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上海11月30日电（葛俊俊）影响儿童生存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儿童生存发展需要哪些援助？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哈佛医学院“全球健康经济和社会变革项目中心”主任，全球健康和社会医学系助理教授卢春玲，她花费数年时间对134个发展中国家儿童生存发展援助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听我父亲说，我奶奶前后一共生了12个孩子，其中只有4个存活下来。如今，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婴幼儿死亡率仍然很高。”作为一位母亲，如何降低儿童死亡率自然而然地成为卢春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哈佛医学院“全球健康经济和社会变革项目中心”主任，全球健康和社会医学系助理教授卢春玲 我们没有达到降低全球儿童死亡率的预定目标 联合国新千年发展目标之一，是在1990年—2015年，将全球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 卢春玲告诉记者：“从最新的测算来看，这段时间全球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53%，我们并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在儿童死亡率最高的75个国家中，只有25个国家达到了这个目标。” 记者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中看到，2015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0.7‰，比2010年下降了5.7个千分点。 “在134个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发展进度非常大。”卢春玲指出最让人意外的是非洲卢旺达，在人均GDP不到700美元的的情况下，将儿童死亡率降低了联合国要求的2/3。 “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降低儿童死亡率的干预措施。但却没有能力进行全面推广，其中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对这些干预措施的可持续财政支持。”卢春玲说到。 医疗服务不能完全降低儿童死亡率 卢春玲表示，过去对儿童生存的发展援助主要是局限于对母婴幼儿的医疗服务，然而基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研究数据显示，医疗服务不是决定儿童生存的唯一要素。 “儿童生存还需要食品和营养，需要清洁的水和卫生设施，需要教育，尤其是母亲所受的教育。在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中，基因只占30%，社会，环境、行为和卫生服务是主要的决定因素。要改善这些因素，必须要有社区参与。”卢春认为，儿童生存的发展援助应当是基于多部门视角和社区需求。 “45%的儿童死亡和营养不良相关。在阿根廷最贫困地区，改善水和卫生设施可以让儿童死亡率下降26％。”卢春玲说道，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年代，发展援助的决策应该基于社区需要。作为外来的力量，发展援助对于社区在这些方面的现状和需求缺乏相应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只有社区拥有这些项目，才能使得他们在外援离开后能继续起作用。
儿童生存发展援助的趋势 而早在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的阿拉木图宣言指出：“人们有权力和义务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参与卫生服务的规划和实施。” 卢春玲以卢旺达为例，说明了社区参与对于对儿童生存的发展援助意义。过去15年，为了降低母亲、孕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卢旺达政府在缺医少药的广大乡村地区，大力推广社区卫生工作者的项目。受益于此，卢旺达的社区儿童死亡率得到了显著下降，从2000年的196‰，下降到2015年的50‰，成为实现降低儿童死亡率目标的少数的非洲国家之一。 儿童发展援助存四大难题 通过对134个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发展援助调查研究，卢春玲发现了四个问题，即投资过少，靶向性差、不确定性、赠款与贷款不稳定等。 “我们估算了从2000年至2014年期间，对134个发展中国家儿童生存的发展援助的总额。我们发现，这个总额在15年期间增加了一倍以上。尽管如此，援助的分量仍然远远不够。”卢春玲以卫生部门为例，认为要实现降低儿童死亡率的目标，对卫生部门的投资每年还需要增加近340亿美元。
靶向性差 儿童生存发展援助的靶向性差是另一个问题。“22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援助大于50美元，然而其中只有7个属于儿童死亡率高的国家。”卢春玲说道，在许多国家，包括最贫穷的国家，对儿童生存的发展援助是非常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使得这些国家，尤其是严重依赖外援的国家，在制定有关儿童生存和发展的长期规划和政策时面临很大的困难。 卢春玲认为儿童生存的复杂性决定了需要综合努力。她提出：首先，在可持续发展年代，采用多部门视角至关重要；其次，需要更多的发展援助来弥补资金缺口。西方国家应履行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0.7％GDP为发展援助的承诺；第三，援助者需要作出长期和稳定的承诺，确保援助资金不会大幅波动；第四，儿童生存的发展援助应与国家的需要相匹配，儿童死亡率高的国家应该得到更多的援助；第五，确保对儿童生存的可持续投入，我们需要采用创新的手法来集结更多的国内资源；最后，加强社区参与是成功的关键，更多的援助应该投资于社区卫生工作者这样的社区参与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