍表欣赏；谈强国之术，两人促膝谈心。战胜了甘龙、杜贽的反对，徙木赏金（南门徒木）取得了人们的信任。从公元前359年（当时商鞅为客卿，一切变法措施由秦孝公来推动）开始变法。公元前356年，孝公拜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大规模的变法。主要内容：

1、废井田，开阡陌封疆。

阡陌，是耕地的田界，原来每人有份田，都没有固定的田界，因为休耕地是大家的公田，耕地也常要重新划分。商鞅变法鼓励人民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生产，开阡陌，就是对人民扩大了的耕地，设立阡陌作为固定的田界，这就对土地使用者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封疆，是天子、诸侯国境上及贵族采邑上或大田上的疆界，在疆界上聚土为封，封上又植树以为标志，称为封疆。开封疆，就是对当时贵族私有田宅设立的界划。开阡陌封疆，就是破除旧的封疆阡陌，重新规划，不得私自移动。这样维持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奖励军功，凡是有军功的，均可以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的奖赏。杀得敌人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级的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可当五十石俸禄的官。制定了军功二十等爵，（1）公士；（2）上造；（3）簪象（又称谋人）；（4）不更；（5）大夫；（6）官大夫；（7）公大夫；（8）公乘；（9）五大夫；（10）左庶长；（11）右庶长；（12）左更；（13）中更；（14）右更；（15）少上造；（16）大上造；（17）驷车庶长；（18）大庶长；（19）关内侯；（20）彻侯。按爵位高低授予种种特权、减刑、服饰、坟墓。严格禁止私斗，违犯的各以轻重施刑大小。以此鼓励人们为国家作战，并产生了大批的自耕农和地主，形成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

3、重本抑末，奖励耕织

当时把农业称为本业，是国富兵强的基础，而把商业和手工业称为“末业”。商鞅对努力经营农业的免除赋役，而对从事商业或怠惰以致交不起租税的，没收为官奴婢。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好处。为了增加税收，鼓励一家一户的生产，规定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另立门户，女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出嫁，否则，多交纳赋税。在客观上促使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封建经济的重要特征。一家一户成为生产经营单位，分家析产，使阶级经常在变动当中。

4、推行县制

秦孝公以前存在县一级行政机构，但不普遍。商鞅变法普遍推行县制，万户以上县设令，不满万户的设长，俸禄由三万石到一千石不等，在县令、长以下设丞等，官吏领取国家俸禄，国君有权任免。这一套机构有利于中央集权，成为中国封建国家机器的雏形。

5、编造户籍，什伍连坐

秦献公时就把人民用军事的组织形式编制起来，并登记在户籍上。商鞅变法规定得更详细、更严密：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五家互相监督告发奸人，告发者有赏，不告者有罪。由于人民编制于伍什之中，实行什伍连坐，因此较远的往来和留宿房舍（旅馆）均需有凭证。这种制度长期在中国实行，一直到民国年间的保甲制度均受其影响。

6、统一度量衡

统一的方法：一是规定全国的度量衡都必须统一进位制度，即把升、斗、权、衡、丈、尺作统一规定。二是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发到全国各地，如：“商鞅立升”，政府不断下令用标准器检验和校正各地的度量衡。其目的是要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但对当时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改革了奴隶制旧制度，确立了封建制新制度，是重大的进步，对秦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并且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关东六国。

变法中的斗争与商鞅之死。（见讲义184-186页）

五、中央集权制政体的初步形成

1、郡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郡县制度，产生于春秋时期。县，春秋初期是秦、楚、晋等国把兼并或没收的土地与小国改设为县，是由君主直接统治的区域。春秋中期以后各国设县逐渐多起来，最初的县设在边地，带有军事设防的性质。后来变成了一级行政区划。

郡，在春秋末期出现，最初设在戎狄杂居的地方。

郡和县的区别，开始时不在地域的大小，而在郡远而县近，郡荒凉而县富庶，所以这时郡的地位要比县低。晋国赵简子誓师说：“克故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战国时，除齐国外，各国都设立郡县。战国初，郡、县平行。战国中期以后，从三晋开始，随后在楚和燕，都在郡下设县，成为郡县两级制。

郡、县制的推行，使各国（齐国除外，设都，设五都）形成了中央、郡、县、乡、里、邑、伍等一套比较系统和健全的金字塔式的行政机构，农民、奴隶和手工业者被压在最底层。郡县的官吏由中央委派，国君直接掌握着郡、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这样加强了中央集权。

2、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

中央文武分职，文以丞相为首，或以将军为长，这样既有利于各自发挥其长处，又分散了大臣的权力，有利于互相监督，便于国君控制。

官僚制度建立后，以俸禄为报酬，经常进行考核，并用玺、印、符作为任免官吏、传达教令、调遣军队、派遣使者的凭证。

第二节 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四、地主与农民

战国时的三种社会矛盾：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地主和奴隶主残余势力的矛盾。

主要矛盾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并且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

1、地主的类型

封建国君，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也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贵族食封地主：战国四大公子：齐孟尝君田文、赵平原君赵胜、魏信陵君魏无忌、楚春申君黄歇，他们有政治地位，经济上收取封地里的民户租税，又可放高利贷，家中养有食客，拥有奴隶，是地主中的保守阶层。

军功官僚地主：主要靠战功和政治才能获得土地、权力，来源有的是原来的将相，如魏国公叔痤一次得赏田四十万亩，王翦求田。有的用君主赏赐的钱购买田地，如赵括。

豪民地主：依靠经济手段起家，主要是大手工业主和大商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

布衣地主：自耕农通过做官或做买卖发财而购地成为地主。《吕氏春秋·博志篇》记赵国中牟自耕农宁越为摆脱种庄稼的劳苦，学习后当了西周君周威公的老师，得到不少土地，成了地主。

上述地主虽然在政治、经济上并不完全一样，但他们共同组成社会的统治阶级，势力在不断扩大。

2、农民的类型

公民：是当时农民的主要部分，由国家授田，农民向国家缴纳租税，服徭役和兵役，有独立的经济和生产能力，但不能迁移，可以称为农民。

佃农：没有土地，但还有一些生产工具。租种地主的土地，是依附农民。

自耕农：一般著述在自耕农内，包括着公民，而我们的讲义一分为二。来源有二：一是士，二是立了军功。

雇农：不仅没有土地，连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种子也没有，只好出卖劳动力。

3、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

受封建国家“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等各种赋税徭役的剥削，受高利贷的盘剥，横征暴敛，激化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农民反抗的方式：逃亡、聚众反抗。

第三节 各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封建诸侯割据和互相争战，是战国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当时的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

一、战国时代封建战争概述

1、武器的进步：表现在（1）钢铁武器种类品种日益增多。（2）弩机的发展，鲁班的云梯、钩拒。

2、兵种的变化：春秋时代主要是车兵，战国时代步兵和骑兵是主要兵种，车兵退居次要地位。

3、兵员增多：春秋时代，晋文公有三军二万余人，齐桓公有三万余人。战国时，秦、楚兵过百万，韩国最弱也有二十余万。

4、总的战争方式的变化：步骑兵的野战、包围战代替了车阵作战。因为兵员增多，补充兵力较易，战争也就带有持久、长期的性质。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交战国的经济、政治、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等条件，而且决定于一国的民气了。进攻方式也比较带有运动性了。武卒制、兵之后发而先至、迂回的战略开始应用。战争的指挥成为一种艺术，兵法比以前更讲究。春秋时代的军队，都由国君或卿大夫亲自鸣鼓指挥，到春秋与战国之际产生了专门指挥军队的将帅和军事家。

5、防御手段的进步：由于战争的频繁，战争规模的扩大和运动战略的开始运用，各国不得不防备敌人的突然进攻，因此防御手段也跟着进步。春秋时代作战避开困难的地形，战国时利用险要之地防御和进攻，加强了关塞亭障的防守。修筑了长城，中原地区有楚长城、齐长城、魏长城、中山长城、赵国南长城、燕国南长城。在边境地区有赵、燕、秦长城抵御匈奴、东胡、林胡、楼烦等族。

6、军事学的发展

孙武的军事理论，孙膑兵法，尉德、吴起、商鞅等均有军事著述。《汉书·艺文志》中把军事家分成兵权谋家、兵形势家讲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灵活性，兵阴阳家带有迷信色彩，兵技巧家讲武艺的训练和体育的锻炼。

7、战争的性质和发展的趋势

性质：封建性的兼并战争。

发展趋势：从兼并战争逐步转化为统一战争，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

主要阶段：1、魏国称霸时期，六国互相混战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到前334年，齐、魏是作战的焦点。2、东西角逐，山东六国抗齐、秦时期，从前333年到前231年，表现为秦齐对峙。3、秦赵大战；4、前230年到前221年，秦国统一时期。

三、秦、齐对峙时期

1、合纵连横――外交战

所谓合纵连横，从地域上看，当时那些弱国是以三晋为主，北连燕，南连楚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为横。合纵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从策略上说，是“合众弱以攻一强”，是阻止强国兼并的策略。连横是“事（从属）一强以攻众弱”，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的策略。随着兼并战争形势的变化，合纵连横的具体内容也跟着有了一些变化和发展。到长平之战后，变成了合纵是六国并力抵抗强秦，连横是六国分别投降秦国的意思。

五、秦统一六国时期

战争的性质，逐渐由诸侯兼并战争转为封建统一战争。当时，赵、魏、齐、楚、秦等国都想统一天下，但最后由秦统一了六国，这其中既有时代因素，也有秦国的客观条件。

1、秦统一六国时机的成熟

首先，从经济方面来看，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有所加强，交流广泛。

其次，从民族关系来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个基本上有共同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具有共同风俗和习俗，具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字为主体的民族，在中国境内出现。

其三，各国各阶层各阶级的人都希望统一，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其四，经过兼并战争，秦国势力扩大，成为统一的中心力量。

秦国的条件：变法彻底，中央军权的政权巩固，经济发展快，军队战斗力强。从秦孝公，经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直到秦王政继位时六代123年，秦据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十分之六的财富，秦国具备了统一的条件。

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文化

一、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

1、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

A、阶级基础：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如社会如何变革？在列国兼并战争中如何富强国存？都有自己的态度和主张，愿望和要求，这样就形成了产生百家争鸣的社会条件。

B、人员准备：随着社会大变革，作为贵族下的士开始分化，有些士无田可食，失去原来职守，他们凭借六艺知识，或者成为传授知识的老师，或者成为举行典礼时的赞礼者，或者参加政治活动，谋求一官半职，总之，转化成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但都依附于某一个阶级，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他们到各国游说，或者著书立说，宣传自己及其学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这样，他们就成了各阶级、阶层在思想上的代表人，就为百家争鸣准备了人员条件。

C、文化政策：战国时期是各国割据争雄的时代，作为统治者虽然有的曾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但各国发展不同，并没有全部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各国君主和统治者都以礼贤下士、招徕人才相标榜，以巩固其统治，因而形成了布衣卿相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所以，当时的士可以各持一说，在诸侯之间奔走游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的自由。在这种文化政策下，才有可能进行百家争鸣。

D、聚徒讲学：随着学在官府的改变，聚徒讲学成为当时的风尚，著名学者几乎没有不聚徒讲学的，而多数知识分子也把从师作为进入仕途的重要门径，这应使各个学派有了发展的机会。

战国时代的各个学派之间既互相批判问难，又互相影响吸收，名学派内部也在不断的分化，如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家各派都著书立说，这样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2、墨子和墨家

墨子（约前468—约前376年），名翟，鲁国人，一说为宋国人，他曾接受儒家教育，当过木匠，创立墨家学派。

墨家特点：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领袖称为巨子，所有墨者都听从其号令。他们热衷工艺技术，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和军事知识，是从手工业者、农民中上升起来的，占有一定财富但还没有脱离生产劳动的私有者。他们代表手工业者。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

墨子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核心是兼爱，认为社会上一切人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和”，因此反对战争，主张“非攻”。“非攻”和“兼爱”联在一起。“尚同”、“尚贤”是实现“兼爱”、“非攻”的具体办法。也就是要求打破阶级限制选拔贤才，实现统一。“节用”、“节莽”、“非乐”、“非命”，既是对当时掌握国家政权的“王公大人”奢侈腐化生活和垄断政权的批判，也是墨子对自己“兼爱”贤人政治的具体设想。“节用”，反对王公大人奢侈腐化的生活。“节葬”，是反对儒家鼓吹的厚葬，认为贵族们厚葬成风是浪费社会财富。“非乐”，他生活俭朴，认为音乐、舞蹈都是无用的，主张“非乐”。他认为“农与工肆之人”都可以当官，反对“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命定论，主张“非命”。“天志”、“明鬼”，则是墨子宣传自己政治主张所利用的宗教迷信工具。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鬼是存在的，把天和鬼作为制裁、恐吓当时掌权的“王公大人”们的一种工具。这当然是一种宗教迷信，但墨子是把它作为推行自己整个学说的一种舆论工具而提出来的，实际上天和鬼的意志代表的是墨子自己的意志，既有进步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十大学说有机地连结在一起，构成了墨子的完整思想体系。

三表法：在认识论上，墨子提出了判断是非真假标准的三表法，第一要“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其次要根据“百姓耳目之实”，第三要“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属于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有积极性，也有其局限所在。

现存《墨子》五十三篇，大部分是墨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述墨子言行的集录，是研究墨家思想的可靠材料，比较好的本子是清朝孙治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本上、下两册。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与《墨子》其他篇有所不同，人们称为《墨经》或《墨辩》。谭戒甫有《墨辩发微》，王雍庭有《墨辩会诠》。

3、道家和庄子

道家，是由老子创立的。战国前期继承老子思想的有关尹（环渊）等。战国中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子。

庄子（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邱，一说为山东曹县）地人。曾为漆园吏，即管理漆园，又征收漆税，有时以打草鞋为副业，可能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但又有所发展，在政治思想方面，表现了对前途完全绝望的情绪。

1、在哲学上，继承老子的哲学思想，创立了先验的主观唯心主义，并以“道”作为他哲学观点的核心和基础：“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上）而不以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也就是说，道是真实有信验的，没有作为也没有形迹；可以心传而不可口授，可以心得而不可以目见；它自为本自为根，没有天地以前，从古以来就已存在；它产生了鬼神和上帝，产生了天和地；它在太极之上却不算高，在六合之下却不算深。先天地存在却不算久，长于上古却不算老。这和老子的解释是一致的，但他进而认为人通过修养可以得道，得了道就可以与道同体，我就是道，道就是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样，就是修养出来的“有道之士”，就是“真人”，就是庄子最理想中的人。从这时可以看到与老子的区别，老子的“道”是一个独立的精神性的东西，而庄子所说的道是主观精神的东西了。

2、相对主义：老子哲学中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对立并且会彼此转化，而庄子要否定世界上的一切差别和对立，人为高下、好恶、是非、真假、贫富、祸福、生死等等什么都是一样，对立双方没有什么绝对的界限，否认相对之中的绝对，这样，就走到绝对的相对主义上去了。庄子认为，首先认识对象本身是相对的，例如美和丑、高和下、生和死，最后都是一样，因此它的性质是无法认识的；其次，主观认识能力是相对的，如庄周化蝶，他认为一般人没有认识事物的能力。他又说：毛嫱和丽姬是美人，但鱼见了她们吓得深入水底、鸟高飞、麋鹿跑，那么美不美究竟以谁的判断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呢？因而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相对的。第三，真理的标准也是不可知的，因为万事万物没有什么是非、真假之分。庄子从人的认识都不免带有局限性、片面性出发，加以无限的扩大，把相对论绝对化，引导人们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错误道路上去。总之，庄子取消了老子思想中积极性的东西，而把他的消极思想发展到了极点。

4、儒家和孟子

儒家，是孔子创立的，到战国初年墨家学说很流行，儒家受到了批判和破坏。到战国中期，儒家大师孟轲出，补充、发挥和改造了孔子的学说，使儒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后来，经汉代儒生们的改造，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孟之道。

孟子（前371-前289年），名轲，是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是鲁国孟孙氏后裔。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其母教育甚认真。他得孔子孙子思门人的传授，自以为是子思的学生。曾到宋、魏、滕、齐等国游学，也曾为齐国官员。后以讲学为主。

1、政治思想：主要是兴王道，行仁政。王道就是先王之道，他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政治作为王道，反对霸道，反对暴力改革，为了兴王道，建议实行仁政。仁政就要从井田起，在井田内建立男耕女织的社会，实际上是封建的井田制。建议给农民五亩上宅和百亩之田，并种桑养猪牛等，使劳动者要居本业，经济者也就可以王天下了。主张：“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又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2、性善论：这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础。他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也，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从天生的资质来看，可以使它善良，这便是我所说的人性善良。到于有些人不善良，不能归罪于他的资质。同情心，每个人都有；羞耻心，每个人都有；恭敬心，每个人都有；是非心，每个人都有。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是非心属于智。这仁义礼智，不是由外人给与我的，是我本身就具有的。上述四种之心，孟子称为四端，四端如发展起来，就成为仁义礼智的四德。恻隐之心是四端之首，仁是四德之首，孟子认为统治者把这种内心固有的恻隐之心发扬出来，推行到行政措施中去，每办一件事，就都能想到老百姓的痛苦，这就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所谓仁政了。这种性善说，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是超阶级的人性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但他认为庶民的人心也是善的，只要培养这种善心，“人皆可以为尧舜”，从人的本性上否定了贵族与庶民之间的天生的界限，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孟子的晚年，整理了自己的著作，写出了《孟子》七篇，宋代立为十三经之一。

6、法家和韩非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前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等是政治改革家，后期法家韩非等是政治理论家。

韩非（约前280年—前233年），出身于韩国贵族家庭，和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韩非多次劝说韩王采用富国强兵的方法，但韩王不用他。他写的书传到秦国，被秦王政所欣赏，发兵攻韩而得到韩非。秦王政采用了韩非的政治理论，但由于李斯、姚贾等人的打击、陷害，韩非被秦王政所杀。

韩非的政治理论，尤其是君主专制理论非常完备，我们仅说一下其主要理论。

A、历史进化观：针对儒家的法先王和道家的崇古言论，韩非指出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变化的，在古代是合理的进步的东西，到后世就会变得荒谬背理，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世事，因为之备。”也就是说，不要效法古代的老规矩，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以此来论证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地位变动和财富权力转移的合理性。

B、法、术、势合一。前期法家商鞅注重法，申不害注重术，慎到注重势，韩非集诸家学说的大成，提出法、术、势结合的学说。他认为：法，就是武文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术，就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方法，“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公端而潜御君臣者也”（《韩非子·难三》）。势，就是势位，指国君的威势，即政权，“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主之所以尊者，权也。”（《韩非子·度刀》）。

三者关系：法是公布出来要人民遵守的，而术则只由君主秘密掌握用以保证法的贯彻，势是贯彻法、术的先决条件，没有势（政权）自然谈不上法的实施。他用比喻来说明三者的关系：国家是国君的车子，势是拉着车前进的马，术是驾驭的方法，刑法是赶车的鞭子。有势无术，就会出乱子；有术无势，臣下就不一定听指挥；光有势和术还不行，还要有过去没有颁布过的成文法来保障这种权势。国君必须全面地掌握法、术、势，才能巩固新的封建国家政权。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致。”（《韩非子·扬权》）。

韩非还有唯物主义自然观，注重参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朴素辩证法观念（矛盾）。

韩非的理论，被秦王政所采纳，一方面取得了兼并战争的胜利，一方面也因严刑酷法导致了二世而亡。后来他的法术势结合的法治思想为统治者所采用，但因其只讲刑法而不讲教化，不利于巩固统治。因此，秦朝以后的统治者虽继承了法家思想的精髓，但却不再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封建统治者便采用了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的形式。

韩非事迹，载《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著作被汉朝刘向编为《韩非子》55篇，其中多为韩非所著，但也掺杂有其他人著作和资料。现在整理较好的本子，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周勋初等整理的《韩非子校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

二、史学

1、《左传》

中国第一部较为详细的编年史。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悼公十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现在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可参考。

2、《竹书纪年》

该书是战国时期魏国编年体的史书，因原本写于竹简而得名，现在有范解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在王国维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方诗铭也有新本出版，可供参考。

3、《战国策》

汉朝刘向编辑的一部关于战国时代纵横家游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分为十二国（除七雄外，有东周、西周、宋、卫、中山）。现在流行的本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战国策》，巴蜀书社《战国策新校注》等。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可订正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