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新冠病毒压垮我们的精神：对话德国精神病专家张卫奇教授

小编按

德国新冠病毒疫情日益严峻，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很多人居家工作，由于禁足等防疫措施，公共生活与社交活动停摆。在这种压力之下，人们的精神会发生某些变化，甚至患上心理疾病。德国《华商报》组织3位记者对德国明斯特大学分子精神病研究所主任张卫奇教授做了专访。请他详细讲解在防疫中我们如何保持心理健康，化解压力，为疫情之后的工作与生活做好准备。

张卫奇简介：

医学博士，终身教授；

近十几年来，他的团队与德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苏德霍夫多次合作，在自闭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和其它精神疾病的分子发病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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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报特约记者：叶莹、张丽、田丽萍

记者：

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中，海外华侨华人经历了最漫长的痛苦经历。有个说法：此次抗击新冠肺炎：中国打上半场，外国打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全场挨打）。

在这种长期的心理压力之下，会导致什么问题？我们在德国正经历一种危机，公共生活停摆，很多人被禁足在家。很多人害怕、惶恐。如何描述让人难以摆脱的这种害怕情绪？

张教授：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勇敢的孩子不应该害怕。其实害怕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生理反应，所有动物都必须具有的，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的条件反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假如一头老虎走到你面前你还不害怕的话，很可能你就会被老虎吃掉了，你的基因也传不下来。害怕能帮助我们成活，这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正因如此，害怕在每个人身上所引起的生理反应基本差不多的，就是心跳加快浑身出冷汗，全身崩紧，你的注意力就只看到眼前的这只老虎了，你的饥渴疲劳瞬间消失。在危机的关头，我们没时间理智地考虑，唯一的选择就是逃跑或搏斗，用英语来说就是flight or fight。

网络图

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后天性的害怕“，这种害怕跟个人生活的环境、社会、个人经历、教育以及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这种害怕的反应完全因人而异。比如说，大多数人都害怕黑暗，但是到底为什么？鉴于每个人的不同经历，回答可能完全不一样。实际上，害怕黑暗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黑暗中有什么值得害怕，恰恰相反，害怕黑暗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黑暗里有什么。于是，这种”未知的危险“会引发起我们的想象力，甚至会无限放大我们的危机感。

面对新冠病毒，很多人都害怕，这种害怕我将其称为”混合型害怕“。首先，我们对国内疫情的了解却比一般德国人多，德国人是从3月才逐渐知道病毒的厉害，而我们从一月底就开始紧张了，现在国内疫情好转，而欧洲疫情正处于上升期，真是打了上半场还得接着打下半场。所以病毒有点像老虎，会引起我们很多先天性反应。但是，大多数人只是间接地看到病毒的危险，没有个人经历，更缺乏专业知识，所以病毒更有点像黑暗，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将面临着什么，正是这种由新冠疫情带来的个人无法控制的”无能为力的感觉“，令人不安，让我们产生恐惧情绪。

每个人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小时候我们虽然都害怕黑暗，但是我们却特别想听大人给我们讲“黑暗的故事”，它们虽然没有直接教育我们勇敢，却巧妙地告诉我们，黑暗并不可怕，因为黑暗中的很多东西我们在白天都见到过。现在面对新冠疫情，很多人都很害怕，于是大家都想听“黑暗的故事”。当然，我们现在想找的是那些专家，最好是“钟南山”和“张文宏”这类英雄。很可惜的是，现在网上不仅仅有那些有专业知识、更有责任心的“钟南山”和“张文宏”之类的专家，也有太多不负责任、轻易下耸人听闻定论的传言，它们非但不能帮助我们面对疫情，反而会增添我们的恐惧心理，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记者：

在疫情开始时，大约2月25日到3月初，德国RKI，病毒专家Christian Drosten和卫生部Jens Spahn都反复说：Panik ist schlimmer als Coronavirus.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张教授：从这一点来说，恐慌的确可能比病毒更可怕。因为病毒已经有专家研究，总有一天我们会得到药物和疫苗，大多数人一定能健康地度过新冠疫情。而如果你不加思考地听信了网上很多不负责任的流言，并以此指导自己日常的生活，就可能就会造成一种长期的恐慌性的心理压抑，若不能及时解除这种压抑，很可能对你一生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

记者：

在新冠病毒笼罩之下，人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应对害怕情绪？有没有一些缓解的手段？

张教授：我们上面说了，害怕老虎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它保证我们能度过危机。因此我们对病毒也一样，应该有所敬畏，理智地与病毒保存距离，就是要预防。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有的行为，它能保证我们度过这个危机，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说，这种害怕实际上是人的天性，对我们有益，没有必要把它驱除，完全不知道害怕反而是问题。

另一种恐惧就是对黑暗的恐惧。这种恐惧没有具体的根据和科学道理，往往是出于一知半解，缺乏理智或人云亦云，我们需要缓解的正是这种恐惧。

这时候我的建议就是像小时候听故事一样，跳出自己的小圈子，认真理性地听专家们讲病毒的特性，致病原因，听医生讲经验和科研成果等等，同时你自己要分析，平衡利弊和权衡自己的行为。

我们都知道，目前疫情发展很快，网上信息数量大，传播快，鱼目混珠，真假难辩。我以为，这个情况下使我们华人恐惧加剧的还有以下三个原因：

01

很多华人虽然生活在德国，但不怎么利用德文媒体，关于德国的信息反而是通过中文媒体得到的。而国内刚刚从疫情中走出，像武汉那种极端情况下的恐惧与陷入绝境的情绪自然而然地传递过来。

02

是先入为主。很多人已经在国内疫情期间形成了自己的定论，很容易拿国内情况和德国作比较，很难接受别人的解释，更难改变已有的认知。所以经常在微信群里各持己见，解释了半天也改变不了他原有的观点。

03

医学上的很多知识和道理都很复杂的，而且很多方面还没有定论，只是假设或者现阶段的理论，出于严谨，科学家往往不把话讲死，留有余地，更不会一言堂，但很多人会把这种严谨理解成没有把握，不可靠，失去了关注的兴趣，就期盼能出来个大英雄，振臂一呼，告诉他结论，告诉他怎么做。所以，现在网上突然冒出了很多所谓的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投其所好，他们对很多专业知识本身就一知半解，却更加简单化，然后下一个不容置疑的定论，表面上很容易听懂，好像有理有据，貌似合乎逻辑，实际上，不严谨甚至错误的推论就隐藏其中，非专业的民众很难分辨，容易受其蛊惑。

怎样才能在这个非常时期避免恐惧呢？除了理性看待上述三种不良因素外，我还建议不要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在病毒上，不要太过于关注疫情发展的数据，把精力多放在身边的事物，放在家人、亲友身上，有些时候，尝试着忘记病毒的存在，像没有病毒那样地生活。现在有很多文章都在说什么药，什么疫苗，什么“救星”马上就出现等等，这种不成熟的文章都是因为人们强烈的愿望而被疯传，成为头条新闻，这种焦急等待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大家应该清楚，疫苗和药物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还需要大家带着冷静去期待。

记者：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有人因新冠病毒肺炎而死去。死亡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在西方基督教的传统中，死亡是一个经常提到的话题。据说在意大利的瘟疫中，一些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紧缺的急救机会主动留给了年轻人，自己选择了死亡。但是在中国传统中，死亡是一个恐惧而禁忌的话题。我们在德国的华侨华人如何思考这个困难的议题？

张教授：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对死亡的态度跟欧洲人不同，忌讳较多，因为不吉利。我本人在德国生活很久了而且本身是医生，忌讳少，倒是容易面对。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说或建议其他同胞，以新的视角来面对这个死亡的议题。在德国的华人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新冠肺炎对这些年轻人的威胁相对小一些，所以这些年轻人要保护自己，更要善待那些身边和周围的老弱病残者，既热心地帮助他们，更要保护他们。

网图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能为身边和周围人献出一点自己的精力，做一点事，实际上也是消除自己内心恐惧心情的最好办法。

记者：

禁足与隔离在家的人，时间久了，心理会有变化。据报道，在中国一些城市开禁后，出现了离婚潮。这是为什么？

张教授：这个问题有点不好回答，至少现在还很难说，德国是否在疫情之后出现离婚潮。实际上这取决于原来的家庭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交流好的，禁足也不会影响到什么。如果家庭成员之间平时比较疏远，家里人都不怎么见面，自己忙自己的事情，禁足之后，都憋在一个小房间里，每天见面，就容易出现一些以前还没发现的矛盾。那些以前因为工作忙碌，各自有自己小世界的夫妻，他们在性格，爱好，习惯上的差异也可能因为禁足而被放大，变得不可接受。

记者：

德国的报道说，在目前居家工作和停课的状态中，家庭暴力也增加了。孩子受到虐待的数目在增加中。如何处理禁足中的家庭关系？

张教授：我听说停课以后，或者在上网课后，德国很多家长都发现当老师是很不容易的，在家里教孩子挺麻烦的，因为那些孩子不听话。但是虐待孩子那种情况我没听说过。我觉得有孩子的家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孩子跟大人不一样，大人拿一本书，或者在微信上可以搞半天，但是孩子好动，大多数成人没有这么多精力去陪着孩子。现在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一天到晚陪着孩子，很多人并不能够适应。所以德国有很多家长就埋怨说：哎哟，没想到当老师这么难啊，没想到我们这个孩子原来挺乖，但是整天24小时在一起的话，就发现有很多问题，招架不住了。

总之，不管哪个家庭，禁足都是一个非常时期，要处理好家庭关系，不容易。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不要自由散漫，而是建立一个家庭生活的固定节奏，让每个家庭人员既有自己的自由空间，也有家庭共同的社交、娱乐场地，这种日常生活的松紧调节，更有利于增强家庭和睦。

你们刚才问道，如果因为精神疾病而发生家庭暴力了，而且当事人不愿意接受医生诊断治疗，怎么办？一般在德国是这样的，德国的医生不允许自己做广告，也不允许没有病人的请求不请自来。但是官方医生有这个权利。就是说，当家庭暴力发生了，你就要卫生局那边去说明情况。然后官方医生就会不请自来，然后他有权利，而且可以请求警察的帮助，即便这个病人他本人不愿意，也可以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进行检查和治疗。这是在德国处理因为精神疾病而发生家庭暴力的唯一方法。

记者：

隔离和禁足，亲朋好友不走动了。社交的关系和友谊如何在开禁后继续下去？居家隔离和禁足的人，要避免心理出现问题，最好怎样来打发时光？

张教授：我们原以为新冠疫情是短暂的。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自我隔离是马拉松跑。很多人可以鼓足勇气快速短跑，但没做好进行长跑的准备。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一口气把力气全用完，而是要细水长流。

在这种非常时期，整个大环境现在是不正常的，但是从心理上来说，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小环境里给自己建立一个正常的环境。

怎么去做到呢？我觉得有下面的五点：

1

我们都会说，月有圆缺，日有朝夕。对每个人来说，这种圆缺的交换，休息和工作，白天和黑夜就是生活的正常环境。因此自我隔离以后，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不上班，不上课了，所以可以自由散漫了。恰恰相反，你必须为自己建立好一种正常的作息规律和时间。或者说，就是必须建立一个正常的生活节奏，这样你才能保证自己的心理平衡，才能避免你的心理崩溃。

2

不管你现在与家人亲友在一起或者在网上聊天交谈，一定要注意改变话题，经常选一些远离新冠疫情的话题。虽然现在疫情很严重，但这个世上除了那个病毒，还有很多值得去关心的话题。要不你很可能开始钻牛角尖，然后会不可自拔，出现一种心理上的崩溃。

3

不管现在多么紧张，不管我们多么关心疫情的发展，我们都应该给自己一段清静的时间。也就是说，至少有一段时间远离手机，远离电脑，远离微信。然后为你自己心爱的或者周围的人，（共同）做一些自己愿意去做的事。另外，要顺利度过这段自我隔离的时间，安稳睡觉很重要。睡觉不好的话，心情肯定不好。所以大家都应该养成习惯，睡前半个小时别看手机，特别是别看与疫情相关的信息。这样，你才能睡得安稳。

4

在自我隔离的时候，为了避免有度日如年的感觉，要为自己找一个或几个目标。譬如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整理一下过去的照片等等。有目的的生活，就不会那么枯燥和乏味。

5

我最近收到很多朋友来信，他们都说现在有点忧郁，睡不好，所以我想建议，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规定一段时间去做一些体力劳动，不要整天只是脑力劳动，要进行适当的、适合自己的体育锻炼。有可能的话就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沐浴阳光，这样你的心情好了，对你睡觉有好处。最终也就是对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有好处。

记者：

新冠肺炎给德国社会带来了一些改变。比如#NachbarschaftsChallenge,#Risikogruppe。人们平时因为隐私而没有交往的人，联系多了。今后德国人与人的关系会不会发生变化？

张教授：这个非常时期每个人多少都会产生一些恐惧感，对大多数人来讲实际上没有什么危害，一旦疫情过去，一切都会恢复。但是有一些人，他原本身体上或心理上就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长时间的隔离，缺乏交流或者心理压力，让自己压力不能释放，这些人就很有可能会出现那种忧郁，甚至产生心理疾病。

实际上在这种非常时期，你很可能会发现身边的人在有些方面变了。或者你会在那些人身上看到，一些你以前没有看到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实会产生一种变化。我们开始关心他们，设身处地和他们进行交流，给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很多人喜欢说现在是停摆了，实际上我觉得德国的情况并不是停摆而是慢摆。我们应该趁现在这个慢下来的情况，做一些以前不能做或没有做到的那些事。

这次疫情会让人的心理产生变化：我们都开始注意医学，都开始懂得了很多关于病毒关于疫苗的知识。同时，我们会有一种错觉，觉得好像得到这种疫苗，或者新药以后，问题就能解决。我觉得它们能够解决疫情，但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开始利用这个时间静下来想一想，看一看自己和别人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变化或许让我们因祸得福，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紧密，而不是越来越远。

记者：

对于害怕，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即使同在德国，同是华人，有的很害怕，有的可能就没那么害怕。这个跟性格等各方面都有关系，即使一个家庭当中的，比如说亲姐妹，亲兄弟，他对这个疫情的反应也不一样。比如有一个中国人跟我说，咱们这边的防疫措施差多了。他说在国内，家里一个人出去，比如买东西，他回来的时候，还没进门儿，屋里人就拿着喷壶给他往身上喷消毒液，然后把鞋，外衣都要脱在外边，根本不要拿到屋里来。这种情况我觉得在德国很少能做到的。

张教授：我刚说的对老虎的先天性害怕，大家的反应都差不多了，除非你是经过特别训练的猎手。但是对刚才说的黑暗的那种反应，害怕的程度也确实是因人的经历和个性而异。因此，很多人对新冠疫情的反应也很不一样。

中国很多同胞就会做比较，说现在中国经过了灾难，现在疫情已经改善了，所以中国就应该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大家应该来抄作业。这样他们就会拿中国和德国比较。有一部分人，他还是愿意接受你的解释，为什么德国和中国的处理方法和规定不一样。但是有些人，他本身就不愿意接受，所以他一直是用中国跟德国比较。这样一来，他就觉得德国很多东西比中国差。这实际上就是跟每个人的经历和认识不一样。

记者：

我想到一个事情，不知道可不可以作为类比：我们都很怕蛇，但我在电视节目里看到，非洲的土著人能够徒手就把蛇抓住。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蛇比喻成这个病毒，就是你随着对他的了解，虽然它可怕，但你总能抓住它的七寸呢。就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不要去怕这个病毒感染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而是要专注于了解病毒的特性，然后做好自身的防卫，就能预防心理上产生恐惧。

张教授：嗯，我觉得这个和那个疫苗还是有区别的。就说我们往往都能够对付我们看得到的东西。如对付一只狗啊，一只猫一只老鼠啊，或者一个鞋盒啊。对这种东西，我们都有自己的对策，也学会去面对它们不害怕。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病毒实际上是一种黑暗，因为我看不到，所以会害怕。这种害怕要解决，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医学。如果问题得到解决，有抵抗力了，不会生病，那就不用怕。但我们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要说服别人不害怕，这个确实比较难的。

记者：

张教授，有一个疑惑的问题，在我们朋友小微信群里，平时大家交流很轻松温馨。可自从这个病毒来了，有的人却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任何一个话题都给人负面的感觉，经常把一些一眼就能看出不符合常理、或传递恐惧情绪的东西转发到群里。很奇怪的是，这些人并不是普通的人，都受过中德高等教育，有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的人。从知识面来讲，这类人应该是更有知识更有理性见地。那么您觉得这是一种和原生家庭有关或者是个人性格中的一些心理现象吗？

张教授：我一直强调，害怕不是一种病，是人心理上的一种状况。比如说一个人看到一只老虎，或者看到一条蛇的时候，他就是惊呆了。惊呆的时候，这个人的表情、举止跟原来完全不一样。这种惊呆了的状况呢，可能是很短的，就是老虎跑了蛇跑了，惊呆就没了。但是也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在这个疫情当中你描述的那些人，他好像变了人，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停留在惊呆状况。只不过这种状况呢，不是瞬间的惊呆，而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你也可以说他的精神状态在这段时间不正常，但这不是生病，一般情况下，只要疫情过去了，他也会恢复原样。但是这种状况也可能继续下去，也可能会衍变成精神疾病。

总之，以上描写的状况跟当事人的知识面和教育程度没有直接关系的，往往是跟人的个性遗传以及他小时候的经历很有关系。

如何面对这些人呢？其实可以这样说：你发现一个人得了重感冒一样，有时候他的表情、行为和情绪就跟原来不一样了，能理解这一点，你就不会生气了。一旦你能理解他，也就能帮助他，然后等待并希望他早日康复。如果他不能康复，假如这种状况继续延续，你就应该劝导、帮助他去接受医生的诊断，如果需要，让他接受治疗。

张卫奇简介：

医学博士，终身教授；现任德国明斯特大学分子精神病研究所主任。

1986年，德国波恩大学医学系本科毕业。

1988年，获得德国波恩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88-1989年，瑞士伯尔尼大学医学院神经内科就读博士后。

1989-1992年，瑞士伯尔尼大学医学院生理研究所就读博士后。

1993年，英国牛津大学医学院生理研究所就读博士后。

1994-1996年，瑞典皇家卡罗林斯卡学院学院诺贝尔神经生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1997-2008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理研究所副教授，教授。

2008年起任德国明斯特大学医学系终身教授。

2017年起被聘任为同济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

近十几年来，他的团队与德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苏德霍夫多次合作，在自闭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和其它精神疾病的分子发病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主要关心遗传性神经发展障碍分子发病机制，研究基因和环境如何互相作用，影响人的大脑以及心理。近些年，他的团队开辟了新的课题，研究遗传以及表观遗传对大脑，神经环路构成和突触可塑性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病历变化，寻找造成精神疾病的新的机制和治疗模型，促进分子精神病学的临床转换。

*图片来源于网络

注：本文版权属于德国《华商报》，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转载需与本公众号联系，并注明来源：微信公众号 “德欧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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