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话语与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书的清宫译文

引言

“话语”这一概念，早已超出语言学的范围，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批评术语。但在翻译研究界，虽有张佩瑶（2003）的提倡之功，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拟从话语的视角，解读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国书 及其汉译文，籍此展示“话语”对翻译现象的解释作用。

这封国书及其翻译，随着中英两国有关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文献的整理发表，已经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叶笃义翻译的使团副使斯当东（George Staunton）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事》一书，提供了英王国书的部分现代译文，但在注释中指出，国书当时被译作“英吉利国表文”，“译件把平行口气改为属国的口气”（斯当东，1994：21）。葛剑雄将该书中叶氏翻译的一些使团文书与清宫档案中的历史译文加以对勘，发现“天朝大臣”在翻译中做了不少“手脚”、“一厢情愿的修改”乃至“编造”，对此大表“惊叹”，俨然是在怪罪这种“天朝式的翻译”让中国错失了现代化的良机（1994：101-103）。李敬泽也曾对乔治三世国书的历史译本和叶笃义的现代译本加以比较，认为“当时的译本几乎是对原作的一次滑稽模仿”，但他倾向于将翻译中的“讹”与“背叛”归因于语言的“陷阱”作用：“在1793年，这样一份文件根本不能译成中文，它所表述的意义在中文中无法找到对称的词语。”（李敬泽，2000：116）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国书？它怎样遭遇了“天朝式的翻译”？对于翻译中的“讹”与“背叛”，我们能否从话语的角度做出解释？

一、 乔治三世国书的话语功能

从话语的角度来看，文本既是特定话语体系的产物，又参与现存话语秩序的维护或者新秩序的构建。文本通过“构建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构建社会关系和概念框架”（费尔克拉夫，2003：38），实现其介入社会的话语功能。

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信函，虽然以英王名义写就，却并非他的个人行为，而是经过集体讨论，由特定写作班子字斟句酌、精心制造出来的 。 可以说，它本身就是当时英国外交话语的产物。不过，为行文方便，本文姑且将乔治三世视为国书的“作者”。

国书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正副使节，并说明遣使目的。但在此之前，乔治三世用了一半的篇幅做自我介绍，或者说“自我建构”。其话语功能，正是要建构英王与乾隆，以及英国与中国（大清国）的权力关系。

国书极力宣扬英王的文治武功：征服了“四海之内”的一切敌人，却以最公平的条件与之缔结和约；英国臣民的福祉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英王胸怀天下，致力于促进全球范围内文明的传播与交流。显然，乔治三世是要将自己建构成“海洋霸主”（sovereign of the seas），乃至全球第一雄主。

国书也恭维乾隆，说他的“政教与德行”使中华文明“臻于完美”，治下的帝国“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国家富足，四邻叹服”；但褒扬中暗藏机锋：大清帝国只是“文明臻于完美的国家之一”，其声威所及，只是“四周的邻国”（all surrounding nations）而已。换言之，国书将乾隆定位为东方第一雄主，但绝非天下之共主。

乔治三世一方面炫耀武功，以赢得乾隆的敬畏；另一方面则辅之以基督教的柔性话语和主权国家的概念，指出双方均系秉承“天意”（Providence），为人类谋取福利的君主，是同一“上帝”（God）庇佑下的“王座上的兄弟”（Brethren in Sovereignty），彼此之间自应长存“兄弟之情”（Brotherly Affection）。

本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