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对话陈丹青：从名字说起及“逃”的故事

[导读]我的父母给我起的名字，独青。一直到1954年，那个时候国内有自我改造这种运动。好像这个独字没有这种大公无私。我妈妈要响应改造思想的运动，就提出来把我的这个独字去掉。

引言：

江青，在红色年代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爱人”同名，深受其苦，亲友更因此蒙受诸多不白之冤。命运播迁下，她变身成为国民党治下台湾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后退出影坛，漂泊美国，回归舞蹈艺术。80年代，陈丹青出国，在纽约结识江青。4月27日晚，两人坐一块，从“江青”这名字说起，聊聊往事，聊聊艺术。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现定居北京。早年作《西藏组画》，近十年作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业余写作，出版文集有：《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归国十年》等。

陈丹青：当我80年代去到纽约的时候，我很高兴认识了一群台湾来的朋友，他们大约跟我年龄相仿，或者略大我半代、一代的样子。 这里面江青是个特别特殊的例子，因为她不是从香港过去，也不是从台湾过去的。她1956年到62年在北京舞蹈学院，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她跟我们的出身是一样的，岁数略大于我。然后她遭遇了一系列变化，这个变化她今天会告诉大家。在她身上就是一个共和国的少女遭遇的命运，有悲有喜，整个说出来以后她是一个传奇，而她传奇里面最传奇的就是她的名字 江青。

江青：我用这个名字已经59年，可是我还是有麻烦，16岁的时候，我去香港。香港人念江是king，我17岁到台湾去拍电影的时候，那个时候警备总部就觉得很奇怪，就问我为什么会用这个名字？最后这个姓也是麻烦。在6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另外一个江青。1966年，我演琼瑶的电影《几度夕阳红》，这是最早的时候演的电影。67年得了金马奖。那个时候那个江青整天在报纸上、新闻上，当天晚上我就到朋友家里吃饭，就听到广播又是江青江青，我说对面的江青太麻烦了。结果一推门进去才知道我得了金马奖。

1986年我头一次看到一个报道，就是报道台湾的历届金马奖，我是第五届拿的，那个时候就出现江青的名字。我想好，现在我可以松绑了。1987年的时候我又到全国八个城市演出，包括拉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大家都要自负盈亏，就觉得我这个名字非常有利于宣传，到处都是江青，你这个名字我们宣传出来容易，大家过目不忘。就为了市场需要。我想我一辈子大概就是这一次占了一点点便宜，扬眉吐气。

因为我用江青这个名字，我拿不到中国的签证。 文革刚刚结束，我非常想回中国看我家里的亲人，看看老师和同学。就是因为我用江青这个名字，我拿不到中国的签证。托人都没有办法，我跟联合国驻纽约的人也很熟，我要他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没有消息，反正你递的申请没有下文。后来他们说我们替你打听吧，就是你这个名字，你不改名的话绝对没有办法。后来联合国的人帮我填了一个表，就叫彭贝克，就拿到了签证。

江青：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江青：这张照片我一定要跟你们解释。这个是我在巴黎香榭里舍戏院演出，一到那边以后，艺术节的负责人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请大使馆的人来看。我是美国籍，所以我去那边演出的时候是列在美国之下。可是我又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我问他你是说哪国大使。他就说中国大使馆就在香榭里舍后边。他们的后门对着中国大使馆的前门。跑一趟，就到后头去。我才明白他指的是中国大使馆。我当然也很希望请他们来看演出。我就打电话去，他们说你找哪位啊？我说我是搞舞蹈的，姓江，后边那个名字我不敢连着说是江青。我说是青。有三点水吗？我一直说没有没有。我就是在前边明天就要演出的江青舞蹈团的团长。他们接电话的人就笑起来了。

我说我能不能见见你们这边的文化参赞？他说我安排你们见一下吧。后来我就问文化参赞，他说我们一直以为在演闹剧。因为很多很多法国比较左派的人常常到大使馆门口去游行，因为那个江青刚刚被抓起来，大家以为人家在演火爆剧。他说我们老早看到你的海报了，怎么会是这么巧的事情。我说你们明天来不来？他说你代表美国，我们明天不能来，我们看下一场。他们就没有看第一场，看的第二场。

演完了以后，我就问他们，他说现代舞我们没有接触过，你这么多年年纪也不小了，技术也不错。有一个人就说有一个舞我看懂了，我说哪个舞？他说《深》。那个穿白衣服的就代表了中国人民，其他四个戴花脸具的就代表了万恶的四人帮。这个舞蹈最后的时候我是把脸具拿下来，他说一拿下来以后，人民站起来了，明白了真相。他越讲越兴奋，越讲越大声，是一个年轻人，每个人都在点头。

后来他们一定问我当时创作的背景是什么样？我觉得他们这样子解释也很好，就说搞现代舞的人就是希望每个人的经验不同，他所做的结论或者诠释不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江青：我这个名字好像就是一个测温器，测量中国的政治气候

江青：江青我前前后后太多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故事。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这几段。

我1984年生了孩子，我跟我先生一定找一个名字，就是瑞典文和汉语完全同样的发音，我们给他起的名字汉宁，跟瑞典文发音一样的。我在书最后一册写，我说我多么希望一切都是安宁的。在我们的国家里。可是这个愿望并没有像我书中写的，这本书我刚刚写完之前她自杀了。后来我说江青已经自杀了，从此以后我希望我的故事不再延续。我到最后都觉得我这个名字好像就是一个测温器，测量中国的政治气候。

结果没有想到，2008年我在国家大剧院做一个歌剧，谭盾作曲的歌剧《茶》，我自己担任导演，也担任编舞，还担任了舞美设计，那是我07年在瑞典排的时候中国演出公司派人到瑞典皇家歌剧院去看的。他们就邀请我说中国缺少一个都是中国人做的剧，因为谭盾作曲嘛，变成奥运的重点项目。

我排练的很紧张，日日夜夜，最后一个星期我一个朋友跟我说，满街都是《茶》的宣传海报，就是看不到你的名字。我说不可能吧，你拿着我看。江青用的是拼音，不是中文。就问负责人，我说起码对我有个尊重吧，你们请我来的，不能登我的名字，你们应该老早知道。非常期间，敏感期间，因为奥运。我说你早知道这个节目在奥运期间，当初怎么没有想到？我说有没有文件规定不能用这个名字？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说你们给我签的合同是用中文签的。后来上演的时候我不肯上台谢幕。

陈丹青：每一个电线杆，每一个小墙贴着“美国共产党纪念江青逝世”

陈丹青：大家愿不愿意叫一声江青，你好。 另外一个在江青1991年死了，死的时候我在洛杉矶，我跟一帮中国艺术家在那画画，晚上去看一个意大利的电影，然后互相转告洛杉矶时报头条江青自杀了。我们也没有太惊讶，就排队进电影院。结果就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手上那着很多传单，每一张传单上印着《红色娘子军》的剧照，还有江青的大照片。所以你们俩都跟电影有关，跟舞蹈有关。一张张发给我们。然后一看到几张中文脸，她就问英文问我们，她死了，你们怎么看这个人？我觉得每个人都回避她，我们每个人也回避那个江青。她拉我袖子，我轻轻的挣开，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有一个同学就说，你知道江青害死多少人吗？这个妇女勃然大怒，你们为什么都这样想她？她说她是真正的革命者，我们美国妇女爱她。眼泪都下去了，非常恳切、愤怒，而且不理解。但是我们都很冷漠，进场。等电影散场我走过那个小墙的时候，每一个电线杆，每一个小墙贴着“美国共产党纪念江青逝世”。都是用《红色娘子军》的剧照。这是1991年我的记忆。

江青：最后一次是两个星期以后过清明之前，我准备开始买票来这边为新书出版。出版社说你先不要买票，又有问题了。我一下子知道又是我的名字。

同学：我原名叫李扬，我小学时候我同班同学也有一个叫李扬的，我年级里头有人叫李扬，很困扰，觉得很俗，就想要不要加一个字。我妈妈就问我要加什么字？开始给我起的叫李瀚扬，说句实在话，我小时候太懒了，觉得那个字太难写了，李扬本来很简单，比较难写，后来换了好多个字，最后叫伯。我一看这个字笔划挺少，又是老大的意思，我就叫李伯扬。从六年级开始我就叫李伯扬。那个伯是大伯的伯，后来大家都管我叫大伯。我欣然接受了，因为我比较开朗，叫大伯。到我工作2011年，我一个小侄女要起名字，我妈妈也跟着去，老先生说我这个李伯扬不好，缺木，缺水，给我改叫李伯涵，说我这个人脾气暴躁，没有内涵。

陈丹青：我想借用我老师木心先生的一句话，他说天才的第一特征就是逃

陈丹青：你跟她的经历不一样。你知道50后有多少困扰吗，同名同姓，李建国全国有几万。我想我们找不到另外一个叫江青的故事。

再往下江青会进入一个她一生的回顾，就用一个字来概括。什么字呢？我想借用我老师木心先生的一句话，他说天才的第一特征就是逃。现在她来介绍她一生是怎么逃离，逃离一个地方，逃离一种情况。

江青：对我来讲从上海跑到北京去是逃

江青：我讲一下我在上海10岁的时候就小学毕业了到北京。考舞蹈学院很多故事，也不是很重要。我10岁坐火车从上海到北京，那个时候是两天一夜的时间，家里都不愿意我那么小离开家。然后开家庭会议要我表态，我就说我坚决要到北京去。

原因是我的外公在1954年9月30号，我陪他登楼庆祝十一国庆节的时候，有公安人员请他下来，我外公的脸色非常不好，我跟着他拼命的跑，跑到弄堂口的时候，他们给他戴上了手铐。从他这个事情开始以后，我们家里头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舅舅那个时候在南开大学物理系也被开出了，我妈妈也被隔离审查，从学校校长变成普通教员，我所有的舅舅、阿姨都不能报考大学，因为家庭成分是历史反革命。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后来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因为我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尤其我是校长的女儿，学校是外公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点点戳戳，当时大家唱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我都会唱。什么人民敌人是豺狼，不许你反革命，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因为对我的印象太深了，人家一唱，我就觉得是对我唱的，而且又看到这些镇压反革命的标语，我就触目惊心。

我到了北京以后，我一直是三好学生，功课好，学习好，思想好，动员我入团。可是入团的时候，共青团员你一定要填表，要查全家三代。我一定要填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他在监狱里被判了十年。我就每次讲我改造的还不够彻底，我不申请入团。

对我来讲从上海跑到北京去是逃，我文章里头有一段，我念一下：我心中有数，申请入团必须在入团申请书上填写直属亲属的历史背景和目前状况，也就是清查三代。而外公被判出历史反革命，却是那些年中成了我心病的秘密天机，天机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泄露的。于是我用自我改造还不够彻底，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做借口，一次又一次未将信交出去而守住了天机。天机不可泄漏是因为我不能够在带着这个污点在北京生活，小学在上海的那最后的几年，我已经尝够了那种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比旁边低几等的滋味。

现在回想那年，我那么急切的要离开家，离开上海，在潜意识中恐怕这也是主要的原因。虽然我一直对自己都不肯，也不敢承认，因为我是那样的敬爱外公，强烈的内疚感使我无法承认是由于自己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环境，而冠冕堂皇的选择了逃这条路。

逃可以使我甩掉那粘在我脸上的污点，抹掉那刻在我心上的疤痕，摆脱掉那令我感到耻辱的环境，在一个新环境中我将又是干净清白的。这是我10岁的一个经历。

江青：问起背乡离井的原委，虽然人人都基于不同的理由，但归根到底还是和逃分不开

江青：我就讲讲我的第二次逃。因为无数的人都问我，我是1961年底、62年初从北京舞蹈学院，六年级差半年就毕业的时候到了香港。那个时候，我母亲1957年到了香港，我就变成了侨生，实际我不是侨生。可是我父亲1949年以后就没有再回国，我母亲很复杂，她去了几次，我妈妈是民主党派的，民革，每次都要动员我父亲回国。

到我外公出事以后，我母亲就发现我们没有可能在国内受教育。她最后一次带着我两个弟弟到香港的时候，到北京舞蹈学院带着我跟她一起走，可是舞蹈学校的老师觉得应该让我决定，到底是不是去香港。我去了香港几次，我觉得香港是个殖民主义的，好像中国人是二等公民，所以我没有留在那。

一直到1962年寒假的时候我去了。我知道半年毕业以后我就不是学生的身份，不是学生的身份，就要在公安局办理正式的出境手续，我也意识到那是我最后一次看望家里人。我去的时候没有打算不回北京，我把所有的东西存在储藏室。那时候已经开始想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完全服从分配。

我去了香港以后，我的父母就一直跟我谈，你这次回去毕业以后就永远看不到我们了。最主要的是我下边还有三个弟弟。当时那个时代如果你有直属亲属在红色大陆的话，那些弟弟是不能够出国得到西方国家的签证。他们就觉得我非常自私，好像为了自己的兴趣回中国，而不考虑我弟弟将来的前途。

那时候我在中国完全是有新中国小主人翁的自豪感，所以我完全没有考虑。我父亲后来非常生气，把我的回乡证和火车票全都没收了。没收以后我还绝食，躺在床上不起来。一直到我母亲怕我出事，就说你自己决定，你还是回去吧。那个时候她还给我的时候已经过了学校寒假期限。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办，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舞蹈学院。他们给了我一封信，说你什么都不要带，某天某日到某个固定的地点去有人可以帮我领回国。那个时候我逃难逃到电影院。

我把这一段念一下：现在我终于又可以回校了，可是我却害怕起来。我害怕，怕我必须公开坦白寒假后直回学校报道的原委；我害怕，我不会也不能撒谎；我害怕，怕学校在我讲实话后要我表态，坚决和家庭划清界限；我害怕，怕我做不到，我爱他们；我害怕，怕我过不了关，那么前途呢？我害怕，怕我的弟弟们将因为我而不能够出国学习，造成和我的的舅舅们一样的命运。舅舅们入学无门是因为不能改变的家庭成分，而他们却是因为可以改变的我。我害怕，怕我妈妈湿润的眼睛，父亲灰蒙蒙的脸。我害怕，左我也怕，右我也怕，上也怕，下也怕。怕来怕去，我究竟怕的是什么？难道怕的是自己？一年级经受住学业的压力和生活的孤苦，我没逃。困难时期，长年累月的生活在饿慌的状况下我没逃。脚疾导致面临退学改行我咬牙顶过来了，我没逃。现在呢？某日某时我没有到指定的地点去和不知姓名的某人碰头，我又逃进了电影院，坐在黑暗的观众位下，眼睛对着看不懂的画面。是的，现在我承认我逃了，我算逃兵吗？我问自己，回答的只是哭声。这些年来，住在国外，往往会碰到别人问起什么原因促使你逃离中国？逃字一出，总使我感到刺耳，有时想来还会引起一阵心酸。逃字连带下去的无非是逃生、逃难、逃避、逃跑、逃犯、逃兵、逃学、逃税、逃亡，给人的知觉永远个贬义词，与不太平，不光明磊落，不光彩，不争气，诸如此类的形象有关。

这些年来，我足迹几乎遍达世界各地，见到的是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没有人会说自己是逃离本土，而是用移民两个字。但移民背后的实质呢？我所接触到的中国人，不管是旧华侨或者新移民，也无论个人在从前和现在从事何种工作，要是问起背乡离井的原委，虽然人人都基于不同的理由，但归根到底还是和逃分不开。

多少代了，中国人仍然逃不了不民主的政治环境和不和谐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命运。如果人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无非自由自在的呼吸，当然必须更换环境，移到另一块原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去，重新适应、生存。移植树木、花草、肾脏、眼角膜，都是一种艰辛复杂而又痛苦的过程。但移植后的最终又将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命运本来就是摇篮，永远在那里摇啊摇，摇到也许这个问号是我今生都无法答复的。

这是我写母校的最后一段。

陈丹青：那时候你多大？

江青：16岁。

江青：我是17岁进的电影界，七年过了一个公众眼皮下的生活，所以我决心要逃

江青：我最后一次逃是24岁。我逃完全是个人的原因，我当时的婚变香港、台湾都出了号外。我觉得在谣言满天飞的状况下，我自己在影剧界七年，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动物园里头，或者是一个金鱼钢里，完全没有私生活。我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我决心离开电影界，那年我24岁。我是17岁进的电影界，七年过了一个公众眼皮下的生活，所以我决心要逃。

当时我决心离香港、台湾越远的地方越好，所以我去了美国。我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语言能力，拿了飞机票就走了，实际上也是一个逃。每个人都以为我只是做一下姿态，等新闻的高潮过去以后，我又会再回来。可是我当时是决心离开那个环境。

我念一下我当时的心情。这一切的变化太大了，虽然是自己的选择，但没有人认识的陌生环境，一切重新开始，但仅仅在一瞬间我从云端滑入到谷底，从万人仰慕的明星沦为处处被人驱赶，任人踩搭的小角色，从社会的焦点人物转换为无人搭理的哑巴，从拥有事业、名誉、家庭、孩子、爱情，变成一文不名，一无所有。对这种滑落的幅度和速度，我心里上毫无准备，一下子便要面对滑落后的现实。现实毕竟是残酷无情的，一段时间下来，我开始渐渐的认识到一个人对环境适应的沉重，面对现实求生存的勇气和忍受寂寞的耐力都是在不断的磨炼中增加的。接受一种提高，是人生一种成长的过程。

江青：就是因为这个不断的逃，我编了一个现代舞，就是《阳关》

江青：我到了美国以后，就是因为这个不断的逃，我编了一个现代舞，就是《阳关》，这个舞我编好了以后一直动作不改一直到今天为止。我当然现在不上台了，可是我还是这样，我就要讲一讲阳关。

阳关作品中所抒发的可以说是我这一部分的生活经验和感思的重现。1956年，别离上海的亲人到北京。1962年，别离故土到香港。1970年别离幼子到美国。这一系列的别离都曾使我深陷不同样的莫名的哀思中，同时每一次环境上的变迁都使自己倍尝在异乡的空虚和渺茫。一方面，阳关可以抒发我个人和凡人都会有的对人、对时、对地、对事以及对物的别愁离绪的情怀。在另一方面，对我更重要的是阳关在抽象的意念上代表了生命之转折点，相信每个人在生命之旅中，无论是心旅、行旅或者征旅都有不少次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程度上的转折。

这就是我对自己逃的回顾。

陈丹青：这个国家在进步，出国是一个可以坦然谈论的事情

陈丹青：在座的同学一定已经有人在计划将来出国去留学，或者去工作。我回来这十来年，每年都会有若干年轻来问我，陈老师，你看我要不要去留学，我到哪个地方去。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每次经过美领馆，日本领馆，欧洲哪个的领事馆，看到很多年轻人排队在那签证，我总是会非常感慨，终于这个国家在进步，出国是一个可以坦然谈论的事情，也可以直径去做的事情。

可是在我们出国的年代，尤其在江青女士的时代，非常非常艰难，非常危险，而且非常纠葛。你对自己走的每一步都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很可能就是不断的恐惧，她刚才说了很多我怕我怕。这种恐惧，这种疑虑、艰难到这一代人身上终于没有了，你们当然有别的恐惧，也有别的疑虑，去了以后经济情况怎么样，我这笔钱那里来，能不能拿到签证。但是出国本身这件事已经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情况。

江青：那个时候如果申请以后万一没有被批准，将来我知道在舞蹈界出国就没有机会，评级评分也评不上去。我就知道如果我毕业以后，我绝对不会申请出国这件事。

陈丹青：出国还只是第一步，出国之后你怎么生存下去，你当时为了出国这个理想在哪里，你能不能追到它，能不能实现它？一系列的问题。但当初这一步非常关键，这一步在江青女士时代，四五十年前真是不可想象。我相信这个经历很多人应该写出来，让你们珍惜今天的处境。现在已经快要八点半了，大家有兴趣跟江青对话吗？

陈丹青：以我的性格，我不会去问一个比我大三四十岁的人，请你告诉我，我要学东方我怎么学

同学：先问陈老师一个问题，八五新潮让中国人民了解到国外的新思潮，但是在我现在来看，八五新潮对中国产生某种荼毒，我学的这些东西完全是西方的，完全西化，我认为我在798看到的那些艺术作品虽然他们拍的很贵，他们也得到很大的承认，但是我认为它是西方的话语体系讲西方的市场，荼毒很深。我抽离出来觉得不应该这样，我们可以用它的一些艺术方式说话，但是我要讲的还是东方的东西。你怎么看八五新潮对我们国家艺术，包括文化、包括电影的影响。

陈丹青：你觉得这张剧照怎么样？

同学：很美。

陈丹青：这个动作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

同学：无所谓，它是世界的。

陈丹青：行了，已经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了。八五新潮是走向世界，变成世界的第一步，你说你要学东方，你指东方哪个国家？

同学：我们国家，我是中国人。

陈丹青：中国的具体什么？

同学：儒道墨的思想，哲学的来指导我的艺术。

陈丹青：我没意见，希望你能够学到。

同学：在我们当代艺术创作中，把东方的东西传承下去，如何看待东方和西方冲突与碰撞，两位青老师，对于我们现在创作的人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作出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线路的作品，走什么样的路？

陈丹青：我现在亦步亦趋在学西方，我的油画，我学的还不够，远远不够。但是有个活例子在这，就是江青，她从上北京舞蹈学院，然后到香港，然后又到纽约组团江青舞蹈团，你问问她，她怎么把东方的舞蹈美和西方现代舞搁在一块，阳关、阳关就是中国的词，西方没有一个舞蹈名字叫《阳关》。此外她在动作上，她在美学上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她常年呆在西方。

江青： 我觉得作为一个搞艺术创作的人一定要真诚

江青：我有一个章节就是讲西出阳关，我写了非常多，整个我是怎么从中国古典芭蕾舞开始接触到现代舞。现代并不就是西方，这个观点应该是非常清楚。我觉得作为一个搞艺术创作的人一定要真诚，我的教育背景是中国，最重要的是我成长的阶段是中国，所以我在外边去做作品的时候，我没有刻意要去追求西方或者是保留我原来的东方，因为你真诚的作品一定会把自己原来所有的经验，你的文化背景带出来，这是非常自然的。

同学：你提到现代性，我认为现在的艺术有一种国际的趋势，从电视上看特别明显。现代性和国际主义放在一起，怎么能在国际的视野上坚守自己，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我是学校学电影的同学，我受到艺术史的教育80%是西方的，20%是东方的，老师上课不说自己的想法，他说哪年哪年什么什么思想，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现在的学术研究太空了，（？人名）做电影非常负责任，这本书作为一个教材来书的，但是它里面空，非常大的哲学思想。学术界都是这样，中国电影里面太多拿起摄像机瞎说话，一本教材有很多复杂的句式，学生很不明白，然后他又复杂的句式和高深的哲学思想我们更不明白了。

江青：我接受在那场演出的时候改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愿意这个名字勾起大家的痛苦

同学：请问江青老师，我首先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吓了一跳，当它涉及到你家人那么多利益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改名字？是什么让你觉得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这种东西，这种精神在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父亲母亲身上可以找到类似的精神吗？

江青：文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收到了家里的信，叫我们绝对不能够跟他们再联系。从文革开始大概66年。我们家里头因为我的名字所受到的波折，我一点都不知道，给我三姨的坐飞机什么的，她的罪名就是你的外甥女怎么敢用伟大毛主席的爱人的名字。还说你们故意把她的独字去掉，就是为了侮辱江青同志。这是是她受到的。可是在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1978年我才知道她所受到的委屈。1979年陈锦清才告诉我他因为我的名字受到的磨难，可是在这个之前我是不知道的。

我到后来受到的所有困扰，可是不妨碍到别的人，只是在1980年我在中国演出的时候，我接受在那场演出的时候改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愿意这个名字勾起大家的痛苦，我觉得我来中国演出是为了让大家接触到现代舞，作为一个传播者，我不希望在我工作的同时勾起大家受到的痛苦。

另一方面，那是我的个性吧。我的原则性很强。

同学：你顶住了来自于亲人的压力，但是周边朋友的压力很难控制，你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陈丹青：江青女士的好几位家属都自杀了，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名字有关。

江青：我家里在文革的时候有三位自杀。一位是被送到乡下的一位亲戚，因为家里成分不好，家里的土地老早捐出去，等于回到一无所有的地方，有一天太饿了，他就偷吃一碗稀饭被人发现。

另外一位我的叔公，因为他偷看了平常人不许看的参考消息被人发现，他因为家庭成分的关系他很怕，烧毁了所有的身份证，跳河自杀。

我的表弟，我二姨的小孩，因为我二姨和外公抓进去，说她生活作风不好，她的丈夫也被抓进去，在不同的劳改场。她的儿子一直作为一个流浪儿，不敢讲自己的父母是谁，因为怕受到更重的惩罚，到最后还是被抓住了，被活活打死的。

这些事情我完全不知道，一直到我妈妈1976年回中国的，她才知道这个事情。可是她也没有告诉我，等我1978年跟我先生回中国的时候，她才告诉我这个事情，因为她怕我伤心。

陈丹青：人有本能的，逃是一种本能

同学：问一下江青女士在10岁的时候什么都不大清楚，还有16岁都能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到底你有什么样的信仰，有什么样的希望？

江青：我10岁的时候实际不是有什么信仰，可是别人指指点点，我外公在监狱，我去看他，我当然觉得抬不起头来，家里人关在监狱里，是历史反革命，我对革命没有概念，后来变成反革命的家属，全中国都在唱镇压反革命的歌，我就是想逃，作为一个小孩子我就想逃离，没有人知道我有这些事情的地方。

同学：逃也是有一种思想意识。

陈丹青：你如果生在那个环境，10岁你也许有同样的决定，人有本能的，逃是一种本能。

陈丹青：我不知道你说应该守住自己的什么是叫做守住。我当时守住的就是我还是非常想画画

同学：江青老师经历了很多苦难,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经过很多苦难，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现在，中国还是要靠我们的，我们要守住作为中国人应该守住的东西。

陈丹青：你觉得你守得住吗？

同学：我不确定我守得住。

陈丹青：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忽然发现一切是个骗局，当然政治压力和今天完全不一样，但是全社会给你的讯息我不相信这个社会。但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你说应该守住自己的什么是叫做守住。我当时守住的就是我还是非常想画画，最后我发现我对了，就像她非常想跳舞，想做电影，对了。你得有一件事情做下去，不要因为周围的恶劣环境或者挫折，或者种种，你就停下来，你做下去，而且假如你有才能，你认为你有才能，做下去。这件事情会报答你，然后有一天有人会说你守住了自己的东西。

江青：我是永远不相信如果

同学：问江老师一个问题，刚才讲家里亲人去世你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如果在自己的尊严和家人产生冲突的时候，不知道你选择自己的尊严，还是选择家人的安全？

江青：第一我是永远不相信如果，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我做了就是做了，而且我也是向前看。因为你现在所问的问题，如果并没有产生，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他们因为我的名字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到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是我自己受了委屈，而不是影响到别人。可以讲，如果我知道的话，你现在问我我开始想，我想我会做牺牲吧。因为你也知道，我最后留在香港也是为了我的弟弟们，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陈丹青：有一种隔绝在座的年轻人真的是不知道，就是在1978年允许跟港台通讯，信可以收到，可以发出去，此前整整30多年你不可以往香港寄信，尤其是台湾，信息、报纸、广播全部是中断的，很多海外的人都是到1978年、79年回到中国才知道他在故土的亲人发生了什么。真的是不知道。我爷爷那时候在台湾写信必须写到香港，由香港我的叔叔转寄给我，但他不能标明是爷爷写的字，他得装成我叔叔那个名字。我们只要一收到叔叔的亲笔字，就知道那是我爷爷的信。而且一年只能通一两次，非常危险。

江青：而且是他们叫我们不要跟他们通信，我们怕我们的信会影响到他们的安全。

陈丹青：今天你们可以跟台湾来的人随便见面，通航，走到这一步多少心酸，对峙、两岸谈判，等待，终于到今天这一天，非常非常不容易。

江青：镜子和镜头在我人生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

同学：江青老师，昨天在发布会上见到你本人。我有两个问题想请你解答。在你获得金马奖以后，生活出现一系列变故，这也算是你人生中比较大的挫折，你从这些变故与挫折中得到了什么？另外这件事对你从影视演员转向专攻现代舞的舞蹈家有什么影响？您说现代舞和你的生活是一样，朴素平淡，你专攻于现代舞之后，对你个人的性格产生哪些转变？

江青：我得金马奖并没有得到挫折，我实际是舞蹈出身，非常偶然的原因李汉翔导演让我做《七仙女》的电影编导，女主角因为其他的问题罢演以后，我从编舞者变成女主角，所以我第一部戏是身兼两个身份。在七年里，我没有过过一天普通人的生活，我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大的比较，做舞蹈演员的时候，你在学校里练舞，长一点功要练很多时候，要出很多的汗。而在演员生涯里，这七年没有过过一天普通人的日子，我非常怀念学生时代的生活，我可以在大街小巷里吃碗牛肉面，可以逛街，可以捡破铜烂铁，可以到农村去劳动。我也很庆幸自己了解中国真正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而在台湾做电影明星的阶段，七年我没有坐过一次公共汽车，每次不是剪彩，就是宣传，要不然就是在摄影棚里，完全没有跟社会接触。这是我书上写的。

我得金马奖之后没有困扰，我的婚姻有困扰。

同学：你的生活出现变故，对你之后的事业有什么影响？

江青：很简单，等我离开电影界1的时候，我写了一章叫《两镜之间》，镜子和镜头是完全不同的，镜子是舞蹈演员永远在照自己，对着它我很习惯，我觉得自己心里很踏实，可是镜头也包括摄像机、电影摄影机，可以给你做模糊蒙太奇，完全是镜头看你。也可以给你放大，也可以给你缩小，也可以是显微镜。镜子和镜头在我人生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在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对这个七年的镜头下的生活非常非常厌倦。这个是我的困扰。

江青：找到现代舞创作的路之后，我也发现我找到了我自己

同学：你在书中现代舞和你的生活是一样的，朴实平淡才见真，你专攻现代舞，有没有对你的性格产生影响？

江青：我不知道是不是性格。当我走回镜子的时候，走回舞蹈的时候，我看到了传统舞蹈的局限性，我自己还是很喜欢，而是在我生活中有了非常多的经验之后，我希望找到一个舞蹈语汇可以抒发我的感受和经验。当我在美国第一次看到现代舞，对我的震撼是非常非常大。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华丽的技巧，非常多的装饰性的布景，而是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找到现代舞创作的路之后，我也发现我找到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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