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达豪迈苏东坡

一千多年前的苏轼，所具有的超凡气魄和恢宏博大的想象力，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仰止，让人惊叹。

苏轼21岁进京应试，考了第二名，实际是第一名。只因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看考卷文章写得实在是好，以为卷主是自己的弟子曾巩，为了避嫌，便将这份考卷点了第二名。事后才知道，考卷是苏轼的。后来欧阳修对友人说：“捧读苏轼的文章，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快活！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

当时欧阳修名满天下，掌控着天下士子的进退。这番话一出，苏轼顷刻名声大噪。果不其然，苏轼25岁在制科考试中被皇帝点为第一名，是历届制科考试录取人员中成绩最好的一个。

1069年，王安石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因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眼见朝野风雨飘零，平静不再。苏轼忍无可忍，上书陈斥新法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主动请求出京，在杭州、密州、徐州任职期间，他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例行公事地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然而，作为诗人的苏轼，就算是官样文章，下笔也会情动于衷。谢表中，他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得知，说他愚弄朝庭，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对皇帝不忠。接下来，新党一干人等，又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之间，朝堂之上传出一片倒苏弑苏之声。就这样，在湖州上任仅三个月的苏轼，成为“乌台诗案”的主角。

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退休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谏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在黄州，苏轼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他那深刻的贯通天地的人生思考，行云流水一样自然、畅达，呈现出对沉浮荣辱冷静、旷达的态度。他为人亦如为诗，当行即行，当止就止，沉潜博大，韵味隽永。余暇，他率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以“东坡居士”自居。

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还朝。然而，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以及尽废新法的状况时，认为新兴势力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对旧党执政后的腐败现象进行抨击。由此，他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遭诬告陷害。如此一来，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只能再度自求外调。

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翌年，便率众疏浚西湖，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立三塔为标。将挖出的淤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也就是现在的“苏堤”。杭州百姓出于感谢，过年时，抬猪担酒给他拜年。苏轼便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这红酥的肉，就是流传至今的“东坡肉”。

在杭州，苏轼自比唐代白居易，惬意自在，纵意所如，触手成春。然两年后，他又被召回朝。又因政见不合，再次被调离，先后赴颍州、扬州、定州，后被贬至惠州。在惠州，他吟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之句。

六十二岁那年，一叶孤舟将他流放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苏轼虽然深感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否定人生，也没有因此颓丧，他抱着顽强乐观、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将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在这里，他办学堂，介学风，许多人不远千里从苏轼学。宋代一百多年，海南无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一路走来，坎坷不绝，但苏轼的豪放之气从未凋零。“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是他白发皓首之年依然抖擞着的心声。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他的放达豪迈，血性阳刚，正如元好问所言：“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可谓‘一洗万古凡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