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的警告：中国改革不可急躁

中国改革应该如何把握节奏？

对此，日本著名政治家、“明治维新”的设计师兼工程师之一伊藤博文有过多次阐述，不乏振聋发聩之处。

“中国又睡觉矣”

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日本支持的“开化党”，劫持国王，试图驱逐宗主国中国。应朝鲜政府之请率兵驻扎汉城的袁世凯等，果断出击，粉碎政变，令日本的阴谋难以得逞。

事后，日本遣伊藤博文前来天津，与李鸿章谈判中日条约。这是李鸿章与伊藤初次见面。

对于比自己年轻18岁的伊藤，李鸿章相当欣赏，在向中央提交的秘密报告指出：“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根据10年后他们的回忆，在两人的谈话中，伊藤已经提出了中国改革需要渐进的看法：“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

归国后，伊藤也对其国人分析了中国当时的改革。首先，他肯定中国的改革在短期内一定见效，“三年后中国必强”，但是，日本对“此事直可不必虑”。日本之所以不必担心中国，主要因为中国改革将遭到内部巨大的阻力，“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

他安慰那些被中国的崛起态势、尤其是袁世凯在朝鲜的亮剑精神震惊的日本人，中国“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即中法在越南发生战争）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至此，伊藤提出了其对中国改革的两个基本看法：一、中国必须改，但中国的改革内部压力大，动不动要“睡觉”；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须渐进。这两点，贯穿了他此后的一系列论说中。

基于如此判断，他认为，当下日本要韬光养晦，暂避中国的锋芒与锐气。“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即中俄围绕伊犁问题的冲突），始设电线（即电报）；自法之役，始设海军”。只要避开中国的锋芒，“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便是中国的那些改革派官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

他认为，日本的对策，“此时只宜与之和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钞票，“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

此年（1884年）年末，日本宣布实行内阁制，伊藤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两年后(1886年)，到访长崎的中国北洋海军，与当地警民发生流血冲突，北洋海军有多人受伤，史称“长崎事件”。

对于“长崎事件”，中国政府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李鸿章在天津紧急召见了日本领事波多野，明确表示：“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这被日本解释为中国的武力恐吓。

日本著名间谍曾根俊虎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附上了一张中国报纸，报纸社论要求借此机会收复琉球。

双方围绕事件的责任认定等，都十分强硬，谈判毫无进展。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致电李鸿章：“事已如此，非绝交无别法……”这就意味着，连一向温和的外交官，也认为只有动武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随即宣布停止谈判，之前所议悉数作废。这一强硬立场，令日方大惊失色，多次要求继续谈判，但遭到中方的坚决拒绝。日本高层立即紧急会议，由明治天皇亲自主持，虽无即时决议，态度却开始放软。到了次年，在德、法、英等调停下，日本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