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营业》
4月8日零点，武汉解封那一刻，程兴玉心中涌动出许多种情绪，激动、快乐、疲惫、心酸……像经过漫长跋涉，终于抵达了终点，她想开瓶小酒庆祝，也想躺下好好歇口气。
程兴玉赢了。在过去两个月里，她的烧烤店亏了3万元——但，店毕竟保住了。
卖烧烤的女人
9年前，程兴玉的丈夫高克伟在武汉开了这家烧烤店。
开烧烤店前，高克伟经营中餐馆多年，改行做烧烤，也算驾轻就熟。小店开业不到一年，也算有了声色，成为一家人主要收入来源。
2011年，一场大病夺去了高克伟的健康，小店也难以为继，“2012年初，我辞掉了酒店的工作，开始代替老公经营小店”，程兴玉说，“他生病后，干不了活，只能在背后指导我”。
刚开始接手烧烤店，程兴玉很不适应：烧烤店每天下午五点营业，到凌晨一二点才打烊，“常遇到有人喝酒，喝到半夜两三点，他不走你也不能走”。
“武汉人爱过早，这也是我多年的习惯”，程兴玉说，接手烧烤店后，这个习惯就戒掉了，一是起不了床，二是“被油烟味熏了半晚上，吃东西的胃口都没了”。
直到半年后，程兴玉才算习惯了烧烤店的工作模式。“一般餐饮店，生命周期两三年就算长了”，但程兴玉的店一开就是9年，背后是口碑的积累、客人的照顾，也有全家的寄托。
一个人住进了店里
像往年一样，春节前，程兴玉采购了大量食材，准备趁过年旺季多挣一笔。
她听到有关疫情的传言，街上戴口罩的人也越来越多，种种迹象都让程兴玉心怀不安，但她还是低估了疫情暴发的猛烈程度。
1月23号，武汉封城，周围商户都关店停业了，烧烤店员工也全部回家……这店开还是不开，成了摆在程兴玉面前，一个两难的抉择。
开，有被感染的风险，小区实行封闭管理，意味着她将“有家难回”；不开，一家人收入断了，小店房租怎么交，之前采购的食材怎么办？
程兴玉决定继续营业，这个决定受到了丈夫和女儿的一致反对，女儿说，“你这是拿命去赚钱”。程兴玉说，“我不上班，不开业，咱家以后拿什么吃喝？”
1月28日起，程兴玉离开家，一个人住进了烧烤店。
因为不允许堂食，店铺只做外卖，营业时间改为下午4点到晚上8点。营业时间的缩短，让多年来习惯了晚出早归的程兴玉，身体得到放松，精神却倍感焦灼。
程兴玉的店，成了封城后武昌区营业的三家烧烤店之一。但生意并没有因此增多，“好的时候一天有十几单，不好的时候只有一两单”。
一条街只有一个人
疫情初期，丈夫还能到店帮忙。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后，丈夫和女儿只能在家，程兴玉则一个人守店。
“一到晚上，整条街就只有我一个人”，程兴玉说，她不敢开门，把店门锁了、招牌灯关了，“骑手来了后敲门，我就给他餐盒”。
“虽然知道是骑手来了，但每次一有人敲门，还是会吓我自己一跳”。
关店后，程兴玉独自睡在店里，“一开始睡不着，害怕，就试着喝点酒，搞点花生米，或者给自己烤几个串”，程兴玉说，借着酒劲才能睡着。
“几次后，我就适应这样的生活了，反而还有点小享受”，程兴玉说，这也算是苦中作乐的一种。
除了开店，程兴玉还要管好丈夫和女儿的伙食。因为小区封闭，丈夫出门不方便，程兴玉每天在店里做好饭，送到小区门口，再回店里工作。
“2月15号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武汉下起了大雪”，程兴玉说，那天晚上没有骑手接单，她只能自己配送，“在漫天的大雪里，在空荡荡道路上骑车送餐，那种感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相信未来会更好
独自守店这段时间里，程兴玉养成了一些强迫症般的习惯：独自在室内要戴口罩，随时消毒，一天至少要洗50次手……
餐盒打包后，她放在门口的保温桶里，贴上标签，骑手到来时自己带走，不会有肢体上的接触，“别人宅在家，我在外面开店，不是我比他们勇敢，相反我比他们更胆小”。
程兴玉怕的东西很多，怕病毒，怕天黑，但最怕的是小店关门，一家人衣食无着。
疫情发生后，程兴玉的烧烤店没休息过一天。
程兴玉算过，这两个多月她亏了三万多元。房租、水电、人工……一天要3000元以上的营业额，才能维持店的运转。
“有这么高的费用，你受得了吗？像我们这种小餐饮，只有自己想办法。”
4月8日，“封城“76天后，武汉解封了，员工也回来了，短暂的开心后，程兴玉又陷入了焦虑：夜宵烧烤不是刚需，也不能堂食，加上复工后竞争增多，最近单量并没有显著增加，甚至出现了连续三天零单的情况。
“不光是我，这可能是对整个餐饮行业的考验”，程兴玉说，但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她相信未来。
程兴玉常自诩自己是条汉子，“但这是被逼的，我做的一切，也就一个目的，让小店活下去，让一家人过得更好一些”。
天气在一天天变暖，武汉街头也逐渐热闹起来，武汉的夜生活，似乎也在开始复苏。这又给程兴玉带来了一些希望。
程兴玉说，疫情过后，她想把店经营得更好，有更多的生意。女儿开学时，她还想给自己放个假，“送女儿去珠海上学，顺便去海边看看，这些日子，我过得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