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婺红色家书㉒
▲ 聆听曾志达家书，朗诵：曾彬
87年前那年暮春，曾志达的妻子淑仪才生下孩子，就接到丈夫在杭州牺牲的消息，身边还有年仅2岁的长子维明。她遵从丈夫的遗愿，将襁褓里的婴儿取名为“维远”。
一生情深，奈何缘浅。志达留给淑仪的东西实在不多。革命离家的两年多时间，他无法给家里写信，也不回家，就连到上坦整顿军纪，离家只有七八公里，他也未归家看看。直到被捕后在狱中，他才先后给家里写了8封明信片，叫妻子“要坚强地活下去”，托她好好照顾“维明兄弟”，并留下遗志嘱咐父亲不要因其迁怒后辈，要让弟弟和儿子读书……
时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明信片大多在指纹的摩挲下字迹模糊。一张张小小的卡片道不尽侠骨柔肠。
八婺红色家书㉒
曾志达（1906—1932），又名曾尚志、曾昕，化名曾权，浙江宣平（今武义）人。早年就读于杭州宗文中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奉派到宣平建立党组织，创建中共宣平独立支部。10月经中共浙江省委批准，成立中共宣平县委，任书记。后遭国民党当局通缉，转移到上海，以教书为掩护，参加中共沪西区委工作。其间，曾受中央委派到浙西工作。1930年曾一度回宣平领导建立红军游击队，任总指挥。1931年1月至3月，任中共兰溪中心县委书记。12月14日，在上海小沙渡路被捕，关押在杭州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1932年4月在杭州松木场英勇就义。
昨天接到淑仪来的信，知慈母为了我读书坐牢，不准曾维明读书，众责淑仪。的确家里给我读书，累及父亲坐过狱，这是我的罪过，但绝对不是为了读书犯罪，使再加上遗害小弟和我儿的绝大的罪孽。要求父亲转达。
——曾志达入狱后先后寄出8封明信片，此为寄给父亲曾季培的一封（曾维明为曾志达长子，淑仪为其妻）。
今年清明，曾志达幼子、93岁高龄的曾维远带着一家四代，回到后溪老宅缅怀。曾维远从未见过父亲，这个伴随他一生的名字是父亲留给他唯一的礼物。在1932年3月24日，曾志达牺牲前寄给妻子的最后一封明信片中，父亲对于这个家和儿子的思念缠绕着文字，穿越时空温暖着他。
曾志达被捕时，长子维明才两岁，而幼子维远在妻子腹中七个月；他牺牲时，维远出生不过一个多月。可是，曾维远却觉得，兄弟俩的一生都遵从了父亲的遗志——哥哥维明继承了父亲的红色基因，入伍从军，立过军功，曾受到毛泽东接见；他也继承了父亲教书育人的事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从丽水市教育局局长的岗位上退休。
母亲淑仪告诉他，他与哥哥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他的名字，是在父亲被捕入狱后取的，意思是为父即将离你远去，寄托的是对家人的无尽思念和愧疚。
“父亲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背景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把长子取名为维明，不仅是希望他的人生光明，更是相信通过共产党人的革命，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曾维远说，父亲经由潘漠华介绍入党。1927年，刚从杭州崇文中学毕业的志达去看望同乡潘漠华。潘漠华向曾志达倾吐自己的革命理想：“大屠杀决然阻挡不了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国家的命运、革命的前途永远掌握在具有革命意志的工人农民手中。”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志达听了，深受感染。
这次谈话，也成了志达投身革命、走上革命生涯的起点。从此，他的人生与红色革命密不可分。特别是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他马不停蹄地穿梭于杭州、上海、建德、兰溪等地，调研撰写并向党中央呈递《宣平党务报告》，恢复筹建浙西特委、兰溪中心县委；化名曾权连续向中共中央写了三封信，报告浙西斗争活动情况……
向往光明的人，永远不会死去。
曾志达的第四代曾孙女曾彬刚做妈妈，站在布满青苔的老宅前，她似乎更能感受太奶奶淑仪当年的心境。曾彬年幼时见过太奶奶，太爷爷的故事，她都是从长辈口中得知的。
刚参加革命不久，就有人劝过志达“保命要紧”。1928年的冬天，地下联络站遭破坏，负责人被捕后出卖了党组织，曾志达和中共宣平县委、各区委的负责人都遭到了国民党宣平县反动当局的通缉追捕。曾志达在敌人抓捕他的头一天夜里离开家乡，准备前往杭州、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路过兰溪时，碰上在宣平淑仪舅舅开设的药店里当店员的兰溪人寿田，寿田热情地把志达叫到家里宿夜，好心劝志达：“你父亲只有你们两个儿子，妻儿老少，都指望你过日子。现在风头这么紧，还是避一避，找点小生意做做吧！”可是，志达却坚定地说：“我参加革命就要干到底，骑上马就不落马了！”
还有这样一个细节，曾彬听过一次，就记得很清楚——曾志达被捕入狱时，淑仪怀着七个月身孕不能赶去，但为了救丈夫，她还是散尽家财，雇人带着凑出的银元和东西，挑着担子赶去杭州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疏通。回来时，担子里空空的……志达只托来人带回一句话：“已经扶上马了，再没有回头路了。”淑仪明白丈夫的意思，这就是要革命到底了。
探监时能交流的并不多，来人还讲了一件事：12月底最冷的天气，兰溪中心县委书记、领导浙中十三县革命工作的曾志达在狱中只穿着一件薄衬衫。
直到1932年3月，曾家另一名亲戚路过杭州去探望狱中的曾志达，再见时他依然穿着同一件衬衫。这也是家人们最后一次得到曾志达的消息，不久他就在杭州松木场英勇就义。
曾志达长子曾维明的妻子陈丽兰94岁，她是与婆婆淑仪接触最多的人之一。淑仪生前，但凡提到志达，总是未语泪先流。
陈丽兰说，志达还在世时，淑仪只晓得丈夫每日都在外面奔波，并不晓得具体作甚。“她只讲志达并不能常回家，难得回来了，也是半夜三更到家，第二天天还没亮又走了。但是他们两个相互恩爱，相敬如宾，连淑仪这个名字也是志达取的。”
事实上，曾志达虽说自小生长在农民家庭，但因为家中有养猪的营生，生活条件在村里算得上优渥，家中也一直培养他读书。而且，曾志达是家中长子，那个年代里，干革命就是要革了命，家里哪里会认同。国民党当局对于红色革命者的家人也采取“连坐制”。
1929年，中共宣平县委和区负责人全部名单泄露，国民党当局对他们进行悬赏通缉。曾志达等人火速转移隐蔽，就在他离开宣平的第二天，大批国民党军警人员来到后溪村抓捕志达，抄了曾志达的家，封了他家的门。1931年曾志达被捕后，家中房子再次被查封。
“志达被捕后，她一个小脚女人挺着大肚子、带着年幼的维明在外流浪。外面人叫她‘强盗婆’，夫家赶她出门，娘家不能回，村上谁家也不敢收留。有相熟的老乡劝她，把孩子扔了你自己逃命改嫁去吧。她只回人家，我再怎么穷也要把志达的两个儿子带大。”
不仅在外受尽苛责，甚至连家人也不理解。在曾志达写给父亲的最后一封明信片中，有这样一段话：“知慈母为了我读书坐牢，不准曾维明读书，众责淑仪。的确家里给我读书，累及父亲坐过狱，这是我的罪过，但绝对不是为了读书犯罪，使再加上遗害小弟和我儿的绝大的罪孽。要求父亲转达。”
或许，也是因为这封绝笔，曾家小弟与曾志达的两个儿子实现了读书的愿望，而曾家后代也都颇有“读书明志”的家风。曾彬刚生下曾家第五代，她想给孩子取一个特别的名字，能让他记住自己的太祖是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记者 汪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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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傅俊
原标题：《八婺红色家书㉒|向往光明的人，永远不会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