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颠覆传统思维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1)
企业家日报主编管益忻教授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现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在研究、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如何以顶层设计思维，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搞好宏观调控，解决好一系列重大问题，至关重要。鉴于此，近日本报主编管益忻教授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研究员进行了一次对话，现整理如下。
■ 徐伟 杨子健 刘立华
宏观调控要注入新思维
郑新立（以下简称“郑”）：迄今为止中国搞了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正是因为这么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才发展得这么好，世界有目共睹。现在就连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在研究、学习、借鉴中国的模式，美国在最近几年较快突破危机，搞宏观调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借鉴中国经验的结果。经济危机爆发之后，面对这么大的金融危机，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逐步走出了危机。
管益忻（以下简称“管”）：从QE1到QE2，到QE3，美国一再地搞货币量化宽松，并没有搞深层的调整结构。伯克南下台，耶伦老太太上来，购买额还从750亿降到650亿，但并未调结构。
郑：美国实际上把危机的影响转嫁出去了。
管：债务是转出去了，但他们自己深层结构问题并没有解决。
郑：人家现在有经济复苏迹象，而咱们自己有点受他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影响。搞得政府不敢说宏观调控，一说宏观调控有些人就反对，说政府干预市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两者不可偏废。政府把不该审批的事都交给市场，不要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但是宏观调控还必须得做。
管：其实世界各国都搞宏观调控，也不唯独中国在搞，是吧？
郑:对。就现实作法来说，我们的宏观调控还是从西方学过来的呢。从德国、美国学过来的，当然，学的过程中又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加以创新了。
管：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一个总的形势，总的看法能否给出一个大致的定调？特别是如何颠覆传统思维，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的问题。
郑：前不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了很多专家学者座谈，大家认识上也有一些分歧。两会上记者问总理，我们去年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总理说最大的压力就是经济下行的压力。经济下行的压力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今年的形势证明压力仍然存在。主要矛盾方面还是需求不足。它的成因既有周期性作用影响，也有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长期因素和近期因素交织到一起了。长期因素就是2000年以后，中国的GDP出现了长达十年的、两位数的增长，这是中国的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即高增长，低通胀，生产能力明显增长。
管：生产能力十年间两位数增长，这是了不得的辉煌成就。生产能力的空前增长，其核心在TFP，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大提高了。现在发展方式转型应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认为过去的伟大成就似乎是粗放型取得的，这是不对的。理念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郑：生产能力增长，这是事实，我国200多种产品生产能力是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超过美欧日总和。钢铁产量中国是世界第一，河北省是世界第二，唐山是世界第三，唐山市的迁安县是世界第五。这表明2000年以后，我们靠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带来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这成了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近期来看，主要问题还是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疲软，所以我们出口增长受阻。长期矛盾和近期矛盾结合到一起，造成需求不足。解决这个矛盾从根本上来讲，还是靠转变发展方式，当然，宏观调控要注入新思维。
转变发展方式是十七大提出来的。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是扩大消费；第二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第三是加快科技进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围绕转变发展方式进行改革，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是释放消费潜力，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要释放消费的潜力，还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时间可能需要长一点，因为分配结构的调整需要税制改革。第三产业“营改增”的改革现在看效果很明显，去年以来，我们的增长速度比较低，但是就业没受到很大的影响，主要是依靠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改革才刚刚开始在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全面推开，所以它的效应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如果完全发挥出来的话，改革将会释放出巨大的就业需求。我算过一笔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是46%，比较高了，但是就业人数只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34%，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60%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0%，我们离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还差16个百分点，不是一般的差。如果通过“营改增”的改革，第三产业的税赋和第二产业拉平了，把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比例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那么就可以多创造一亿一千万个就业岗位。这么大的就业容量空间还有待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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