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永安里：周恩来度过的艰难时刻
1931年5月某日，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上海虹口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今四川北路1953弄44号）。
“润民，快快开门”。一阵急促的叫门声划破了这里宁静的夜晚。旋即一位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商人打扮的30岁左右男子，和一位富裕人家媳妇打扮的女子，警惕地闪进了44号的铁门。
这并不是电视剧中的镜头，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中共党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其中的男女主角就是周恩来和他的太太邓颖超。
彼时彼刻，因为顾顺章的背叛，上海的中共中央面临灭顶之灾，周恩来夫妇也经历了他们革命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
【永安里】
上海南京东路的永安公司，号称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投资建造永安里的，就是永安百货的老板郭琳爽（1896 – 1974）。整个永安里分三期建造完成，建筑面积约为2.1万平方米。1925年靠现四川北路一侧的永安里前半部房屋竣工，1930年之后建造了小区另外一侧的多伦路152 - 192号的沿街建筑，1945年前后又建造了永安里弄内的后半部。
永安里属于新式花园砖混结构三层的里弄住房，单开间，辟有客房、卫生间，2层增设阳台，同时有矮墙小庭院。房间分布按西俗处理，功能分工明确。小区内户户毗连，联排朝南而居。外墙立面装饰有古典英国式和西班牙式等多种风格。2003年12月16日永安里被上海虹口区文化局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2005年10月31日被确定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郭老板是广东人，所用职员多为广东籍，虹口当时是上海广东人主要聚集地，因此 永安里最早的居民以永安公司职员为主。后来逐渐泛化，但居住者大都还是殷实人家。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原有居民纷纷外逃，永安里大部被日本人占住。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劫收”上海，永安公司即将弄内尚未被抢占的房屋分配给公司内中高级职员居住，以此对抗那些“劫收”大员。
今日的永安里，弄堂内四条小街相互穿通，之间又有多条通道，很适合孩子们在其中嬉笑躲猫猫，但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这里可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特务以及租界统治者“躲猫猫”的好去处。
【永安里44号】
1931年居住在永安里44号的，是来自江苏淮安的周家，一个大家庭。当家人是周恩霔（字润民）和蔡庆荣夫妇及其二岁幼子周尔鎏。先后在此同住的有周恩霔的父母亲周贻康夫妇，以及周贻康的堂弟周贻能夫妇。周贻康和周贻能是分属周氏家族中的二房和七房堂兄弟，所以周尔鎏称周贻能为七爷爷。七爷爷周贻能有个儿子，就是日后举世闻名的周恩来。周尔鎏长大后称周恩来为七爸。
周恩来和堂弟周恩霔一家关系不同寻常，1924年从欧洲回国到上海从事职业革命工作后，首先就去找周恩霔，随后彼此来往密切。作为堂侄的周尔鎏80年多后说：直到好多年后，他才意识到，周恩来一早就有意在上海寻找最可信赖的亲属寓所，以备紧急时避人耳目。
（1948年的永安里地图 资料照片）
从1927年到1933年，中共中央几乎所有的领导机关全部在上海运作。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也是红色特工最高司令的周恩来，长期在上海领导秘密工作，处境异常凶险。当时中共党内被捕人很多，叛徒很多，认识他的人更多，为何他一直安然无恙？ 因为周恩来有从事地下工作的不少绝招。
首先是“住”。周恩来经常变换住所，最长不过一个月，往往只住半个月。因为从邻居注意到消息传开起码要几周的时间，两周换个住所就最安全。而且，每换一个地方，周恩来就改一次名字，从不疏忽。尤其是知道周恩来住所的人员严格控制，从不超过两三人。
其次是“行”。由于社会上认识周恩来的人太多，所以他把外出的时间严格控制在清晨5点至7点和晚上7点以后，其余时间如无紧急情况决不外出。此外，周恩来对上海的街道布局、交通走向和人流状况都进行过仔细研究。外出时尽量不走主要交通要道，从不搭乘公共交通，只走弄堂小巷，而且从不到公共场所。
最后是“貌”。见过周恩来的人往往会过目不忘，因此他外出时必经过仔细化装。他通常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尤其又留起了大胡子，使熟人很难辨认，因此党内很多人又称其为“胡公”。旁人听了以为他姓胡，不知是指其貌。
然而，当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后，情况就陡变了。于是，1931年5月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永安里响起了急促的叫门声。
【“内紧外松”的日子】
深夜叫门后，周恩来夫妇在44号里度过了一段少有的清闲日子。
据周尔鎏家人回忆，周恩来夫妇在这段留宿期间，减少外出活动，开留声机给几位老人欣赏，还陪同尔鎏这个二岁多小朋友随意戏耍。周恩来有时还穿上围裙亲自下厨，烹饪淮扬菜请大家品尝。
多年后周恩来夫妇告诉周尔鎏，在他们不幸丧子之后，他是这个大家族中他们最早见到的周家的婴儿，因此特别的珍爱。周恩来夫妇看到周尔鎏在地上爬行的窘态时，不禁开怀大笑。他们还像很多父母那样，把周尔鎏从地上抱起抛在空中，随后又收在怀里。而周尔鎏当时没有啼哭而是眉开眼笑。
周恩来以后多次对周尔鎏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当时的情景是“休戚相关、生死共同、内紧外松、其乐融融”。邓颖超在旁还对周尔鎏补充道：“当时在家中面对是粗通文墨的上岁数的二妈，年轻的二弟和弟媳也缺乏生活经验，还有你这个在地上学者爬行、寸步维艰的婴儿，我们当然只能是内紧外松、处危不惊，否则造成不必要的惊慌必影响大局。”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31年6月22日，隐蔽在周恩来离所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擅自外出过夜后被捕。周恩来获悉向忠发叛变后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此后周恩来基本上停止工作， 1931年12月初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苏区，月底安抵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解放后，由于知道这段宝贵往事的知情人甚少，这个由周恩来亲人组成的周公馆没有成为上海革命遗址。1976年文革结束后，周尔鎏曾经多次和北京上海的有关方面人士交换意见。直到2008年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虹口区政府于2009年1月7日将这里正式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从此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中最重要、最机密的庇护所终于成为革命遗址。
【今夕何夕】
2016年元旦，我来到永安里44号，按照上海人的习惯去后门敲门，不想现在的主人正好在家！
男主人沈先生上个世纪60年代毕业于上海工学院，上海工学院后改名为上海工业大学，1994年成为现在的上海大学的一部分。看到校友格外亲（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编者注），沈先生夫妇热情介绍了他们知道的情况，还带着我上楼一一介绍。
沈先生的父辈在抗战胜利后，租下了这栋房子，一直居住至今，可以说是永乐里最老的居民之一。房子格局保留上个世纪30年代的原貌，没有什么变化。文革结束后，周尔鎏来到这里寻旧，看到原汁原味的老房子，想到自己的童年，非常激动。后来，一口上海话的周尔鎏夫妇成为了沈先生夫妇的老朋友。周尔鎏夫妇经常带着老朋友来这里探访，现在在上海工作的周尔鎏的女儿，也经常带着亲朋好友来这里游玩。周家不少后代亲戚，也经常来这里瞻仰。
坐在44号底楼客堂和沈先生夫妇聊了半个多小时，可谓满载而归。出门后在弄堂里闲逛，突然看到了隔壁一条小街的永安里135号。这不是1928年中共中央联络机关的旧址吗？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的黄玠然奉命在此建立一个中央开会联络的机关。黄玠然调任中央秘书长后，周恩来安排中央秘书处文件阅览室负责人张纪恩居住此处。陈独秀、周恩来、罗登贤和李维汉等经常来这里开会。张纪恩的回忆录《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段及其他》，现在已经成为研究周恩来早期上海活动的珍贵史料。
1982年5月28日，81岁的黄玠然和75岁的张纪恩曾经在此门口拍照留念。从1928年到1982年，28变为了82，距离他们离开永安里已经时隔54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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