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新青年》：白话文胜利 其实是自由意志胜利【3】

如何建立新文章的理路，人们进行了有趣的探索。其中胡适的功莫大焉。五四以来的文学注入了新风，那是叙述主体的位移所致，有学者将此定位于“谈话风”的建立。从《新青年》诸人那里看到美文内在的玄机，认为众人的笔触是心口如一的外现。胡适的笔意里有“一清如水”的味道，散文里的“即兴”与“赋得”的差异，都与心口是否一致有关。“谈话风”并非一般口语的流泻，而是内在修养的自然表达。用张中行的话说，好的文章均非用力可为，聊天式的表达亲切而有内力。这样的文风，现在得之者真的不多。它其实也是“心之文”的一种体现。

遥想孔老夫子当年留下的文字，也是谈话的片断。那些精彩的词句，都非正襟危坐的产物，而是心性自然的流露。儒家本来有敬的精神，那是心理神圣的存在。只言片语即可达成。但后来的儒生不是这样，把思想搞得一本正经，洒脱不见了。几千年来的文人在一个套子里模仿孔子，却没有孔子周旋于尘世的自如无伪的样子。寻道而失道，思想自然也就不会表达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载道传统很盛的国度，文章装模作样者多多，独与性灵与生命的本真无关。鲁迅《阿Q正传》开篇就是聊天，似乎漫无所致，但机智幽默，其智性岂是常人可以得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用的也是谈话体，本真，自然，深入浅出，阅之颇有意思。周作人则是另一个样子，其笔调散漫、平实，如淡淡的茶，背后有久久的余味。这时候你会感到文如其人，连作者的声音、表情似乎都可看到。

刘绪源先生说：

“谈话风”不仅是最为透明的，同时也是最为综合的，它不让你只专注于某一项，而要让小说的、诗的，理论的种种要素全部融入“自己的性情里”，也就是一种全人格的表达，亦即前人谈到“文人传统”时所说“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达到了这一步者，才能写出上好的“谈话风”。同理，也只有达到这一步，创作生命才有可能绵延不绝。

这个看法，周作人在文章里也表达过，可说是“言志”观念的体现。周作人曾有感于文风的沉没与堕落，自感载道文学的悖谬。在他看来，那些夸张的言理的文字，多有问题。韩愈式的布道，装出的样子是滑稽可笑的。儒家好的文章不多，倒是那些不得志者的游戏文字说出世间的道理来。周作人谈散文传统，对明末颇有兴趣，而晚清可心者却数目寥寥。

刘绪源注意到，周氏兄弟在文章中不太谈梁启超的文章，其间大有深意。晚清的文章最漂亮者，属梁启超无疑。周氏兄弟自然也受到一些辐射。但是他们对梁氏“新民体”的拒绝，大概与基本审美理念有别而言。或者说，新的白话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在根本的层面，脱离了梁启超的“道之文”的窠臼。这个看法，是启人心智的。新旧之变的真意或许是在这里。

晚清是众声喧哗的时代。自从“新民体”出现，中国文坛文风大变，但那些轰动一时的文章不过还是韩愈体的再版。一些学者注意到后来的白话文在根底上与其不同所在，说的是确切之论。发表宏论，气势如虹，其佳处是有伟岸的力度在，但易流入浮华是自然的了。刘绪源《今文渊源》说“新民体”是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也并非没有道理。这是白话文流变的隐秘，过去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内在性因素，真的可以深究。

“新民体”后来被五四风代替，仿佛没有多少过渡，一晃就过去了。我猜想这原因一是其衔接的是韩愈式的逻辑，还是道统里的血液，泛着历史的旧魂，与今人的生命感觉相去甚远。二是五四有六朝以来的溪流在的，加之英法日诸国的文章的辐射，遂有知识而含性灵，本我的意识缓缓地流溢。这是更个人化的美文，士大夫之流毕竟与之颇有距离。周氏兄弟的笔下，野史的力量和西学的力量都有，天然地混杂于生命之中。至于胡适的文章，乃明儒与近代实验主义信仰者的汇聚，系平和的文化的遗风，正与今人的好恶接近。大凡远离道统的文章，都可见出深切的隐喻。白话文的胜利，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胜利。古老的幽魂是不及现代性的潮流那么激越人的内心，新式的表达很快被世人接受，是自然的。

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白话文，像刚脱了长袍的人的漫步，随和自然多了，行走间已没了框子，松弛有度、急缓相间，歌之舞之而无禁区。那些文人自由地谈吐，任意东西，语体散着古老的幽思和山林的气息。日常性与神秘性都有，文章的格局大不同于过去了。老式的白话文都是市井里的风景，而新文化运动带来西洋的流彩，也唤回了远古的美的灵思。文人介入到大众的表达里，又糅合着现代性的情怀，便有了新文学的诞生。这在中国，实在是一种表达的胜利。那个时代的人与文，今天回味起来，颇多趣处，其自由无伪的神态，我们审之、思之，不能不深感怀念的。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主要著作有《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