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 完成小题。 《诗经》原来是诗 不是“经” 这在咱们今天是很明确的

有人说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就是《史记》的“刺客列传”，而刺客的流行，与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的兴起有关，他们解决身份焦虑的方法之一，是当一名刺客。

《史记》中的五位刺客并不以刺杀谋生，而且明明知道刺杀后自己多半也活不了，为什么还愿意做刺客？《史记》中对此的交代是，公子光“善客待之”。这种“你对我好，我以死相报”的模式，成为后世刺客的行业标杆。春秋末期，“士”的阶层正在兴起，这个新兴阶层很独特，自我认同也很矛盾，“我到底出于社会阶层的哪一层？”“我应该有怎样的价值观？”士很焦虑。而刺杀，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让士看到了实现身份认同和价值的路径。

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浓墨重彩描写的是后面三位，春秋时期的豫让，战国时期的聂政、荆轲，他们都凭借刺杀而青史留名。

豫让为历史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他十分强调自己士的身份，非常希望通过士的职业来自我实现。雇主对士的认同，一方面是认同其技能和能力，另一方面是认同其在社会中的身份价值。雇主的认同对士来说很重要，重要到可以以死相报，这种报答显然已经超越了职业行为，达到一种社会道义的层次。

魏国人聂政的表现就更加明显。聂政为什么要替一个陌生人报仇，连人家给的黄金都没收？能解释得通的原因只有一个，报答知遇之恩。聂政和豫让不同，他没有固定老板，而是一个游士。他在街头卖狗肉的时候，严忡子以礼相待，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更像一场交易，我想你帮我做事所以才对你好。但聂政不这么想，他自觉地用知己来解释这个过程。对无根的游士来说，他需要从与自己交往的上层人士身上，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

就像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公子光对他说，你死了之后，你的家庭我来照顾，我给你母亲做儿子，等等。公子光的话很有水平，他等于在告诉专诸，你替我行刺，你就会成为和我同阶层的人，这让专诸一下子看到了人生的意义。

荆轲作为刺客这一行的明星，雇主燕太子丹的地位很显赫，行刺对象更是无比尊贵的秦王，堪称那个时代最高层次的一次刺杀。和前面四位刺客不同的是，荆轲不只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而到了一个更高的社会价值，毕竟，他是为了六国和苍生，一不小心就要改变历史走向的。

在刺杀前，樊於期和田光就主动献出了生命，为刺杀增加筹码，这让独来独往的刺客这次成了团体作战。再加上临行前，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一个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就有了多感官的塑造。司马迁力图把荆轲的刺杀行为纳入到历史和美学的逻辑框架当中，从而使荆轲能超越作为职业的刺客群体，成为历史的英雄。

司马迁对刺客的描述充满了赞美，可以看出他对这一职业心向往之。或许他心里想过千百次刺杀汉武帝，但作为历史学家，他又担心极端行为和价值观会对社会带来冲击，所以，无论如何，荆轲可以被欣赏，但注定是悲剧。这些载入历史的刺客，慷慨当歌，已经一去不返。

（蒋肖斌《〈史记〉中的刺客：新兴士人阶层的身份焦虑》，有删减）

阅读下面的文字 完成小题。 《诗经》原来是诗 不是“经” 这在咱们今天是很明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 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 统治阶级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 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 宴会和各种典礼 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 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 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 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 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 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 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 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 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 “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 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簪献曲”或“瞍赋” “蒙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 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 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 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 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 后来逃回来 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 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 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士大夫献诗 是特地做了给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 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 才配上乐曲 达到统治阶级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 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 叫乐工们演唱 通过诗歌的问答 了解彼此的立场 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 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 来作比喻和暗示 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 把卫侯羁押起来 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 郑国的子展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 这当中有“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的话 是说女的爱着男的 又怕旁人说闲话；子展却借用来说 晋侯纵然有理由 但“人言可畏” 别人看来总是为一个叛臣。 诗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 由于新声代替古乐 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 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文言文艺术了 “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 用途缩小了 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 《伐檀》诗中 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 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 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 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 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 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 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