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君 陈莹晶：中国政策传播的渠道变化

杨君，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策过程研究、廉政风险分析、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出版著作《基于政府年度工作报告的官员问责机制实证研究》与《让小区治理运转起来》，在Policy Studies，《中国行政管理》和《公共行政评论》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陈莹晶，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政策传播、廉政风险分析。

访谈实录

Q1：《竞争还是共生? 政策传播渠道关系演变研究———基于19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这篇论文主要讲了哪些内容？

杨君：大家或许已经注意到，一般老百姓想要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策信息，早前一般是坐在电视前观看新闻节目或者翻看报纸，而当下随着技术进步多了很多备选渠道，例如上网或者浏览手机，来获取不同的政策信息。有人认为，这种变化将意味着一种新旧渠道的竞争淘汰过程，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各种渠道重新组合的过程，甚至还有人担心新技术会扩大信息鸿沟。我们希望让数据来说话，告诉大家为什么在同一个时空中有人看到了竞争，有人看到了共生以及我们还看到了其它什么。结果表明，事实上传统媒体的使用率占比的确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但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厉害，更未呈现出像一些人预测那样的快速消亡趋势，到2018年我们的第二轮调研为止，传统媒体事实上仍然还占据着“头把交椅”。而 受众的使用渠道异质化分布特征或许能够给出部分解释。即在人数占比不低但使用渠道较少的受众中传统媒体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不同渠道之间的竞争关系也非常明显。 渠道融合的共生特征更多是在使用渠道较多的受众身上得到了更好体现。

总体而言，渠道丰富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以更好体现出政策信息应当具有的“公共性”和“公平性”特征；如果说单一渠道情境下容易出现“信息鸿沟效应”，那渠道叠加后出现的“信息追赶效应”就尤其值得关注（换种说法是单一渠道占优势的人群可能会更早达到信息饱和点，这样渠道叠加就给了处于劣势的人更多追赶机会）。因此，从提升政策沟通效率的角度看， 维持渠道间的共生态势，促进受众的使用渠道扩张意义重大。

Q2：您是在何种契机下想到这一研究问题的，在进行研究设计（例如城市及调研时间选择）时有哪些考量？

杨君：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文官制度历史悠久，但大众传媒的历史却相对来说要短暂得多，如果我们直接讨论大众媒体和官僚组织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的似乎是一种完全理想状态分析，但大众媒体与官僚组织之间围绕政策信息的传递可能出现的“此消彼长”或者“融合共生”趋势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在 ICT技术兴起以后，越来越多的政策信息我们并不是第一时间从官僚组织的逐级传达中获得——即来自单位或者社区的传达，而不少是直接从大众传媒第一时间获悉后就立即纳入了我们的生产与生活决策框架中，并付诸实践——特别是在一些危机事件中。同样，政策制定者直接从舆情中了解民意变化的实践也并不罕见， 政策沟通的这些变化及其对政策过程的影响显然是值得关注的课题。我们团队比较关注这一话题，本文也算是往这个大的方向做的一点小小的尝试和探索。

至于研究设计方面，我们都知道最理想的情况是拥有非常完整的样本框，进行完全随机的抽样来验证我们的研究假设，但与“丰满”的设想相比我们的预算还是比较“骨感”的，而且此类调查在问卷投放和受访者配合度等方面也有很多现实的挑战。因此，我们团队综合各种因素的考虑最后采用了空间偶遇抽样的调查方法，也采用了 一系列的风险管控措施来提升数据的质量。

在调研城市的选择方面，我们把目标瞄准了经济比较发达的大都市，因为很多政策改革都是在这些城市先进行试点然后实施的，这些城市对于当前平均水平的代表性的确存在一些局限，但从未来趋势的代表性来看似乎又值得期待，而且在这些城市开展现场调研的可行性也明显会更高一些。接下来我们考虑的是， 这些城市的哪些场合最有可能获得广泛性的样本？我们选择了 两个代表性的场合， 一个是行政服务中心，这个调研地点兼具样本量大且存在等待窗口期的双重优势，有利于降低拒访率，并且在这个“办事”的场景进行政策过程方面的调研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一个是 CBD的餐饮等候区，主要是想了解在企业中的白领群体——作为信息的重要使用者，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在调研的时间窗口选择方面，我们主要考虑是避开各地的两会会期，这是政策信息密集发布的时期，这样各地受访者的政策沟通均处于类似的、自然的状态中 。

Q3：本文主要关注公民是如何获取信息的，您认为公民信息获取渠道和政策传播渠道是否存在差别？以及是否有必要区分媒介类渠道（如微博微信）和内容类渠道（如政府工作报告）？

杨君：是的，讨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不同视角下渠道框架的差别，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好好探讨的话题。从研究操作上来讲，我们可以列举 一个尽可能覆盖两个不同视角的渠道清单，然后再去分析其中的分布特征与落差，只是分类标准上的确需要一些对接处理。

至于将内容类渠道增列的问题，主要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本文专注于政策沟通，因此把 指向性更强的政策沟通载体纳入分析可以展示更加细致和丰富的画面；另一方面， 相关性很高的一些文献也有例在先，保持分类的接近也有助于进行比较和对话。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了可能的交叉等局限，在论文的不足也提到了这一点，那么对于这种分类我们认为读者也是可以有所判断，有所取舍的。

Q4：您认为由于政策受众对不同渠道之间的偏好而导致的“渠道鸿沟”对社会治理而言，有哪些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陈莹晶：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其实也注意到了已有的文献做了一些讨论，这些文献发现官方和非官方渠道的使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种互斥现象。如果把这种互斥现象进行演绎的话可能会衍生出多重结果：一方面可能使 不同的渠道都同时拥有“铁粉”，客观上维持了渠道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又可能 会阻碍渠道的进一步多元化。将来有机会可以开展一些实证研究，来更好地揭示其中的奥秘。此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 这种渠道鸿沟不仅仅与偏好有关，也与公众本身的沟通意愿和能力相关，比如统计公报，并非每个人都有耐心能看完，甚至有些人读起来感觉也比较吃力就自然而然容易放弃这种渠道，进而去选择可视化、大众化、快餐式的渠道。当然，这些公众也就可能会丢失一些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原汁原味”的政策信息。

Q5：您长期关注政策传播领域，2020年公共危机频发，政府与公民之间信息交互的重要性凸显，您认为危机情境下的政策传播渠道使用可能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杨君：前面曾提到，近几年我们团队之所以关注政策传播，主要是还是为了源于我们对政策过程和官僚组织运行与变迁的兴趣。在公共危机中，政府与公民之间信息交互的直通车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越是处于危机情境下，大家越希望获取来自官方的最及时、最专业、最权威的政策信息，以优化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决策，这可能会有助于官方渠道的使用率上升。但是另一方面， 危机情境下，公众更容易被负面信息所吸引，引发不必要的焦虑、恐慌等情况，这也为优化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息交互提出了新的课题。对于这些话题，研究政府公共关系和应急管理的学者可能会有更丰富的见解来解答我们的疑惑，当然我们也会进一步关注。

Q6：在受众因素之外，您认为影响政策传播渠道使用的因素还包括哪些？据此，未来政策传播效果可以如何改善？

陈莹晶：在政策传播这个场域中，还有很多因素也可能会影响政策传播渠道使用，例如 政策制定者本身和政策信息内容特征等，也是值得关注的因素。有一些文献也对此展开了讨论，这些文献主要围绕 可信承诺、民意赤字、预期管理以及政策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等话题展开，进一步梳理这些文献相信会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改进政策传播的效果。

Q7：您在攻读研究生之前从事中学教学工作，是何种原因使您选择考取研究生并从事学术研究？中学教师的经历对于您后续的科研人生有何影响？

杨君：从我个人来讲，参加研究生考试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自我提升的需要，也受到了身边同事的启发。当时只是知道考上了研究生可以加一些工资，而且职称晋升也会有优先。

中学教师的经历对时至今日的科研应该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作为中学老师，其工作投入与绩效水平主要是通过一把通用的、客观的尺子——学生高考成绩来衡量的，教师的绩效、成就大多数是通过学生在知识上的成长得到体现。现在我也潜移默化地延续了这种情境下养成的一些习惯， 注重结果但更注重指向结果的一点一滴积累，也注重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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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张珺 高光涵 景申榆 成纪宏 彭可余

编辑：张珺

审校：高光涵 景申榆 成纪宏 彭可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