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白桦：有识见容易 有胆量很难

不久，《苦恋》以《太阳和人》为题拍成电影。片子在审查时没获通过，还引起了轩然大波。

4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批判《苦恋》的文章。

1981年1月10日晚，在审片时引起批评之后不久，白桦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这部片子。胡耀邦表示，这部片子在没有通过审查之前，他不准备看。白桦一再请求，他还是坚持不看。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判之后，9月25日，胡耀邦对文化部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情应该了结。”

1981年10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北京主持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的巴金。巴金在面见胡耀邦时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其时正在用电影摄影机采访的新闻记者祁鸣眼前的取景框模糊了，他发现自己在流泪。在回忆此情此景时，白桦再度流泪。那是他在上海华东医院面对巴金遗容的时候。

白桦把自己的早年经历描述为“因重创而敏感的孩子”。

似乎是某种应验，童年被迫面对战争，面对法西斯军队的侵略。1947年参军，历经血与火的战争岁月，1950年开始写作，又经历政治风暴，1958年因与胡风的交往而被划为“右派”。1978年改正复出，旋即又在随后到来的思想风潮中受到批判。

晚年的白桦生活恬淡，儿孙都不在身边，老两口相濡以沫。住在上海这个超级大都市，闭上门窗就是乡村。间或和一些好友见面，见面时言不及义，轻松闲话。有时也应邀到韩国、新加坡．泰国、日本、香港等地访问并演讲。近几年白桦一直在力所能及地写作，发表了一些关于云南的小说，他把它们称之为边地传奇系列。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其余的时间，白桦在慢慢地写他对于往日的回忆。他对这部回忆录的态度是，不急于出版，出版也许是寂寞身后事。

白桦（1930.11.20～2019.1.15）

夏榆：1978年，对于中国是个很重要的时刻，政治解冻、文化复苏。在1978年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时候在你的视野中，中国政治和社会是什么样的？文学和思想是什么样的？有记忆深刻的故事和细节留下来吗？

白桦：是的，197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那年我新创作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洪湖地区的大悲剧的话剧《曙光》，正在北京由中国话剧团和武汉军区话剧团合作演出，那是一部经过一再修改才搬上舞台的话剧。剧中主角的原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段德吕，他是一位与贺龙齐名的洪湖苏区创始人，黄埔四期的高材生。20世纪30年代初在肃反运动中遭到“钦差大臣”、洪湖苏区的头号人物、党代表夏曦的排挤与怀疑，处死。行刑前段德昌留下了三句话，第一句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第二句是：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第三句是：不要用子弹打死我，留下一颗子弹打敌人。我在贺龙口里第一次听到段德昌的遗言时，异常震撼。在“文革”中我会经常联想到那个时期的悲剧，使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在中国接受一个历史教训绝非易事，即使是极为惨重的历史教训。30年后的“文革”几乎就是当年苏区肃反悲剧的重演。 就是这部戏，从夏到冬没人点头通过，只能内部演出。来看戏的都是失去职务的人，如轮椅上的罗瑞卿和一大批脱了军装的将军们。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伤痕和一般干部群众差不多，而且发现舞台上反映的往昔生活和“文革”十分相似，而且有某种联系。但他们只有感动流泪的份，却无权批谁这部使他们动容的话剧。我还记得当时发生过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我们把坐着轮椅的夏衍请到剧院来看戏的时候，一个锅炉工暴跳如雷，抗议剧组竟然把毛主席钦定的文艺黑线头子夏衍请来看戏。我们费了很多时间才把他的激动情绪勉强安抚下去。在职而且支持这部戏演出的领导人除了武汉军区的两位上将杨得志、王平外，就再也无人了。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如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等全都而不见。一位画家朋友从杭州给我发来一封长篇电报，劝告我“放弃演出，深刻检讨，别为妻儿再添灾难，你们家的灾难已经够多的了”，“有些政治上特别敏锐的人们已经写好了批判文章，并在《解放军报》拼好了版面”，“他们认为这是一部解冻戏剧，绝好的靶子”。他们在文章里呼吁观众“批判这部暴露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反动作品”，我没有听从这位画家的劝告。 有一天傍晚，杨得志司令员、王平政委突然再次到剧场观剧，演出结束，他们走到台上大声宣布：明日登报在北京公演。许多演职员都哭了。这是一个非常的决定，两位军区领导人在北京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有些僭越呢？事后，当我们知道他们刚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的会场上走过来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夏榆：第四次文代会是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那次会议被看成是中国新时期思想和文化复兴的开始，这次会议留给您什么样的记忆？

白桦：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特别是作家们的会，出现了多年未曾出现过的、接近真实的声音。许多画家、剧作家、音乐家都到作家们的会上来旁听。只有与会者才能体会到那种春潮澎湃的兴奋。我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第二天《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我的讲话。我记得，在我讲到反右运动对青年作家艺术家的戕害时，有一位在文艺界领导过历次运动的人物拂袖退场。我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在他的眼里，我走上讲坛发言就是“右派翻天”。但巴金、严文井、冯牧、陈荒煤等许多前辈作家当即都给予了首肯。胡耀邦事后曾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至今仍然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感问题，好像不够恰当，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忡忡”。我当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我的多虑，而是他过于大意了。

夏榆：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作家您一直被争议。《苦恋》（电影剧本《太阳和人》）是争议的焦点，当初为什么会写这部电影？现在您怎么看这部电影？哪些是经得住历史和时代检验的？有哪些是需要修正的？

白桦：我创作《苦恋》的本意是呼唤人性的复归，是把“人”字写在天上，是表达祖国的苦恋者们的苦难历程与真诚心迹。我记得，“文革”中有一位大批判的能手，指着一位三代产业工人的嫡亲后裔说；我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把你批成反革命！你信不信？那年轻人连忙说：信！信！旁边有人问他，你回答得真快！他说：慢不得的，慢了，我不就成了反革命了？ 今天，我可以明确表示：20世纪80年代关于电影剧本《苦恋》的争论，不应该问我当时有什么问题，而应该请当时提出问题的人来回答有什么问题。《苦恋》的出现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正常文学创作活动。它和一切文艺作品一样，当然带有历史的烙印和作家的生命体验。但它是一个真诚的作品，正像吴祖光先生当时说的那样，它“温柔敦厚”。在北京内部放映的时候已经证明，绝大多数观众和学术界、艺术界的同仁都是肯定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在经过特许之后，观看了《太阳和人》，他落泪了。他表示文学作品要经过时间的验证，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百年。我以为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就让它历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它就会存活下去。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内涵，也应该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时的如晦风雨。

夏榆：在当时，您的个人处境如何？

白桦：我并未感到惊恐，因为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发表的当天清晨，在CCTV播出的时候，开始时我还不太相信，听了一会才确认这是真的。几乎是文章刚刚播出，我就接到雪片般的电报，百分之百都是支持我的，反响之快，出人意料。他们个个直言不讳，真名实姓、地址电话全都写在信上。这表现了他们毫不畏惧，理直气壮。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过剧本，他们除了关心我，同时也在关心着国运，反对倒退。特别是对那篇批评文字所采取的笔法十分反感，人们太熟悉了！有人竟然怀疑这是姚文元在狱中的大作。接踵而来的数以千计的信件使我激动不已。我以为，对于我，仅此就够了，还需要什么呢！而且当时我所属的单位武汉军区的政委李成芳特别镇静，他下令，有关《苦恋》，事无巨细都要由他自己来处理。时至今日，我时常还会把那籍完成于四刚年的批判文字，《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拿出来重读，“温故而知新”，实在是良有益焉。

夏榆：您接触过邓小平和胡耀邦么？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印象？在批判《苦恋》的风潮中，他们对待你个人的态度是怎样的？我知道是胡耀邦先生阻止了当时的批判风潮。

白桦：我从20世纪40年代就是中原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的普通一兵，那时候只是在战场上见到过邓小平，他是我们的政委。战争年代，领导人都很朴素，很容易接触。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四川贺龙元帥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和邓有过多次接触，但他并不知道我是何许人，可能以为我是一个勤务员。和胡耀邦的接触是从1978年开始，在中宣部长任上，他曾召集过一些作家到他家座谈，听取作家们的意见。态度诚恳，才思敏捷，既虚心而又耐心，对于中国的现状了如指掌，且有极强的洞察力。第二次是1979年秋天，曾请求面见胡耀邦，当我刚刚在他客厅里坐下，宋任穷来了！我只好告辞。1981年1月10日晚，我求见胡耀邦，唯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影片《太阳和人》。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当着他的秘书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他是一个胸襟坦白的人。此后，我知道他一直都在竭力拖住从“左”面驶来的一乘烈火战车，这是“文革”后最危险的一乘战车。因而这一事件才没有扩大为一场政治运动。后来终于以正常的文艺批评的形式平安结束，一切全都是他的努力。

夏榆：据说曹禺、艾青对《苦恋》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的态度令您意外吗？

白桦：我一点都不意外。那是发生在1981年8月在京召开的一个叫做“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邓小平、耀邦关于思想战线重要指示座谈会”上的事情。曹禺先生在大会发言的前夕，曾向记者表示他再也不会为这样那样的事表态了。可见经常为这样那样的事“表态”，是他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历来对于头面人物都有这种要求）。但是到了会场，也许是条件反射的作用，他本可以沉默，却说了很激烈的话。艾青更是如此，他在会议之前问到我在武汉的处境的时候，我给他讲一位大学生执意要面见我的故事。我考虑到怕伤害到年轻人，请他不要来，那位同学非来不可，在门卫那里保证不说话。他在见到我时，果真一言未发，在我桌上丢下一块岩石，转身就走。艾青听罢，感动得老泪横流。会后，艾青像孩子似的告诉我，他在会上狠狠地骂了我一顿。我只笑了笑。但我始终深情地记住那位泪流满面的艾青。至于我的老乡姚雪垠，他的批判是最严厉的，处处演讲，但他也是“表态”，他的发言连胡乔木都表示不能接受。应该说这些现象都是悲剧——知识分子多年来被扭曲，被异化的悲剧。

夏榆：在那次批判风潮中，吴祖光和巴金是支持您的。您怎么看吴祖光和巴金？

白桦：我和吴祖光、新凤霞是多年的朋友，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就有交往。在批《苦恋》时，他以一个看过剧本的人的身份，说了几句公正的话。我想即使我是一个和他不相识的人，他也会站出来这样说话。在他的经历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巴金先生是从爱护中青年作家的角度挺身面出的，这也是他的“表态”，但他的“表态”却不是迎合，而是反对，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夏榆：您跟巴金有过交往么？怎么看巴金在晚年的表现？

白桦：在巴金面前，我是后辈，高山仰止。他的晚年是在身体和思想的困厄中度过的。我们当然希望他能给我们更多，但我们无权要求他给我们更多。他已经尽到了生命的极限。还有许多他来不及说的话，来不及做的事，唉！谁都有措手不及的时候，不是吗？留给我们活着的人吧！我们不也是有血肉、有思想的人吗？鲁迅先生为我们在荆棘中开辟了道路，巴金这一辈作家经历了和我们同等的苦难，他们已经把他最最重要的思想结晶留给了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求多些吧！他最爱护的是中青年作家，他把希望寄托在中青年作家的身上，因为中青年作家有的是时间。（遗憾的是，连我都老了！）我们想做而没能做完的事还少吗？依然要留给后人，我当然知道，这是落叶的哀叹。我希望青年才俊们能多一些严肃的思考，少一些浮浪虚名。

夏榆：您的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境况？什么时候开始好转起来？

白桦：批《苦恋》之后，我就成为一个“敏感人物”了，无论换多少领导，这个透明的帽子都存在，就有了很多不成文的限制，诸如：哪些报刊不能发表你的作品，哪些报刊不能出现你的名字，哪些场合不能见到你这个人，忽然你又不能出境了等等之类。好在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些。

夏榆：后来您写过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似乎也在很短的时间被禁演，为什么？

白桦：《吴王金戈越王剑》是一个历史故事，禁演过。我只是在这部戏里告诉观众：越王勾践和他的子民都很爱国，但国王和臣民的爱国主义却不尽相同。这部戏是在1983年由北京人艺首演，副总理习仲勋审查的时候我在场，他肯定了这部戏。而且那一次他还在私下里对我说，他很欣赏武汉军区政委李成芳在批《苦恋》时的镇静态度，可惜李成芳倏然去世。后来，因为胡乔木对这部戏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才遭到禁演。

夏榆：对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新的世纪，您能说出它们给你的直觉印象么？就文学表现而言。

白桦：就文学而言，没有思想，就没有文学。上世纪80年代争论激烈，说明思想活跃。给中国的文学后来的多元局面做了铺垫。90年代比较沉寂，并非因为没有思想，可能更加深沉些、含蓄些。当然也有人放弃思想，甚至放弃文学，人各有志嘛！我感觉到，到了新世纪，严肃的思考又活跃起来，比以前更加成熟、更加坚定、更加鲜明了些。因而一定会有相应的文学表现，在新人身上的可能更大些。

夏榆：您的写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七八十年代、90年代直到现在，您感觉其间最大变化是什么？近半生的文学生涯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什么遗憾？

白桦：可以说变化是巨大的，30年，全民族观念的变化是巨大的。但作家自身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一位法国作家告诉我：中国作家一定会有丰硕的收获，因为中国人经历了深重的苦难。可是苦难和收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我想：对于维克多•雨果，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果中国作家患了健忘症就未必。回顾我半生的文学生涯，最大的收获是我终于明白；有识见容易，有胆量很难，耐得住长夜的寂寞更难。由于怯懦和患得患失而浪掷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白桦在谢晋家遇到白先勇：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

笔会的老朋友、老作者白桦先生于2019年1月15日凌晨去世，享年89岁。他写的这篇《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刊于1987年11月18日《文汇报 笔会》。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谪仙记》不算是他最早期的作品，但介绍到国内来的头一批他的作品里就有这一篇。《谪仙记》象他其它的短篇小说一样，既是他目睹过的一些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处境中的一段心身历程，又是他的一个梦幻。小说的主人公是40年代末中国末代贵族留学美国的一位娇艳小姐，甚至可以说，这位小姐是从白先勇的灵魂里幻化出来的。所以白先勇写来轻松洒脱，着墨不多，形象鲜明，颇耐人思索。整个故事是通过一个男人的叙述完成的，而故事中的主人公的出现又是时断时续，留给读者许多神秘的谜。小说中的李彤没有和任何一个人谈过心，作者也没有进行心理描写——这正是白先勇小说的技巧高妙之处。但把白先勇的小说改编为电影，难度很大。因为在电影里人和事必须让观众看到或听到。虽然难度很大，仍然强烈地吸引着许多电影导演。据我知道，台湾就曾把他的小说《玉卿嫂》和《金大班最后的一夜》改编成了电影。谢晋也属于这些被吸引的导演之一。

我曾于今年六月中在谢晋家与白先勇见过一面，当时我和他根本没谈到文艺，而是在一起谈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问题。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他是一位民族忧患意识很强的中国人，一下就把我们之间的地理距离缩得很短了。从这次晤谈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对他和他的作品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在小说里透露出如此浓重的失落的悲哀，不正是由于他总也无法剪断他的“根”吗!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写自己的心境：

“有一天在纽约，我在Little Carnegie 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

我以为人正因为有希望才会有失望、有悲愤、有哀婉、有颤慄的痛苦……

他还说：“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谪仙记》就是《纽约客》系列中的一篇。

没想到，和白先勇相识一个半月之后，谢晋找到我，一再要我来改编《谪仙记》。初时，由于我从来不改编别人的作品，加上我对海外生活一无所知，很难从命。同时我征询了几位旅美华人作家的意见，几乎不约而同地表示异议。有人甚至认为李彤是个无法在银幕或舞台上体现的人物，因为她缺少戏剧性的情节，也很难把握她的心态变化；尤其是再现当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场景，几乎没有可能。这些朋友当然都是善意而真诚的。我思索了很久，我来做这件事的确有许多不利因素，但有没有一点有利因素呢?有!唯一一个有利因素就是我和白先勇有过一夕谈，我窥见了他心灵的一隅，进一步也有可能看见李彤的心灵的一隅。这就是我所以最终还是改编了这个作品的缘故。

我在描写李彤的时候常想到的却是白先勇。因此我说：我是沿着白先勇心灵的踪迹找到李彤的！李彤这个在安乐窝里生长的娇女儿，一个从没为任何精神和物质的需求忧虑过的小姐，甚至在中国历史的大转折的关头，她竟一无所知。一旦那条船沉没了，父母和她心目中的“国家”也沉没了!那条船的沉没几乎就是她的灵魂的沉没，虽然她的身子仍然站在另一个大陆的实地上。我在剧本中看到她投水自尽前，忍不住在她眼前绘出了这样一些画面：

李彤把目光落在河面上。黄昏的河面上是绯红的霞光，威尼斯河缓缓流动……

忽然，河水里叠印出飘落如雪的丁香花；李彤20岁生日的舞会；上海深夜的林荫路；外滩的高楼群……黄浦江上那只破旧的木船，那些破衣烂衫的船夫……水里颤动着的星光和灯火……爸爸妈妈的泪眼，躲在别人背后落泪的奶妈……最后一瞥的故国、故人、故土……一个佝偻着光脊梁犁地的老人和庞大的水牛，过去了的、曾经是轻易的、不经意的一切都变得珍贵和沉重起来……

我当然知道最后的两句话不是画面，但我要写出来，我是写给导演、写给演员、写给技师们看的。希望他们用各自的艺术手段让观众看到或感觉到。因为我知道白先勇多年去国之后重返故国的时候特意回到自己的故乡广西和少年时代生活的南京、上海。当他和我谈到他重新走上儿时走过的路，走进居住过的房子和读过书的学校，以及抱病攀登孙中山先生陵墓时的心境时，他的眼睛里闪耀出的光焰灼烧着我，使我惊悸不已。那光焰中有兴奋，有满足，也有沉重的忧伤，迷惘的痛苦和又将别去的惆怅……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万里江山如画……

根据《谪仙记》改编的电影《最后的贵族》剧照

我在剧本中这样描写了李彤在生命尽头的一幕。她听完一个白俄老人用小提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之后，他们有一段对话：

李彤仔细注视着老人久经风霜的脸，一副沦落者的脸，每一条皱纹都镶嵌着深刻的辛酸。

“Are you still nostalgic about your Russia?”(您还留恋您的俄罗斯吗?)

“I’m even also nostalgic about Shanghai，including油豆腐线粉……”(我连上海都留恋，包括上海的“油豆腐线粉”……)

李彤激动得紧紧咬着嘴唇。

“If possible，”老人断断续续地说：“I’d rather be buried alive by the snow-storm of Russia。”(如果可能，我宁愿让俄罗斯的暴风雪把我活活埋葬掉……)

老人的眼圈红了。

“Even the snowdrift of Russia is warm……Miss！”(俄罗斯的雪堆都是温暖的……小姐！)

李彤的眼圈也红了。

我继续写下去：

河上威尼斯船夫在唱，很遥远……

“世界上的水也是相通的吗？”她突然发出一个对于这个俄国人来说，是显得突兀的问题。

老人困惑地看着她，用汉语问：

“您是说……？”

“我是说江河海洋里的水，Water……”

——写到这儿，我哭泣了！我确认这是李彤面对威尼斯河最后一定要想到的一个问题，这也是白先勇多次想到的一个问题。虽然我只是短暂的出国访问，当我站在涅瓦河边，当我面对伊势海湾的滔滔白浪也曾想到过这个问题。李彤——白先勇——我们身上流动着的都是一样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们总希望别割断这根脐带……李彤正是由于自以为这根联着母体的脐带已经断了才死去的。当然，这个母体不单单是故国、故土、故人，她包含着许许多多说得出和说不出的巨大或微不足道的东西，但都是神圣的，足以致人死命或终生依恋……我再问一句：

世界上的水也是相通的吗？

是的！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条条都是归途……

本文刊1987年11月18日《文汇报 笔会》

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 白桦／文

本文选自《白桦文集》卷三，白桦／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1月。

一九五二年夏天，西南大区的军政首脑在成都开会。西南大区军政机关所在地山城重庆，是有名的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相形之下，成都当然要凉快得多了。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迁居重庆的时候，每年夏天，他们的军政大员也都到成都开会兼避暑。成都有很多军阀时代留下来的小公馆，这些公馆往往门面很不起眼，而且一般都在小巷深处。贺龙元帅的临时住所，就是这样一所军阀的公馆。巷子很窄，贺龙乘坐的苏式“吉姆”刚好能开进去，这种“吉姆”车当时在四川只有一辆。军阀时代的小公馆一般都是中西合璧，东二巷的那所也不例外。中式的朱漆门楼，院子里有两组建筑。一组是西式楼房，两层。元帅和他的家人住在楼下，我当时在他身边工作，我的房间就在贺龙卧室的顶上。楼下还有一间大厅，天花板上装着一个美国“奇异”牌大吊扇，每天中午我都要在这个吊扇下的长桌上睡午觉。另一组是几间中式平房，分别作为秘书班子的办公室，餐室和会客室。贺龙一周大约只能抽出一个下午和我交谈，往往就在他卧室的窗外走廊上。所以我比较清闲，除了和孩子们玩以外，每天晚上陪同贺龙外出看川戏或是跳舞，当年，他的精力特别旺盛。如果在家里举行舞会，我就是组织者。所谓组织就是打电话邀请女伴，那时的禁忌不多，既没有政审之类的手续，也无须摊派，自觉自愿。名单在我的手里，唯一的条件就是舞跳得比较好。那时的成都，会跳舞的女士很多。我问过贺龙，他告诉我：抗战时期有些援华美军就驻扎在成都，最早教会四川人跳交际舞的是美国军官。

那一次西南大区的军政要员在成都开的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扩大会议，按中央的要求，是商讨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合并的大计。与会者经常来贺龙的住处参加舞会，有：邓小平、李达、李井泉、李大章、谢富治、宋任穷、张际春、胡耀邦等，还有后来在“文革”中被迫自杀的阎红彦。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从来不跳舞，要找个人陪他打桥牌。其中有些领导人我前几年在战场上都见到过。如：邓小平、李达、宋任穷、张际春。因为胡耀邦没有在第二野战军工作过，所以在此之前没有见过他。听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有名的革命煽动家。一听到革命煽动家，我就想到列宁。列宁是个小个子，胡耀邦也是个小个子。胡耀邦看起来很年轻，两眼炯炯有神，不像一个高官，与他地位相等的李井泉、阎红彦相比就完全不同了。李、阎二人神情阴郁、不苟言笑，而且处处摆出居高临下的样子。尤其是李井泉，曾经在晋西北当过贺龙的政治委员，又将荣任合并后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好像只有他才可以和贺龙平起平坐。后来，李井泉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实在是很不容易！宋任穷曾经是我所在兵团的政治委员，在昆明时，他给我起过一个绰号：“少壮派'，当他叫了我一声“少壮派！”的时候，胡耀邦立即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啊！少壮派！”他猜不出我是什么人，因为在首长身边的年轻人，一般都是保卫人员，可保卫人员又不能在首长们中间跳舞。

“文革”后，亿万伤痕累累的中国人都面临再一次的思想觉醒，当然也包括中共的领导层在内。胡耀邦这个名字像万马齐喑后的钟声那样，一次又一次在我耳边轰鸣。他不就是我二十四年前见到的那个小个子年轻人么！胡耀邦是中共高层最先觉醒并立即勇敢地走进前列的人之一。一九七七年底他还是个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敏锐地从劫后余生的群众呼声中，意识到解决一切问题的障碍首先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诸如怎么看教育上的“两个估计”，“文艺黑线”专政论，老干部和“走资派”，反右斗争，知识分子，四五事件，乃至“文革”等等。他勇敢地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准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当时对于长期只有群体意识，而没有个人独立思考的中国，无疑是一颗振聋发聩的超级炸弹。几千年来，在中国，真理只属于一个人，那就是世袭君主或终身制领袖。如果实践可以检验真理的话，岂不是也可以检验君主或领袖吗？这太不可思议了！许多在历次政治运动受伤害，甚至致残、致死的人（包括某些高级干部)，都不能、也不敢接受这种“异端邪说”。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在政治上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坚持“两个凡是”既是一种为了维护传统特权的需要，又是一种盲从的习惯。历史的机遇使胡耀邦脱颖而出，毫不夸张地说：胡耀邦的脱颖而出又给“文革”后的中国增强了复苏的希望。我在一九七九年初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含着泪朗诵了一首题为《春夜的歌》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不要再惋惜己经流逝的年华，/不要再叹息被扼杀了的青春；/青春怎么会死呢？她姓勇敢，名叫斗争！”还有：“我们花费了两年的时间，/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铺下了长远长远的坚实的路基，虽然有些枕木还不那么平整。”胡耀邦坚持这个“标准”，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任上平反了千千万万件冤假错案。而且不管哪个时期、哪个阶层，甚至力争彻底纠正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和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错误，这些运动伤害到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为此，他遭到某些人强有力的抵制，最终总算得到了平反，虽然并不彻底。在知识分子等同资产阶级的时候，他的这些“冒尖”行为不能不说是在冒险。他的勇气来自他自己的在实践中的认识，他在“文革”中挨斗和赋闲的时候，接触过许多知识分子。正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红军老干部，对知识分子也没有偏见，所以渐渐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困苦，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劫难中九死不悔的爱国热情，才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一九七九年夏天，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请文化部代理部长周巍峙，找了几位当时比较活跃的作家，到富强胡同胡家开了一个无拘无束的座谈会。我依稀记得，他的家离老舍先生故居很近。这个会很特别，一反过去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先生讲，学生听”的老办法，而是“学生讲，先生听”。那时的作家们所关注的是抚摸人们心灵上的伤痕，冲破陈旧的观念束缚。因为无数观念的束缚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致命障碍。胡耀邦只在作家发言时进行插话，他的插话很风趣，没有一句教条。他对作家们的招待除了茶水就是西瓜。我能感觉到：胡耀邦对“文革”后的形势充满信心，热情洋溢．平易近人。没有模棱两可的意见，简练，明快。听得出，他读过很多书，但并没有张口马、恩、列、斯、毛，闭口马、恩、列、斯、毛。胡耀邦说的都是通过胡耀邦自己的大脑思考过的胡耀邦式的语言。那次座谈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也产生了一些错觉，认为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像胡耀邦一样，真正接受了文革的惨痛教训，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在文艺领域内的宽容度更应该大些。

那年秋天，我有很多话想告诉胡耀邦。托了一位年轻朋友向他表达了我的愿望。很快，他就安排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如约到了富强胡同的胡家。在第二进的一间客厅里见到胡耀邦。当时的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个比他更忙的人了。所以，他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问：你想谈什么问题？还没等我开口，一个秘书就进来了，向他报告说：宋部长来了！他说的宋部长一定是不久前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只有他可以不预先打电话就登堂入室，因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压力最大，几乎全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苦主来京上访，都要涌到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一位负责信访工作的老干部对我说：“信访处的同志不要我听那些上访人员的倾诉，说：‘你的眼泪比他们还要多。’是的，我听不得，可我非听不可。”在胡耀邦的任期里，处理过许多重大的问题，但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的落实都有一个长期马拉松式的过程。宋的到来，一定有重大的疑难问题和胡耀邦商量。相形之下，我只好放弃。我和宋任穷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我和他寒暄过之后就起身向胡耀邦告辞了。在胡家的沙发上顶多只坐了五分钟，唯一的印象是胡家的沙发太破，沙发里的弹簧顶得屁股疼。那次见面我一言未发，感到非常遗憾。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国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胡耀邦看了这篇讲话，他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安全问题，大可不必忧心忡忡。我当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并非多虑。仅仅一年，《苦恋》（即《太阳和人》）摄制完成，在文化部送审期间，引起轩然大波。据外电报道：中国不少有地位的人氏愤怒要求严惩剧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还乡，劳动改造。个别人的主张尤为极端。有些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说成“炮制反动电影《苦恋》的黑后台”。这样一来，一部再现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电影的问题就上升为政治问题了，中国人立即敏感地联想到《清宫秘史》、《海瑞罢官》。中国知识分子凭借历史的经验，完全能嗅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了。拍案而起者有之，投书抗辩者有之，从此躺倒者有之……已故的中央高级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在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一贯的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予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晚，我求见胡羅邦，唯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这次见面还是在那间小客厅里，比上次多了一个电视机和一张藤椅。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真的很遗憾，一九八一年全年，举国上下都卷入了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事件，和共和国的主人——所有的普通人民一样，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却至死没看到过这部影片。春节后一个日本有影响的报纸发出一则消息，题目是：“批《苦恋》意在阻挠胡耀邦出任党主席。是海外传媒经常把中国的文艺和政治扯在一起呢？还是中国的文艺本来就和政治分不开？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举国哗然！举国愕然！文化部事先不知道，胡耀邦事先也不知道。如火如荼的批判与过去历次批判运动相反，出现的是与原声迥异的回声。五月十七日，胡耀邦有一个讲话，希望了解并考虑知识分子的情绪。七月十七日，有位要人很激动地对《苦恋》的问题、对自由化泛滥讲了一番十分严厉的话。显然，他看到不少这方面的报告。八月三日，胡耀邦受命主持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作为当事人，我在武汉军区接受批判，而没能参加。有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上台表态，捶胸顿足，义愤填膺。唯有吴祖光先生的表态和他们的激昂慷慨形成极大的反差，吴先生说：这部作品温柔敦厚。在座的人都是一九五七年的过来人，当年的左派，故伎重演者有之；当年的右派，一反常态者也有之。可惜，那些发言稿我都没能保存下来，仅靠记忆记得的已经很有价值了。如果有录像就更好了，放出来，一定比故事片还要好看。胡耀邦的讲话已经尽了他之所能，把调子压低了很多。他说：“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个错误倾向。”我相信这是他能够说和必须说的话。九月二十五日，胡耀邦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对当时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你和白桦熟悉，能不能写封信给他，请他给你回一封二百字的信，作为文艺讨论，表个态就行了。”荒煤事后对我说：“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呢？有些人显然还不肯罢休。”十月，《文艺报》发表了唐因、唐达成署名的遵命批评文章。后来唐达成见到我的时候拱手对我说：“冒犯，冒犯！”我说：“可以理解。”听说，胡耀邦在见到张光年的时候说！“《文艺报》的文章调子太高了！”当光年反问他：“这调子是上面定的呀……”他只好哑然一笑。他当然也知道，即使这样，也还有人（而且不是一般人）认为火力不够猛烈。一九八一年对于我来说，是一本沉重的书，这本书是许许多多人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出来的。现在我已经拥有一台电脑和使用电脑的技能了，可以说是一个很称职的电脑排版人，将来我会把这本书编排出来。

我和胡耀邦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开幕，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薄一波等前来参加。胡启立“受书记处的委托”在开幕式上做了恐怕是他一生中贏得最多掌声的一次讲话。因为他在讲话里说了“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会议的主持人还宣读了几位没参加会议的负责人发来的贺电，却意外地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由于作家们的掌声因人而异，有长有短，引起了个别人的极大不快。但是，或热烈、或稀疏的掌声已经成为历史的存在，所以谁也无法抹去。开幕式以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和作家们合影留念，这已是我国开大会的“习俗”了。从五十年代起，我曾不止一次地站在众人之中和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拍过这种纪念照，我都是站在最后排，也从来没有订购过一张、装上镜框以示荣耀。甚至在贺龙身边工作过那样长的时间，没有和他、也没有和其他领导人拍过一次合影照，那样的机会很多很多。这一次我却一反常态，站在前排李準和李瑛之间，为了让胡耀邦进来的时候看见我。果然，胡耀邦径直向我走来，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因为场上人声喧哗，他连续几次问我在写什么，我第三次回答他，他才听清。胡耀邦身后的薄一波用地道的山西话对我连说了三声：“很有名，很有名！很有名！”我至今都没弄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后来这张照片在国内外的报纸上发表，从照片上看，作家们对这一瞬都感到欣慰，因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绽开着发自内心的笑容。（没想到，到了九十年代，当时在场的作家韩少功著文对我加以讥讽，似乎我当时有意在逢迎胡耀邦。他可能不知道，胡耀邦对于我本人意味着什么，可他也应该知道胡耀邦对于中国、对于中国文化界意味着什么。因此，我深感遗憾！）那张照片着实引起了海内外很多朋友的错觉，纷纷来电、来信，以为知识分子（尤其是我）的境遇会好起来。结果，仅仅一年，在新的一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前夕，一九八六年最后一天，作家们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了一个名叫“你们，我们”的朗诵晚会。晚会上，已经听到沸沸扬扬私下议论：胡耀邦可能引咎辞职。我很久都在猜测：他的“咎”是什么呢？三天后，一九八七年元旦刚过，胡耀邦就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让人感到既突然而又意外。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再次“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与世长辞。

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位从打土豪、分田地愤而冲出土屋草舍，走向漫漫两万五千里烽火长征路的那一代先驱者中、最不墨守成规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杰出还表现在他在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比较少，中国的农民运动，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始终都没有彻底摆脱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让人困惑不解的是：中央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分了。毛泽东在长征前自己的困厄时期，对中共中央执行的“左”倾政策，十分清晰。抗战时期有一段从实用的角度，的确注意到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建国以后又重蹈覆辙，任意践踏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和尊严，乃至生命。从后果来看，比王明、张国焘等有过之而无不及。胡耀邦却不同，文革以后，他对历史的教训有过深沉的思考，和知识分子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交往。他不仅了解知识分子的苦难，也了解知识分子的心迹。冰心老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他是伟人，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我是说自己，我快九十了，没死，他才七十三岁，却死了，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这些年，他活得很累、很痛苦，而今他平静地去了，虽说早了些，毕竟摆脱了痛苦。”她的话我很有同感，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同感。传说，在“文革”后期，当一位老知识分了坦率地问胡耀邦：您能够举出一九四九年以后针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政治运动，有哪一次不需要平反改正的吗？面对这一难题，胡耀邦理所当然地很难接受，他首先是惊愕，然后是愤怒，甚至自然而然地对提问者的动机产生怀疑；但经过一番理性的思考以后，又不得不接受，并冷静下来，代替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党，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刻反省。所以，当他在中国失望的荒原上播种着希望的时候，首先向知识分子伸出了坦率、热诚的手。在我们需要从他那里得到更多希望的时候，他精疲力竭地躺倒了！他在去世前不久，向一些电影工作人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面对的困难很多，许多事在近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不能如愿以偿。谁让你、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呢！生活在这个时代，就要承担这个时代的苦难和使命，责无旁贷。”他没有虚伪的承诺，没有空洞的安慰，只有坦白地说出实情。那时的胡糶邦可以算得上是身居高位的人了吧！身居高位而能实实在在地思考、诚诚恳恳地说话并踏踏实实地行动，的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九九八年长江的特大水灾，国人好像才恍然大悟：原来长江上游国家的专业伐木大军是造成绿色植被严重破坏的主要原因，认识到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愚昧的行为。其实，在胡耀邦重访长征路的那年已经下达过这样的、断然的命令了，这是一道泽被子孙的好命令啊！为什么后来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了呢？在没有胡耀邦的十年之后，仅仅想到这一点，面对滔滔江水的我，就止不住泪如涌泉。

一九九四年十月五日，我和一批作家到共青城富华山胡耀邦墓地的时候，是一个满天云霞的傍晚。谒了他的陵墓，在题字的时候我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起来。胡耀邦“文革”后在中国政坛上的升起和陨落，说明了多少事啊！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至今都披戴着沉重的枷锁，——那也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且是其中难以拒绝的一部分。

来源：文汇笔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