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寒夜中的火光
從28歲到42歲，著名作家巴金人生中的這一段“黃金時期”是在抗戰中度過的。戰火蔓延，吞噬一切，然而，不能摧毀的是巴金和同胞們的意志。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初，巴金就堅定地表示：絕不能苟安，“隻有抗戰一條路”。他義正辭嚴地宣布：“對於危害正義、危害人道的暴力，我發出了我的呼聲：‘我控訴！’”在顛沛流離的動蕩歲月中，巴金創作了總題為《火》的“抗戰三部曲”，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兩部《春》和《秋》。在民族危亡之際，巴金在盡著一位作家的責任，盡著一個中國人的責任，並滿懷信心地期待民族的新生。 從“火”到《火》 那些大火恐怕一生都在灼傷巴金的記憶。 1932年，一·二八的戰火在上海燃起，幾日后，巴金匆忙從南京趕回上海。2月5日，他乘坐的武昌輪抵達上海時，他看到的首先是濃煙和烈火：“我站在甲板上，我仰起頭向天望。北面的天空被黑煙遮住了。這黑煙不住地向南擴張，一層蓋上一層，快要遮蔽了整個的天空。炮聲隆隆地怒吼，中間夾雜著機關槍密放的聲音。許多人發出了驚恐的叫喊……漫天的黑煙！上海真正成了一個大火窟。”（《從南京回上海》） 巴金已經不能回到他在閘北寶光裡的寓所，那裡是戰爭的重災區。在那裡，他曾住了三年多，寫下《家》等經典作品，現在他成了無家可歸的人。一個多月后，他才有機會重返那裡：“我知道我的住所和全部書籍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看見大半個天空的火光，聽見幾個中年人的彷徨的、絕望的呼吁（‘我們應該怎樣做？’）以后，一個人走在冷清清的馬路上，到朋友家裡去睡覺。”（《〈海的夢〉序》）那一次經歷，讓他感到切身的屈辱，感到戰爭對自由和生命的殘暴蹂躪。這是他思想轉變的一個重要的契機，對國家、民族和個人，他有了超出他原有信仰的思考。 五年后，巴金再一次看到這座城市的大火，看到城市在呻吟： 房屋成了灰燼，生命遭受摧殘，土地遭著蹂躪。在我的眼前沸騰著一片火海，我從沒有見過這樣大的火，火燒毀了一切：生命、心血、財富和希望。但這和我並不是漠不相關的。燃燒著的土地是我居住的地方﹔受難的人們是我的同胞、我的弟兄﹔被摧毀的是我的希望、我的理想。這一個民族的理想正受著熬煎。（《火》） 此后，巴金開啟了八年顛沛流離的生活，到廣州，又回上海﹔再回廣州，在日軍佔領廣州的前夜逃出來，流落兩廣之間，又落腳桂林﹔后來，他的身影還出現在昆明、貴陽，又生活在重慶……每一段路都在經受血與火的考驗，僅1938年冬天在桂林，他就經受日軍對這座城市的四次大轟炸，其中12月29日第四次轟炸，那燃燒了一夜的大火令他印象尤深：“在月牙山上我看見半個天空的黑煙，火光籠罩了整個桂林城。黑煙中閃動著紅光，紅的風，紅的巨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從下午一直燃燒到深夜。連城門都落下來木柴似地在燃燒。城牆邊不可計數的布匹燒透了，紅亮亮地映在我的眼裡像一束一束的草紙。那裡也許是什麼布廠的貨棧罷。”（《桂林的受難》） “窗外又是一片火光。這一次是那個古老的城市在焚燒了。許多人的生命，許多人的財產會跟著這場大火化為灰燼。愛、和平、幸福、青春、希望，在半天的功夫全成了煙雲。散了，散了，一切美麗的東西全完了。”（《給日本友人》）戰火蔓延，吞噬一切，然而，不能摧毀的是巴金和同胞們的意志，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初，巴金就堅定地表示：絕不能苟安，“隻有抗戰一條路”。他義正辭嚴地宣布：“對於危害正義、危害人道的暴力，我發出了我的呼聲：‘我控訴！’”（《〈控訴〉前記》） 和眾多作家一樣，巴金最重要的武器是手中的筆，抗戰時期他完成了長篇小說《火》。該書分三部，僅從《火》第一部就能夠看出巴金是在怎樣的環境下寫作的：1938年5月廣州，在敵機的不斷轟炸中，巴金寫下小說前三章，后來因敵機連續的大轟炸而中斷寫作。當年9月，他從漢口回到廣州，續寫了第四章，不久日軍從大亞灣登陸向廣州進發，巴金和朋友們離開廣州。12月在桂林的大火中，巴金續寫小說。1940年7月，蟄居“孤島”上海的他，開始接著寫，卻又因租界裡敵人的大搜查中斷。后來，到了昆明，他才終於完成寫作……從《火》最初出版到晚年重印，他對這部作品都不滿意，認為在藝術上這是一部“失敗之作”。然而，他又從未后悔寫了這樣一部作品，他認為，寫這小說，為的是發散熱情，宣泄悲憤，鼓舞勇氣，鞏固信仰，找尋未來中國的希望，“老實說，我想寫一本宣傳的東西”。（《〈火〉第一部后記》）在他看來，這是盡一位作家的責任，盡一位中國人的責任，在民族危亡之際，對此，誰都責無旁貸。 不僅僅是自己，巴金還團結更多的人拿起筆來。抗戰初期，他與茅盾主持《烽火》（最初名《吶喊》）雜志，與靳以合編《文叢》雜志，他所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克服種種艱難頑強地出版，讓心中不滅的熊熊火焰點燃同胞的抗戰熱情，從而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文化力量。巴金說過：“把個人的生命系在全民族（再進一步則是人類）的生命上面，民族存在一天，個人也決不會死亡。”（《一點感想》）正是以這樣的信心和意志，在天上有敵機的轟炸，地上是逃難的混亂人群，社會生活陷入停頓、混亂，物資緊缺，物價緊張……的環境中，巴金這一批可敬的文化人堅守知識分子崗位，在生命尚且不保的情況下，還在寫稿，編稿，跑印局，辦刊物，把心中的火焰傳遞到中國民眾的心頭。在他逃難的簡單行李中，曾經有雜志的校樣，1938年11月25日在桂林為《文叢》第2卷第4期所寫的卷頭語中，巴金寫道：“這本小小刊物的印成，雖然對抗戰的偉業並無什麼貢獻，但是它也可以作為對敵人暴力的一個答復：我們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毀的。”（《寫給讀者[一]》） 從“祖國永不會滅亡”到新生 日軍攻陷上海時，因為並沒有對英、法、美等國宣戰，於是，上海的租界區便形成一個不在日軍管制之下的特殊“孤島”，從1937年11月到1941年12月，這一時期持續了四年。由此，一批蟄伏“孤島”的文化人，以各自的寫作造就了特殊的“孤島文學”。巴金曾有兩段孤島時期的生活經歷，其間，他分別完成了《春》《秋》兩部長篇小說，與之前的《家》構成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久負盛名的“激流三部曲”。 在前方激戰正酣之時，一向與時代主題緊密聯系的巴金，為什麼不直接寫抗戰題材的作品而去追述古老的家族故事呢？對此，巴金有自己的考慮：“人們說，一切為了抗戰。我想得更多，抗戰以后怎樣？抗戰中要反封建，抗戰以后也要反封建。這些年高老太爺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寫《秋》的時候，感覺到我在跟那個腐爛的制度作拼死的斗爭。”（《關於〈激流〉》）這種想法，與巴金獨特的抗戰觀也有聯系，在巴金看來，抗戰不僅是雙方爭勝負的一場戰場，也是中華民族自我覺醒、更新、重生的契機。不僅要“抗戰”，還要“改革”，抗戰只是一道“門”，跨過它還要往前走，最終掀起“社會革命”才能真正挽救民族危亡： 我從沒有懷疑過“抗×”的路。我早就相信這是我們目前的出路。我所看見的大眾的路裡就包含著爭取民族自由的斗爭……但是大眾的路也並非簡單的“抗×”二字所能包括。單提出“抗×”而不去想以后怎樣，還是不能解決問題。我們且把“抗×”比作一道門，我們要尋到自由和生存，我們要走向光明，第一就得跨進這道門。但跨進門以后我們還得走路。關於那個時候的步驟，目前也該有所准備了。因為我們誰都不是狹義的愛國主義者，而且近年來歐洲大陸已經給了我們不少有益的例子。（《路》） 他以西班牙革命為例子說：“我們過去的政治的機構是不行的。我們在這方面需要著大的改革……”因此，他認為應該提出的口號是“抗戰與改革”，“這兩者是應該同時進行的”（《公式主義者》）。救亡與啟蒙（或自新），在巴金這裡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輔相成、合而為一的。這與某些學者認為抗戰的“救亡”打斷了五四的“啟蒙”並不吻合，它說明歷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復雜性，同時也提醒我們需要關注巴金這樣的作家在思想史上的特殊價值。 正是在這樣的觀念下，在1937年底上海成為“孤島”之后，一時離不開上海的巴金，重拾抗戰前就開始寫的《春》，直到寫完它才離開。孤島的生活有一種淤積於胸不得抒發的憤懣，寫作，讓巴金內心的郁悶找到傾吐的空間，“下筆的時候我常常動感情，有時丟下筆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有時大聲念出自己剛寫完的文句，有時嘆息呻吟、流眼淚，有時憤怒，有時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陽路）一個弄堂的亭子間裡開了頭，后來在拉都路（襄陽路）敦和裡二十一號三樓續寫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飛路霞飛坊五十九號三樓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的事”（《關於〈激流〉》）。1938年2月，巴金完成《春》的寫作，看完全書的校樣，他離開上海去廣州。 “激流三部曲”的第三部《秋》也完成於孤島中的上海，1939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巴金和從天津逃難到上海的三哥李堯林度過一段難忘的隱居生活。“當時我在上海的隱居生活很有規律，白天讀書或者從事翻譯工作，晚上九點后開始寫《秋》，寫到深夜兩點，有時甚至到三四點，然后上床睡覺……我一共寫了八百多頁稿紙，每次寫完一百多頁，結束了若干章，就送到開明書店，由那裡發給印刷所排印。原稿送前我總讓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時也提出一兩條意見。我五月初寫完全書，七月中就帶著《秋》的精裝本坐海船去海防轉赴昆明了。”（《關於〈激流〉》）特殊的環境也造就了特殊的作品，《秋》四十萬言，是巴金小說中最長的一部，與寫作時這種規律的隱居生活狀態不無關系。沈從文高度評價在動蕩的生活中，堅守信仰，勤奮寫作的作家：“個人所思所願雖極小，可並不對別人偉大企圖菲薄。如茅盾寫《子夜》，一下筆即數十萬言，巴金連續若干長篇，過百萬言，以及並世諸作家所有良好表現，與在作品中所包含的高尚理想，我很尊重這種有分量的工作，並且還相信有些作家的成就，是應當受到社會上各方面有見識的讀者，用一種比當前更關心的態度來尊重的。人各有所長，有所短，能忠於其事，忠於自己，才會有真正的成就……”（沈從文：《給一個作家》） 當時的“孤島”上海，特務橫行，暗殺、綁架愛國人士的事情時有發生。很多人為了安全，不得不隱姓埋名，不在社會上露面。這裡已很難為巴金提供安寧的寫作環境。1940年5月，即將告別上海，巴金的心情十分復雜： 這幾個月是我的心情最壞的時期，《秋》的寫作也不是愉快的事……每夜我伏在書桌上常常寫到三四點鐘，然后帶著滿眼鬼魂似的影子上床。有時在床上我也不能夠閉眼。那又是亨利希·海涅所說的“渴慕與熱望”來折磨我了。我也有過海涅的“深夜之思”，我也像他那樣反復地念著： 我不能再閉上我的眼睛， 我隻有讓我的熱淚暢流。 在睡夢中，我想，我的眼睛也是向著西南方的。 在這時候幸好有一個信念安慰我的疲勞的心，那就是詩人所說的： Das Vaterland wird nie verderben. （祖國永不會滅亡。） 《〈秋〉序》 他堅信“祖國永不會滅亡”，他也在思考如何通過抗戰和改革使這個古老的民族獲得新生。 從“小人小事”到“中華民族的基本力量” 1941年夏天，巴金住在重慶沙坪壩互生書店，田一文也曾回憶他的寫作細節：“互生書店的那間寬敞樓房，隻有一張白木方桌，幾個白木方凳，幾張木架板床，巴金寫作和休息，就在這麼一個簡陋天地裡。”巴金坐在臨窗的方桌前寫作。“巴金沒有一般作家的習慣，不抽煙，也不喝茶。擺在他面前的是一杯開水，一疊稿紙。”“每天晚上，他寫作總是寫到夜深人靜、更鑼響過兩遍以后才睡。隻在晚飯以后，約我一起出去散散步。早上，巴金起得很早。習慣在書店對角的一家甜食店吃早點。他隻吃一小碗‘醪糟荷包蛋’或‘雜醬面’。他是成都人，喜歡四川小吃。中飯和晚飯，他跟店裡幾個人一起進餐。”然而，這裡也並非世外桃源，戰時的條件十分艱苦：“正值初夏，重慶沙坪壩已熱得可怕。更可怕的是臭虫和耗子，它們肆無忌憚，一到夜晚，它們就會猖獗活動，任意騷擾。耗子在房裡亂竄、亂啃，臭虫使人睡不安穩。而且，暑氣逼人，入夜也不解涼。”（田一文：《憶巴金寫〈火〉第二部》） 沙坪壩的這段生活，巴金后來寫進他的小說《還魂草》中，從這篇作品開始，巴金的創作已經醞釀著轉變。他后來解釋：“我在四十年代中出版了幾本小說，有長篇、中篇和短篇小說集，短篇集子的標題就叫《小人小事》。我在長篇小說《憩園》裡借一位財主的口說：‘就是氣魄太小！你為什麼盡寫些小人小事呢?’我其實是欣賞這些小人小事的。這一類看不見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大概就是從《還魂草》開始，到《寒夜》才結束，那是一九四六年年底的事了。”由“英雄史詩”到“小人小事”，巴金的這個轉變與他抗戰實際的生活經歷和對這片土地的重新認識有關，正如他所說：“我始終認為正是這樣的普通人構成我們中華民族的基本力量。任何困難都壓不倒中華民族，任何災難都搞不垮中華民族，主要的力量在於我們的人民，並不在於少數戴大紅花的人。四十年代開始我就在探索我們民族力量的源泉，我寫了一系列的‘小人小事’，我也有了一點理解。”（《關於〈還魂草〉》）在抗戰后期的創作裡，他更關注普通人的現實與理想，對“生命的開花”的渴求、對理想的尋找，不再是在血與火中謀求實現了，而是在平凡的人生中、日常生活裡讓它發出光輝。為此，在黑暗的“第四病室”中，巴金生造出一位好心的充滿朝氣的女醫生，“希望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人有用些”，“她並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關於〈第四病室〉》）。她不過是一位年輕的醫生，在自己的崗位上散發著光和熱，給周圍的人送來幸福和溫暖。《憩園》中那個寫“小人小事”，而且自己不斷懷疑寫作價值的作家，卻沒有想到在女讀者萬昭華那裡獲得意外的鼓勵。萬昭華說：“你們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在殘酷的戰爭和嚴峻的現實面前，作家對生活和人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動蕩的歲月裡，這些信念又支持著他堅定而平靜的寫作。 抗戰時期，是巴金創作的成熟期，香港文學史家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中高度評價巴金這一時期的創作，他說：“在老作家中，寫作成就最令人鼓舞的，是最初蔑視文學的巴金。唯有他，在顛沛流離的戰時生活中，一直不曾停筆，在小說成績黯淡的抗戰前半期，他完成了《秋》和《火》（三冊）兩部巨著，短篇小說集有《還魂草》，還翻譯了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處女地》。一九四四年五月他與蕭珊女士結了婚。婚后，寫出了劃階段的三部小說：《憩園》《第四病室》和《寒夜》。從這三部作品看出來，他的小說技巧，已臻爐火純青，對文藝有了庄嚴和虔誠，同時政治尾巴也乜得干干淨淨，成為一點不含糊的獨立作家了。從文學史來看，沒有比這更令人興奮了。”他甚至盛贊《憩園》：“論謹嚴可與魯迅爭衡，論優美則可與沈從文競耀，論生動不讓老舍，論繾綣不下郁達夫，但是論藝術的節制和純粹，情節與角色，趣旨和技巧的均衡和諧，以及整個作品的晶瑩渾圓，從各個角度看都恰到好處，則遠超過諸人，可以說，卓然獨立，出類拔萃。” 環境雖然惡劣，但那年月，巴金似乎有使不完的勁兒，他回憶在昆明寫作《龍·虎·狗》時說：“在這落雨的日子裡我每天早晨坐在窗前，把頭埋在一張小書桌上，奮筆寫滿兩三張稿紙，一連寫完十九篇……我有的是激情、有的是愛憎。對每個題目，我都有話要說，寫起來並不費力。我不是在出題目做文章，我想，我是掏出心跟讀者見面。好像我扭開了龍頭，水管裡暢快地流出水來。”（《關於〈龍·虎·狗〉》）青春歲月裡，遭逢這樣一場殘酷的戰爭，不能說是一件幸事。然而，苦難，常常也是一個大熔爐，冶煉人的意志，提升人的境界。青春，不論什麼年代裡的青春，都是一股充滿著熱情和創造力的扑不滅的火焰，於是，在追溯那個年代的文學史時，在那段如歌的歲月裡，我們看到了久久難忘的一幅巴金寫作圖，它也是一代作家奔走抗戰奮筆疾書的剪影： 我在一個城市給自己剛造好一個簡單的“窩”，就被迫空手離開這個城市，隨身帶一些稿紙。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處奔波，也不得不改變寫作方式。在一些地方買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寫《憩園》時在皮包裡放一錠墨，一支小字筆和一大疊信箋，到了一個地方借一個小碟子，倒點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幾下，便坐下寫起來。這使我想起了俄羅斯作家《死魂靈》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裡寫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寫一段文章，從貴陽旅館裡寫起一直到重慶寫完，出版。有一夜在重慶北碚小旅館裡寫到《憩園》的末尾，電燈不亮，我找到一小節蠟燭點起來，可是文思未盡，燭油卻流光了，我多麼希望能再有一節蠟燭讓我繼續寫下去…… （《文學生活五十年》） 1945年，在送別一位朋友時，巴金曾這樣寫道：“在那光禿的斜坡上，在經不住風吹雨打的鬆鬆的土塊下，人們埋葬的不止是你的遺體和那些沒有實現的希望，還有我過去十四年的歲月。那應該是我一生中最美麗的日子。青春、熱情、理想、勇氣、快樂……那些編織幻夢的年齡……它們已經跟著可以為我印証的友人同逝了。”（《紀念一個善良的友人》）十四年抗戰，巴金從二十八歲到四十二歲，那是一個人一生中的“黃金時代”。然而，那又是怎樣的歲月啊，顛沛流離中度歲，炮火下求生，巴金的妻子蕭珊曾對朋友嘆息：“你不覺得我們一生中最好的時光都在戰爭中度過了麼？”（轉引自楊苡《夢蕭珊》）可是，生命的活力，青春的熱情，卻又是任何力量不能阻擋的，即便是在陰雲密布、烽火連天的日子裡，他們也有自己如火的青春，並且以堅強的意志和強大的堅韌，造就一段如歌的歲月。他們可以說“青春無悔”！（作者：周立民，系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