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菊隐导演的老舍话剧《茶馆》。资料图片 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 20世纪初，随着国力衰弱，一些有志之士把目光转向西方，试图从中寻求疗救中国社会的药方。正是在中国人探求救国救民的过程中，西方戏剧被引进来。应当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当然，也是一种历史的遇合。 中国话剧从诞生之日起，便与时代变革同频共振，与社会生活相伴相随。回顾中国话剧发展的110年历史，我们同时感受着这一艺术形式的沧桑巨变和青春活力。 中国话剧的诞生 “五四”新剧的成就中国话剧走向成熟诗化现实主义的高峰新中国话剧的春天转型中的新时期戏剧
田汉历史剧《关汉卿》。资料图片 谈起中国话剧的起源，人们常说它是一种“舶来品”。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戏剧，在自足的文化形态中，硬性地植入了一种异质文化因素呢？其实不然。 最早接触西方话剧的中国人是谁？在中国内地最早接触西方戏剧的，是一些出使西洋的外交官。他们津津乐道西洋剧院建筑之华美，惊异西方艺人地位之高贵，慨叹西方戏剧布景之逼真。他们将西方戏剧的特点概括为“白而不唱”，格外看重西方戏剧的社会功能。他们以法国为例——法德战争后，法败，遂集巨款建戏馆，“盖以鼓励国人奋勇报仇之志也”。 早在1596—1604年间，《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就记载了中国学生演出西方的戏剧。在内地最早则是上海的教会学校的学生演剧。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新戏，继之又有《六君子》《张汶祥刺马》等。 中国话剧主要是通过日本这个桥梁而引进的。在其创始期，呈现出错综复杂、多元发展的状态。主要的社团，无论在演出宗旨、艺术追求，还是演出形态上都是不同的。 偏重西方戏剧原态演出的，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团体春柳社。创始人李叔同等人主要受到日本新剧(西方戏剧演剧形态)影响，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第三幕，获得中外人士称赞；不久，又演出了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
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资料图片 任天知和他领导的进化团主要受日本新派剧(结合日本歌舞伎等形式的一种演出形态)的影响，时值辛亥革命前夜，演出了《血蓑衣》《安重根刺伊藤》等剧，轰动长江两岸，使文明戏乘势而起。孙中山曾对进化团给予赞扬，为其写下“是亦学校也”的题词。 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为革命所鼓舞的从事新剧的人士，面对残酷的现实，有的从狂热走向消沉，有的则把戏剧作为生存手段，迎合小市民的庸俗趣味。 1913年秋，郑正秋组织的新民社，在上海推出十本连台戏《恶家庭》，演出轰动一时，引起新剧界的震动。该剧是一部表现世俗趣味和因果报应的家庭剧。一些商人见演文明戏有利可图，于是，便一拥而上，一时间新剧团林立而起，所谓新剧目纷纷出台。 在这种虚假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重的危机。看起来新剧从业人员增多，实际上鱼龙混杂，降低了素质。只顾赚钱，执意媚俗，使本来没有站稳脚跟的文明戏反倒失去了观众而衰落。但是，文明戏的成就也是不容否定的，它为后来的话剧扎根中国创造了条件。 “五四”新剧的成就 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兴起；而新剧，即话剧，也在这伟大的文化运动中再度获得新生。 “五四”新剧倡导者的目标，是以西方戏剧为榜样，创建新剧。“五四”新剧成就之一，在于按照西方戏剧的样式，创建了戏剧文学。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影响下，胡适首先创作了《终身大事》，于是有了社会问题剧的兴起，但是多数剧本，只见问题，不见戏剧。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剧，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被称为“娜拉剧”(娜拉系《玩偶之家》中出走的女性形象)。这批剧目，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呈现出“五四”新剧最初的现实主义特色。 “五四”时期是一个“吸纳新潮，脱离陈套”的时代。西方“新浪漫主义”戏剧思潮也被介绍进来，成为中国剧作家乐得吸吮的“世纪末的果汁”。刚刚觉醒的中国青年，以前所未有的大胆和勇气，表达心灵的苦闷和向往。如陶晶孙的《黑衣人》《尼庵》、向培良的《暗嫩》《生之留恋和死之诱惑》、陈楚淮的《骷髅的迷恋者》等，形成一个现代派戏剧的潮流。 在戏剧文学创作上，田汉是一个杰出代表。他进行了多样的艺术探索，成为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开拓者。而由他领导的南国社，则是在中国南方推动演剧的先锋。田汉不但创作了《南归》《古潭的声音》《颤栗》等抒情悲剧，更创作了名享一时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 历史剧创作也蔚然成风，如郭沫若的浪漫史剧《王昭君》《卓文君》《聂嫈》和顾一樵的英雄史剧《荆轲》《项羽》《苏武》《岳飞》等。 新的喜剧也涌现出来。丁西林的创作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喜剧模式，具有英国式的基于语言技巧和行为矛盾的幽默喜剧风格，如《一只马蜂》《压迫》等。熊佛西的趣味喜剧和宋春舫、王文显的幽默喜剧也各具特色。 “五四”新剧的成就之二是现代导演制度的建立。 洪深在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戏剧，师从贝克。回国后，于1923年加入戏剧协社，任演出部主任。他的第一个不同凡响的举动，就是推出排演制度，规范演员表演。第二个不同凡响的举动，是巧废“男扮女角”的旧习。1924年，《少奶奶的扇子》演出成功，标志着现代导演制度的胜利。 张彭春对中国话剧导演制的建立也作出过贡献。1916年，他从美国回来，任南开新剧团的副团长。在排戏中，即推行导演制度，有计划地把欧美名剧推上舞台，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在当时的戏剧界名噪一时。张彭春作为一个导演，其更重要的贡献是培养出了曹禺、张平群、金焰等戏剧家。 中国话剧走向成熟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饱经忧患的年代。一方面是民族矛盾的激化，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另一方面是阶级矛盾的深化，工农群众反抗资本家与地主的斗争风起云涌。 在世界左翼戏剧思潮的影响下，左翼戏剧运动兴起。先是上海艺术剧社于1930年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即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并在沪首次公演了《爱与死的角逐》等剧。1930年底，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简称剧联)在上海成立，它联合主要的戏剧组织和进步的戏剧界人士，开展声势浩大的左翼戏剧运动，在汇集起各地的戏剧人才、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宣传抗日救亡以及将话剧引向大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在30年代中国话剧已经走向成熟，那么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曹禺的三部经典：《雷雨》《日出》和《原野》。这些剧作以深邃的人文主义内涵、原创性的艺术，塑造了一系列典型形象，如蘩漪、陈白露、愫方、仇虎、金子，这些剧作成为中国话剧诗化的典范。 继之，夏衍一改概念化的创作模式，在曹禺剧作的影响下创作了《上海屋檐下》，于现实化的戏剧场面中，体现了深沉凝重、淡远隽永的诗意风格。 其他如田汉的《回春之曲》、洪深的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以身作则》等，这一批戏剧杰作标志着中国的话剧文学已经步入成熟的阶段。 30年代出现了话剧演剧的职业团体，凭着演出大戏、名剧，也靠着高超的演技来赢得观众，并以演剧的收入维持剧团的生存。其中，以中国旅行剧团最为著名。唐槐秋带领剧团辗转于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香港等地，既演出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话剧，如《梅萝香》《茶花女》《少奶奶的扇子》等，也演出中国剧作家的名剧，如《雷雨》《日出》《文天祥》等。在长达十几年的演出活动中，它既扩大了话剧在全国的影响，也提高了表演的艺术水平，造就了话剧表演人才和一代话剧观众，为中国的话剧事业作出了贡献。 此外，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上海业余实验剧团等也是这一时期的职业化的大型剧团，它们演出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大雷雨》《原野》《钦差大臣》等，饮誉上海。 这一时期，中国有了自己的优秀导演，如洪深、张彭春、应云卫、唐槐秋、章泯，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如袁牧之、石挥、金山、赵丹、唐若青，舞台艺术的总体水准令人刮目相看。1937年，上海五大剧团联合公演，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迪安的美国戏剧家，在上海观看了演出后，对中国舞台艺术非常惊讶，他说：“表演艺术的高超与导演的优良，实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我曾在世界各国看过不少戏剧，但我可以老实说，我在上海所见的话剧，可以列入我看过的最好的戏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