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军：凡事懂了才做 切勿不懂装懂
徽派：文学符合你最初想要成名的愿望吗？
潘军：我最早是学美术的，完全自学——我所有的爱好都是自学。那时候在农村当知青，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画画，背个写生夹到处去写生，夜晚在煤油灯下临摹连环画，感觉这个日子就不怎么难熬了。我记得在农村把几本连环画《铁道游击队》大致都临了一遍，两三个晚上临一张。下雨天农民不干活，我把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画了一遍，有的不止一遍。1977年恢复高考，我觉得我的日子来了，第一时间收拾行李，借了个板车就往回拖，走到村口遇到大队书记，他说你考上了再回来拖行李也不迟嘛，我掷地有声地回了句：只要凭考，我就不怕！结果第一年报考一家著名的美术学院，考试成绩不错，都经过体检了，但是第一年的高考需要政审，那时候我父亲还是“右派”呢，所以我的考卷就转到另一所普通的高校艺术系，我没去，那不是我想上的学校。半年后，1978年，是全国第一届统一高考，我该考了文科，就上了安徽大学中文系。从这之后，我的心思就放到了文学创作上，那时对我而言，写作和绘画，都是表达的一种手段，我需要的就是表达。
徽派：迄今为止，哪一部作品比较能够表达你的个人情感？
潘军：客观地说，按我个人标准能打80分以上的作品，长篇有一部，中短篇有几篇，加上一两部话剧。这跟评奖没有关系，跟转载多少次也没有关系。老话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写得好不好只能是自己清楚，外面的评价并不重要。我一直认为，写作和阅读是互动的关系，好的小说作家只能写出一半，另一半是读者写的。打个比方，文章就像一杯茶，作家提供的是高品质的茶叶，读者是水，有不同的水：沸腾的，半沸腾的。刚刚沸腾的水去泡，肯定是杯好茶；但最好的茶叶用温水冷水是沏不开的，那这个小说写给谁看呢，它没有互动，没有回馈。要鉴定两人阅读水平的高低，做个实验就可以了。比如，同一本书，大家把各自认为精彩的地方划出来，最后放在一起比较，重复的肯定是少数，绝大多数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水平的差异。至于怎么样去衡量一个作家的能耐，我觉得，好的作家能把感受（包括思想）和表达出来的距离缩短，越短越好。99和100是两个数字，只差一步，但那个1，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登不上去。
拍电视剧是为电影热身
徽派：十几年前你刚刚转型做编剧，给不少人留下难采访的印象，是跟人群刻意保持距离还是本性使然？
潘军：两方面都有。当年苏州大学的教授林舟采访我，他说不知道是文坛远离了潘军还是潘军远离了文坛？我觉得是双向的。我写了不少书，拍了不少戏，也画了一批画，但我不加入任何与文学艺术有关的组织，只交朋友，不入队伍。三十岁的时候我还有这种激情，后来听说有人说我很有野心，我索性就公开宣布：辞去一切职务，放弃一切待遇，拒绝某些荣誉——我从来不会申报任何奖项，甚至有些奖项颁给我，我也不会去领。因为我觉得，一个写作的人或者拍戏的人、画画的人，这些都毫无意义。一个作家、艺术家的野心应该局限在作品的范围内，而不是跑到作品之外，那不是你的舞台。
徽派：作家转型做编剧导演是突然的还是你的主动选择？
潘军：一个人作出某种选择，有的是经过了思考，有的是被逼无奈。比如做电视剧，我有两点诉求，当我面临人生窘境，特别是经济上的窘境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怎么通过自己的手去挣钱。一个男人的履职不能靠耍嘴皮子。另一点，是我确实想做导演。有一回我跟余华闲聊，我说我做不了最好的小说家，但有可能成为最好的导演。因为我是作家出身，懂导演基础，懂绘画，懂表演，这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当然有条件成为好的导演。所以我做电视剧是为我将来拍电影进行热身，遗憾的是，这个热身时间太长了！我想做的电影要么立项通不过，要么资金到不了位，要么演员中途来不了，于是就拍了十多年的电视剧。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功成名就，这不是故作姿态，是事实。在我这里，一切都是清零的。我想写的和想拍的，都没有实现。
徽派：先锋作家那个阶段在外人看来是很辉煌的经历，毅然决然进入电视剧，你对自己的要求很多吗？
潘军：我是比较随性的人，人生很短，几十年光阴，你想做的事很多，就要重新规划。如果说我还有点成功，我自以为个人规划比较理性，虽然我算是性情中人，但我决定这段时间做某件事情时是心无旁骛的。我集中精力画画时间很短，两三年时间，但有本质的提高。以前我说过，六十岁以前舞文，六十之后弄墨，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人生的分界线。我现在有完整的时间写字画画，这很享受。当你不能写不能拍的时候，总得选择一样东西和一种方式证明自己活着和活着的价值，这是我暂时离开北京的原因。既然我想写字画画看书，就找一个比较安逸的地方，安庆是我的故乡，回到安庆我感到很亲切。
潘军作品
徽派：编剧导演你是没有科班经历的，转型背后你付出了哪些？
潘军：不管做什么职业，首先面临的第一个条件是兴趣，但很多人也容易被兴趣的假象所牵引，所迷惑。比如现在很多小孩想当明星，但除了有这个兴趣，其他方面，如个人条件、天赋、能力又不能与之匹配，那就是误入歧途了。兴趣不等于梦想。至于我本人做任何选择，首先来自对自我的认知。我不会梦想自己某一天去开航天飞机或者指挥交响乐。
潘军作品
任何创作都是表达情感的手段
徽派：作家、编剧、导演、画家，哪一种角色给你的充实感和获得感最强？
潘军：不要把一个技艺变成一个光环，本来都是职业，作家，写字的；画家，画画的；导演，拍戏的。简单的事，职业而已。
徽派：其实你最开始是想当画家？
潘军：任何一种创作都是表达的手段，情绪、心态是一样的，只是用的材料不一样，目的都是诉诸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思想。人有表达的欲望，必须有个渠道释放自己。作为安徽籍作家和导演，回到自己的家乡拍这样的电视剧是我的心愿，安徽从古到今都应该是有文化底蕴的省份，但这个文化底蕴是靠每一个有专业能力的人去做，今天我添了一块砖，明天就会有人加一块瓦，这是有所担当的事情，跟个人名利没关系。某种意义上，文化显示的是一种情怀和一种精神，情怀就是爱，精神就是品格，是境界。任何东西要表达，光会写个好故事、拍个好故事是不够的。
徽派：享受个人表达的过程同时，你会在意外界的声音和评价吗？
潘军：我内心定力比较好，不糊涂，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它上不了天。电视剧就是大众视觉评书，你能做出一部《通天塔》或者《辛德勒的名单》吗？相声就是相声，哲学就是哲学，你不能用相声去解释哲学，但也不能因为哲学就让相声出局。对于一个创作者，外界的评价倾听就好，但不必往心里去。
懂了就敢做，不怯也不惧
徽派：当你面临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还会很有定力吗？
潘军：我其实是个内心很悲观的人，但还有点前瞻意识。当年人们讨论要不要下海的时候，我已经在海南岛做公司了；现在人们讨论要不要逃离北上广，我已经在安庆生活四年了。我有一个习惯，做任何事，首先我会想到最坏是什么结果？能不能承受这个结果？能，我就做了。比如做一件事，全部赔了，不能做；赔一半，我能承受，那就干，大不了不要这一半了。不能承受的事，我绝对不做，谁都说服不了。我可以搭上我的精力和金钱，但搭上人格和尊严不行。这么多年我的关键词是“等待”，加一句，“在煎熬中等待”，我想做的事什么时候能做成，不能操之过急，就得等。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徽派：你演过鲁迅、戴笠，这么多角色哪个让你最过瘾？
潘军：我没有把自己当演员。在学校我演过话剧，在自己拍的戏里串过角色，严格来说我不是演员，只是兴趣。我演过三次戴笠，《五号特工组》、《惊天阴谋》、《海狼行动》。《惊天阴谋》里面戏份比较多，要做功课。我认为戴笠首先是个人，仅仅看抗日战争这段，他也是有过贡献的。他也是多面体，不能脸谱化，原来请的演员演不好，只好我自己去演。在新剧里我演的是医院院长，我还特别邀请吴琼来友情客串了院长夫人。
潘军作品
徽派：作为“泊心堂”堂主，是还没打算停下来吗，人生这艘船想要漂到哪里？
潘军：泊心是指让心静下来，专心读书和画画。我在安庆的日子很安逸，平时出去，江南江北走一走，安静下来读几页书，有兴趣写字画画。但如果有一天，所有的条件成熟了，能让我出来再做几部我想做的电影，我会毅然远行！人生有两种遗憾，一种是有能力，但无条件，这种遗憾带有无奈的色彩；还有一种是给你条件了，但是没有能力去做，那只能怪自己修炼得不够，这是真正的遗憾。有一年我去好莱坞，《拯救大兵瑞恩》的制片人问我，你对美国和欧洲导演怎么看？我说欧洲的导演让我钦佩的多，美国的导演让我羡慕的多。他问我为什么这样说？我说美国的导演，你把他的条件给我，我也能拍出不亚于他甚至更好的作品；但是欧洲的导演的条件即使都给我，我也拍不过他，比如基耶斯洛夫斯基这样的导演，拍《蓝》《白》《红》的那位。这是个人能力问题。人要有勇气承认自己能力的不够。有人写小说很勤奋，也有人一篇小说就让人觉得出手不凡，刮目相看，眼前一亮，比如当年阿城和他的《棋王》。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记者 李燕然/文 薛重廉/图
编辑：素白
转载、勘误、福利、合作…加微信：envy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