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天半子祁同伟
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小说，阎真的《沧浪之水》，《沧浪之水》像闪电一样照映了许多人的心路历程。主人公池大为成功了，当上了厅长，但也失败了，人格和精神的所有尊严都被一寸寸碾压得粉碎。它泄露天机般地展示了“官本位”社会强悍到每个细胞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侵略性，令人瑟瑟战栗，惨痛彻骨，却又移不开视线，像海妖塞壬的歌声一样吸引着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池大为，看着他苦苦挣扎，终于屈服，融入黑暗。书的最后池大为回到家乡给父亲上坟，在父亲坟前，他对父亲说：“你相信人性的善良，相信时间的公正，把信念和原则置于生命之上。你对世界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而没有现实的庸人气息。”“而我，你的儿子，却在大势所趋别无选择的口实之中，随波逐流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那里有鲜花，有掌声，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利益。于是我失去了信念，放弃了坚守，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我的心也有隐痛，用洒脱掩饰起来的隐痛，无法与人交流的隐痛。这是一个时代的苦闷。”这段话说出了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苦闷和彷徨、堕落的无奈。池大为在父亲坟前燃烧了父亲留下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但是，这仅仅是祭奠，祭奠一个或许已经远去的时代，并非反悔，他池大为，会放弃厅长的位子不坐吗？在梦想和现实的角逐中，他选择了现实，他还会回头去看那遥远的梦想吗？
祁同伟和池大为有相同的人生轨迹，走出校门，都是胸怀理想的热血青年，结果，被现实碰的头破血流后，他们屈服了，清醒了，小人物哪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今天能换掉李达康，压住陈岩石，明天就能换掉祁同伟，当然，这都不是为祁同伟开脱的理由，陶渊明还不为五斗米折腰呢，不过人家的祖父是东晋开国功臣陶侃，家大业大。祁同伟为赵立春的家人哭坟，给陈岩石挖地，给比自己大十岁的女人下跪，满口政治平衡，谨小慎微，如履破冰，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吹吹拍拍，为什么？你见侯亮平说过什么汉大帮，秘书帮，沙家帮吗？人家自带护甲，不需要，高玉良说的对，侯亮平敢在李达康的车里抓人，换做祁同伟，他确实不敢，他得掂量掂量。侯亮平出了事，还能调回北京，祁同伟出事，恐怕连茅台山区都回不去吧。所以，他拼命傍上赵立春，出事时赵立春才会说“祁同伟不能倒啊”。其实他就是赵家的一只狗而已，用鲁迅的话“你也配姓赵”
祁同伟至始至终没有安全感，只能用这样的方法，去丢人现眼，受到整个汉东官场的鄙视，但现实中，你可能连下跪锄地的机会都没有，记得有个同学说过，家乡有个人在省公安厅工作，县公安局长给人家爹妈拉煤，送烟酒，过年抓赌都要绕道而行，虽是道听途说，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也未必是空穴来风吧。毕竟都懂得，官大一级压死人，副国级干部全国才60几个，赵立春说的话，高玉良，祁同伟敢不听？再想一下，高玉良背靠赵立春才升到副书记，沙瑞金，大院里成长的孩子吧，虽是孤儿，也是革命英烈后代，能当上正书记，难免不令人胡猜。18大后，公布的审讯贪官的录像，大部分人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穷怕了，都是赵德汉，祁同伟之流，如果农民的儿子当官容易腐败，我宁愿让官二代，富二代去当官，但现实真实这样吗？农民眼界就这么小，定力就那么弱？如果是这样，和文革时期的“血统论”有什么区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卖葱儿卖蒜，纪检的后代干纪检，秘书的后代干秘书。
李达康是性情官员代表，人们呼唤达康书记是因为现实中太少了，少得像神话。而只有祁同伟是现实版。
祁同伟和高小琴是一对阶层逆袭鸳鸯，现实中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电视剧中却以悲剧告终。“这是个爱拼才会赢的时代。你不让别人流血泪，别人就会让你流血泪。”高小琴这样的反面人物倒是更为真实反映了当下：上层结盟，下层丛林。你要想逆袭，就得捞偏门、走捷径、玩权色，或者攀高枝。当被问到是否是省委高副书记侄女时她说：“我倒希望这两个‘高’是一个‘高’呢！”
祁同伟说：这些年我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奋斗啊。高书记说：你那是往上爬！祁同伟反问：往上爬不就是奋斗嘛？祁同伟曾为缉毒英雄，典型“于连”式人物（源于《红与黑》中平民子弟于连·索黑尔从18岁到市长家当家庭教师，23岁因枪伤市长夫人而被送上断头台的故事），用人格和尊严换来十年平步青云。祁同伟的老婆，比他大十几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不惜找了个妈，还不被人家待见”），跟她老婆结婚，纯粹因为她老婆是高官子女。
祁同伟式的困境就是：一方面要攀附权势，另一方面又鄙视权势。作为出身贫寒的凤凰男，他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心和小心，要放弃很多尊严和自由。
官员，尤其是凤凰男官员为什么贪腐？
先解释一个社会学名词：地位不整合(Social status inconsistency)，即地位不一致，指一个人在权力、财富、声望上的不一致性。用一句话表示就是“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骄”（80年代“臭老九”恢复了名誉却没钱），或“官员审批亿万项目自己却骑单车上班”。
地位不整合就导致地位焦虑：凭什么啊，我能力不比你差，手里还有权，凭什么你就发财而我发不了？相对于官二代，祁同伟产生的是“相对剥夺感”，你们凭拼爹就轻而易举取得官员，而我要苦苦打拼，还要付上自尊，我在心理上至少被严重剥夺了。相对于老板们，祁厅长产生的是“过度补偿心理”，我拿钱或参股是我应得的补偿。假如祁听话，按部就班，会有厅长这个位置吗？可能就是易学习吧。
无论是部委小处长还是祁厅长，都有官场所谓45到55岁的现象，终于媳妇儿熬成婆，从伺候人变成被伺候，情欲和物欲从处于极度压抑状态到得到释放，于是贪腐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剧中，我们这位凤凰男厅长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不就是我们人情社会嘛。所以要制度建设，来制衡人情社会。但人情社会无处不在啊。你或你周围就没人为孩子上学送过礼？贪腐成为常态，不贪腐成为另类。
祁同伟骨子里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这是他的成长经历决定的人格缺陷。祁同伟和高小琴聊到自己童年时说，因为家境贫寒，他从小就饱受歧视。"吃别人的剩饭，穿别人剩下的衣服。"对祁同伟而言，贫穷意味着缺衣少食，意味着被人歧视，意味着困守在山村，孤独终老。祁同伟不去追求梁璐，不去下跪求婚，他只需要好好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也许他的仕途也会不错。也许换了一个人，就能忍受住这样的“锻炼”，但祁同伟经受不住，他太恐惧“贫穷的过去”再现。就像李斯的“仓鼠哲学”——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李斯之“仓鼠哲学”固然洞见其古今之成大业者，其平台之重要，可谓切中肯綮，千古不易。然真理毕竟无绝对，其悖论亦在于斯焉。平台之于学术，可谓锦上添花，平台之于显贵则可谓雪中送炭。锦上添花者，屋上架屋，踵事则增华；雪中送炭者，冰上加热，炭热则冰消。正所谓：登高可以望远，登高亦重跌也。
祁同伟和李斯一样，已经上了贼船，走上一条不归路，“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当然不可能了，就像祁同伟讲的故事，直到淹死，他也只能等他的上帝来救他，这就是命。穷途末路，他来到孤鹰岭，那个曾带给他荣耀的地方，耳边回想起那首熟悉的儿歌，如果人生的路可以重走，祁同伟还是会选择这条路，因为他要“胜天半子”，孤鹰岭那位救了他的老人说：同伟，回头吧，官当多大才算大呢，想当初，你才是个缉毒队长啊。说的是，骡子比驴骑不成，就算起跑线一样，交通工具也不一样，与其说人斗不过天，不如说人斗不过命。说到这，我有点佩服“宇宙区长”孙连成，在他的眼里，李达康算什么，沙瑞金算什么，可能连宇宙里一粒尘埃都不如。
赵瑞龙要捐1亿多成立环保基金会，侯亮平去山水集团赴鸿门宴时，问过赵公子，你敢说挣得钱都是干净的，没有一丝权力的含金量？2016年4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在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开展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问题是怎么规范？规范的了吗？一刀切，禁止经商，肯定是不对的，经商也是人权啊，但中国人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准经商，那准进国企吗？国企算经商吗？以前正在经商的怎么办，后续准备经商的又怎么办？不准经商，准“同朝为官”吗？我相信陈岩石没有为陈海在工作上提供任何特权，便利，但现实中有几个陈岩石？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啊，像李达康，侯亮平一样把身边人像防贼一样的海刚峰又有几个？权力是一种影响，是风向标，是指路牌，谁能保证官二代成功路上没有丝毫权力的含金量？《人民的名义》如果只看到反腐，阶层固化，官场的勾心斗角还远远不够，还要思考反腐的顶层设计，不然只会人亡政息，朱元璋，雍正都反过，但结果是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