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环球聚焦：2001全球徘徊在十字路口
南方网讯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刊登了根据46名评委投票结果评出的2001年十大国际新闻。十大国际新闻再次让人们看到，新世纪第一年所展现的世界，是一幅局势大动荡、格局大变化、策略大调整、各种力量大冲撞和大组合的跌宕起伏、复杂多变的画卷。
2001年是新世纪首年，也是充满大动荡、大反思、大调整和大机遇的一年。国际形势动荡加剧，强烈冲击着各方现存安全与战略观念，主要战略关系开始经历广泛而深刻的调整，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似乎处于新的十字路口，推进人类进步事业既面临挑战，也面临重大历史机遇。
国际局势动荡加剧
冷战结束后，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挟超强实力地位，以领导世界为名，利用全球市场化浪潮，按自身模式推进经济全球化；大搞人权外交，竭力将美式文化价值观强加于世。其后果前些年已不同程度地有所显露，去年尤其明显。
一是单极与多极的矛盾愈益公开化。布什上台后，美优越感膨胀，打破现有国际条约体系中某些对美不利的部分，目空一切，我行我素，单边主义横行。包括执意发展反导系统，单方面拒绝《京都议定书》，单方面挑起美俄间谍纠纷，在处理中美撞击事件中蛮横无理。导致美与其他大国包括其盟国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
二是现存国际体制与全球化进程不相适应性更加突出。热那亚八国首脑会议期间，反全球化抗议运动发展到十万多人。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期间，抗议者不足万人。短短两年期间，反全球化队伍便发展到如此规模，且矛头所向，直趋西方主要大国首脑。这表明，西方尤其美国已为利用全球化进程推进自身利益，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到几近失控的程度。
三是南北矛盾尤其是美国与伊斯兰各国的矛盾趋于激化。作为国际极端恐怖主义恶性发展的最新表现，“9·11”事件背景异常复杂。从目前情况看，国际舆论多数认为，它部分源于冷战后美在伊斯兰世界尤其中东地区长期推行袒以政策，部分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推行强权政治，借助全球化进程，竭力将其文化价值观强加于人，使伊斯兰世界不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感加深。
总之，大动荡实质是矛盾大暴露，是冷战后国际政治合乎逻辑的继续和发展。
恐怖主义令人不安
“9·11”事件对美战略心理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迫使布什政府迅速调整其安全观和安全战略。冷战后10年，美战略智库和决策集团受冷战思维定势所困，其安全战略的重点始终是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和地区性大国挑战，继续大力推行两洋战略，醉心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谋求绝对安全。恐怖主义从未被视为主要威胁。“9·11”事件后，美国强调安全战略需以反恐怖防务为重点，并据此重新分配战略资源。这一事件也惊醒和教育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促使他们重新审视安全威胁和安全战略的轻重缓急。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公害，各国据以不同程度地反思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均为国际关系的广泛调整奠定了基础。国际关系出现若干局部重组，主要大国关系出现新的良性互动。
但是，美主导形成国际反恐大联盟，并不意味着美单极世界业已确立。相反，它实际上已为多极化进程注入新动力。首先，反恐联盟的逻辑前提是美有求于人并放弃单边主义，而不是相反。其次，日本和欧盟各大国明搭反恐车，暗行自家路，不同程度地扩大了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法国防部长公开声称，欧盟虽没有成为主要超级大国，但却已是世界平衡的第一因素。施罗德公开宣布“德国的战后时代已经结束”。德派兵参与打击塔利班，实现战后国防军首次派出海外，表明他“已经放弃在欧盟的舒适地位并表现出新的世界政治雄心”，试图充当“全球玩家”。再次，俄、法、英、德等国积极参与反恐，也有对美反恐战争实施牵制、防止其丧失理性的考虑。最后，联合国作用得到各方普遍重视。安南荣获200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殷切希望。这与科索沃战争期间联合国受冷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难怪“9·11”后有日本媒体认为，“这是美单极支配体制崩溃的征兆”。
不幸，目前情况并不特别令人乐观。有迹象表明，各方始料不及的“绥靖”作用，正助长美单边主义重新抬头。
新干涉主义借尸还魂
美缺乏充足证据却立刻锁定本·拉登为“9·11”主谋，并对阿富汗塔利班实施军事打击，其实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借机实现其素有所谋而通常条件下难以成就的地缘战略目标。我们看到，美对塔利班战争事实上已促使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为之提供军事合作关系，与其借助合作反恐改善对美关系、加快解决车臣问题，默认和容忍美在中亚确立军事存在，同时又通过独联体国家安全条约框架强化对中亚掌控，以支持北方联盟确保其对阿富汗事务的影响。同时，欧盟、日本、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也在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此外，美以反恐画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动辄施以高压，有借反恐干涉他国内政之嫌。五角大楼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美军不能进入的情况和地区增列为美面临的威胁，表明美决心进一步打破主权界限，加紧推行反恐新干涉主义。这两种情况表明，通过反恐建立一个更加反映当今世界相互依存、更加公正、合理与安全的国际新秩序，有待于各方更深刻的观念反思与更大幅度的政策调整。
全球经济全面衰退
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美持续十年的高增长划上句号，反映出新经济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的本质，周期性规律还在发挥着作用，格林斯潘的调控措施在严酷的经济规律面前同样显得苍白无力。主观上，美联储连续十年多次降息，旨在抑制经济过热，确保软着陆。但在周期性规律的作用下，其客观效果却是加重产生过剩。“9·11”则使本已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股市、汇市动荡，消费与投资信心陡降。预计美全年经济增长降至不足1％。受其影响，持续10年低迷的日本经济滑至新低，全年负增长约0．9％；欧盟也由“强劲增长”转入1．8％的“温和增长”。美、欧、日出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次同步下滑，严重殃及全球。据测，2001年全球GDP增长仅有2％，国际投资下降40％。但危机同样意味着转机。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经济衰退是国际经济关系调整和产业结构重组的“助产婆”。为摆脱衰退，各国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些在衰退大背景下能够设法保持较高增长的国家，其经济规模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势必不同程度地有所增大。因为这次衰退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多少表现为新经济初期高技术泡沫破裂，难免导致这类产业加速向其他地区转移。有些国家如能抓住机遇，选准方向，趁机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将有可能在复苏后的新一轮繁荣中抢占先机，处于较前有利的竞争地位。（编辑：若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