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城》的正方和反方
所以大场面调度、大色块运用、西域风情以及类似灯笼、战鼓等元素，是被观众认可，能激奋人心，也是指向商业成功的元素。当然，滥用、无节制地照搬，肯定是二流导演所为。张艺谋的《长城》抛去这些外在形式，它的“意”或者韵味在哪里？这必须要从个人和历史两方面来看。2002年《英雄》伊始，张艺谋就已华丽转身到商业大片路数上，他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要以好莱坞为准绳，赶超商业制作水准只是时间问题。还记否，当年《英雄》也是争议四起，21世纪初的舆论还接受不了一个艺术片导演、国际三大电影节的常客怎么可以如此“媚俗”，怎么可以跟风李安《卧虎藏龙》，用武侠片来宣扬“霸权天下”与“兼爱非攻”？但今天看来，《英雄》的意义恐怕远在故事和理念之外，是张艺谋制作的第一部中国大片。在他的引领下，中国电影第一次用好莱坞的策划、运作、企宣和发行放映来运作。由此才开启了所谓“大片时代”，才有之后的国际合作、特效运用、专业团队开发，甚至各大院线的兴起和多银幕的潮流，都是从《英雄》发轫。随后张一直在探索，从武侠三部曲的《十面埋伏》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到聚焦战争和人性的《金陵十三钗》，再到这一部《长城》，脉络再清晰不过。张艺谋始终关注的是国际合作、大片标准和全球认知，虽然这条路根本不可能在十年里一蹴而就。
某些人评电影“因循守旧”和“形大于意”，细思之下，未免有些简单粗暴，或者说对于“完美电影风暴”的期待过高。《长城》的故事有人批评单薄，其实是传奇影业CEO的点子；《长城》的3D特效的确制作精良，这也是乔治·卢卡斯的特效公司的主导和道具特效公司（也是《魔戒》御用公司)的贡献；《长城》有那么多明星担当，也是冲着张艺谋和国际团队而来。这是一部打上鲜明国际化标志的电影，它的影响力不单单看国内。
美国著名电影评述网站IMDB已有网友开始评论该片。虽然有批评内容空洞者，但也有人惊叹其高度的国际化和悦目的视觉效果。针对明年2月北美首映，也许会有更好的国际版本来弥补现在故事和人物的不足。但是通俗直接，向来都是走向大众的最有效手段，特别是对中国不太了解的外国观众。关注疾苦和普通人的中国式纪录片暂时无法引起西方多数观众的关注，需要更好的故事包装；贾樟柯式的地域情怀和呈现中国发展现状的电影，多在各大电影节熠熠闪光；其他青春、悬疑或黑色幽默片都太“中国化”，很难走向国际。在观众对功夫片审美疲劳的2016年，用一部融合魔幻、武侠、中国元素和精神的大片来重述中国故事，是合时宜的，也是用心的。所谓国际化和软实力输出，是需要一步步探索的。
所以在这其中，张艺谋所坚持的“国际化，中国情”，是这么多年来他对于中国电影最大的贡献。《英雄》已经让张艺谋变成了向商业导演转向的可能，而2008奥运会开闭幕式和G20杭州峰会等的文艺表演，张艺谋在执导中运用了中国元素、中国情结去重现传统而具有内涵的精彩。他在电影《长城》中希望表达的内质就是中西碰撞、文化突破，最典型的象征意义就是长城。西方人眼里，或许长城从来都是防御性、封闭和自我限制的文化表征，但是张艺谋将长城打开了，再也不是“长烟落日孤城闭”。影片先以饕餮攻陷的形式被动打开长城，然后以中西合作的模式来将长城变得开放和容纳，这就是不同之处，也是需要传递给西方观众的。
当年《变形金刚4》在中国远比美国卖得好，我认识的美国人都在哀叹美国大片江河日下之时，它却在中国受到追捧，里面的美国价值观一样得到了呈现。“墙里开花墙外香”，很多时候也是电影推广的国际策略。《长城》也许也是这样，毕竟电影面对的是希望更多了解中国、知晓中国文化的人，而不仅仅是对各种中国文化编码熟稔在心的资深影迷和专家。所以，明年2月《长城》北美公映会后，将是这部影片品质和口碑见分晓的时候。
（作者为旅美青年电影学者，影评人）
黄沙渐欲迷人眼
文/程子真
张艺谋导演将“为时而著”的理念一以贯之，在中国电影人豪言国内票房冲击600亿元的2016年末，呈献给观众一部“文化输出”的奇幻动作电影《长城》。
或许是好莱坞编剧操刀的原因，《长城》无论在故事概念还是主题表意上，均以简洁直白为特征。它讲述我国宋代驻扎在长城上的无影禁军，抵抗饕餮南下食人的故事。由于故事的开发方属于遵循好莱坞市场原则的传奇影业，因此，由马特·达蒙饰演的欧洲雇佣军加入无影禁军，与宋人一起“保卫世界和平”，在观影需求上成为“可能”——在面向全球市场的商业野心下，影片似乎承前启后地开拓出一条合拍片的新道路。不过，这样的尝试，也可能影响导演在叙事流畅感、可看性和人物性格深度、思考力度之间的平衡。
《长城》的艺术特点，让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导演在《英雄》中就已呈现的电影表达特点与审美趣味。早在1987年《红高粱》诞生之际，张艺谋就说过：“我就想换一个路子，拍一种既有一定哲学思想又有比较强观赏性的电影。”《长城》也算是坚持这种初衷的产物。但是在商业环境已和30年前大相径庭的当下，一些属于他个人偏好的符号还能否如当年那样行之有效?如果说，色彩的运用从《我的父亲母亲》中营造叙事时空，发展到《英雄》收尾前用白色调表现悲壮感和悲剧性，与叙事还算熨帖，那么，到了《长城》，色彩的堆砌和列队战术的运用，则多少会让观众有些审美疲劳了。
在叙事核心要素上，《长城》的设定还比较单薄。“打怪升级”是该片主线，但整个打怪过程缺少更具深度的“一波三折”和对人性兽性的反思，使得故事走得比较快、比较简单。远古时代象征贪婪的饕餮神兽在历史变迁中已被作为图腾的形式存在，它作为怪兽对人类生存的价值或威胁，在当代已变得暧昧和模糊，要使这一场人与饕餮间你死我活的争斗更具说服力和震撼力，不去超越外形做更多“内”功，做深做厚叙事，恐怕不大容易让《长城》超越《侏罗纪公园》《异形》等经典打怪电影的主题高度。
《长城》值得商榷之处还在于人物塑造的扁平化。片中饰演鹤军首领的景甜在扮相和展现打怪技艺上或许不容挑剔，但她和剧中其他主要人物在打怪卫国这个命题下，大多只单一呈现“大无畏”的形象，让英雄的表现少了生动可感的侧面。如果能加强对人物行动逻辑、内心真实感受和个性魅力的表现，无疑会给叙事加分。可以理解，该片可能出于对国外观众理解中国剧情的考虑，加强人物的符号性，削减形象的复杂性。不过，既然请来两位巨星马特·达蒙和佩德罗·帕斯卡，让他们仅作为“剧情解说员”和“打怪帮忙者”存在于电影之中，还是有点令人可惜。马特·达蒙饰演的雇佣军在出场之际就被赋予超能力，饕餮从始至终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没有弱点，始终酷酷的。应有的行为逻辑可以为人物的可信性、性格深度加分，如果《长城》能够运用这一点，将片中主人公的个人行为与抉择上升为人类选择和情感（比如片中鹿晗饰演的角色牺牲时，由于前面有过对他从懦弱成长为勇敢的铺垫，就能让观众产生共情，但这样的段落在片中很少），其艺术感染力无疑会比现在更强。
再者，《长城》应该抓住对神话进行寓言式处理的艺术良机。饕餮本是《山海经》里的凶兽，“饕餮纹”成为命名于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后，便以一种对权力、力量的原始崇拜的例证而存在。影片中，它传说中的贪婪恶性没有被作为寓言，验证于剧中关键人物身上，即便在威廉·达福饰演的外国雇佣兵身上略有投射，却也没有更具魔幻力的呈现与铺展，失去了将饕餮的贪婪外化为具体、生动而又深刻的艺术形象的机会。如果《长城》对这一点有所着笔，戏剧和情感张力无疑会得到提升。
北京电影学院郝建教授曾针对张艺谋导演的影像风格提出“唯漂亮主义”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唯美主义的美学观点，其特征在于富有豪情的宏大式呈现。《长城》片首即映现一片漫漫黄沙，张涵予饰演的领军人物牺牲后，长城上空蜿蜒而去的祈愿灯也美得铺张，这是张艺谋的擅长，惜乎在工业光魔和维塔数码所联合打造的特技中，人物还没有站立起来。情感与电影工业4.0时代如何相融，我们看到张导在类型片领域内的着力点一直在移动，但他的美学风格却没有相应的调适。或许，我们不能拿一部在策划阶段就已有固定“人设”的剧本来苛责导演，也不能一味反对宏大式呈现的偏好。然而，当被类型片培养出的越来越成熟的观众口味、当无分国界的观赏所共同要求的艺术和人物丰满度被视觉奇观有余、精细不足的创作“撞了一下腰”时，我们依然有理由期待类似国际合作大片在创新性和完成度上翻越“长城”，瞄准更高水准，何况它承担了传递中国文化形象之诉求。
（作者为上海电影学院研究生）
上述两文刊于2016年12月29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评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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