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奇女子丁玲：唯一女子胜男 毛泽东赠诗(图)

这唯一的女人，就是丁玲。

延安时期，论创作的艺术质地，论作为作家在文艺界的影响和分量，她恐怕都是实际上的第一人，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女”作家。到1949年后，共和国文学最初的五六年，她的声望倘不用“如日中天”，则不足形容。

1953年，东德派作家代表团来华，到丁玲领导的文学讲习所访问。讲习所秘书长田间为此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相片，这四个人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鲁郭茅之后紧跟着就是丁玲，别人看了无法不触目惊心。

翌年，周扬为团长，丁玲、老舍为团员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出席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其间他们去苏联文学馆参观，看见馆内也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照片，也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同样的照片，同样的排列，出现在文讲所跟出现在苏联文学馆，含义和分量差得太远。这一回，仿佛不容辩驳地具有“公认”性质——国际的公认。

再细细品味一下，四人当中，鲁郭茅基本或主要是作为“五四”那时代的新文学代表人物，走出“五四”的之后的文学新阶段，受“国际公认”的作家实际上只有丁玲一个人。对此，两位同行者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这真是难堪到无法表达的滋味。

1955年以前，丁玲所给予别人的，常常就是这种滋味，它为后来发生的一切蓄足了能量。

1

这个女人心高气傲、

嫉恶如仇、精神强大

新文学以来，女性作家即为一道醒目的风景。20世纪上半叶，我们在其中次第看到了“四杰”：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这四人个性迥异，风格截然。冰心文雅、善良、博爱，绝对正派，她将这种品性一直保持到生命终头——从文章到做人。萧红，极度感性、细腻，充满灵气，像一个精灵，她是“四杰”里最富天才气质的人。张爱玲，混和了现代大都市的新锐和旧式的贵族的高卓与孤傲，她远离了人流，却对生活看得最透。

那么丁玲呢？

大器，大气，这是谁都没有而她独有的气质。说到技巧，丁玲很高，但其他人尤其萧红和张爱玲也不弱，甚至更强。明显在于笔力。丁玲的笔力，遒劲、浩大、坚实、强烈、辛辣。她很女性，然而绝无一丝女儿态。惯常的或者说由男性文化长期调驯出来的女儿态，无论思想主题还是言语口吻，冰、萧、张都有一些，唯一没有的是丁玲。

这是一个奇女子与生俱来的格调，并非30年代“革命”了以后，或在延安聆听了《讲话》以后才发生的转变。至今我仍认为，作为一个女人，她身上的基本气质“很不中国”。

她的语言，来自性情，绝不来自临摹或者追逐。这是一个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对社会对人性对生活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她的写作，不存在缺少现实针对性的问题，相反——在我看来——可能恰恰缺少一点点与现实的距离，增加一点点距离，她的作品也许就更悲悯宽厚，她的处世乃至遭遇也许就稍见裕和；然而困惑是，倘如此丁玲就不再是丁玲。记住，这个女人心高气傲、嫉恶如仇、精神强大。

她的个性，不单毫无温良恭顺、俯首低回的传统的中国女儿态，连传统中国男人所擅长的虚与委蛇的心态和行径，也被排斥和蔑视。她原本是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长久以来，她谈吐畅快，举止豪放，笑怒随意。她生命中的苦主之一刘白羽，这样描述1937年第一次见丁玲时的印象：“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这笑声，也会出现在某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但丁玲不是；丁玲如此，主要是极其自信，对自己的才华和内心极为骄傲。

自信、骄傲，甚至达到那样的程度：不把任何权贵放在心中，以为凭手中一枝笔，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2

毛泽东为丁玲赋诗一首，

唯一一次以诗赠作家

1957年夏丁玲落入命运谷底时，曾私下对儿子蒋祖林讲：“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微露悔意。“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少，周恩来、陈云、贺龙、邓颖超、康克清等；但首先是毛泽东。

丁毛之间，除开同乡之谊，更有贴近的私人关系——丁玲的一位老师陈启明，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丁玲本人，曾在长沙暑期补习班期间，与杨开慧同学。1936年，丁玲从南京脱离国民党控制，曲折抵达延安，与刚刚完成长征的红军、毛泽东聚首，极受重视，得到高规格接待，当晚专为她举行欢迎晚会，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均亲自赴会。毛泽东并且专为丁玲到来赋诗一首：“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此系毛唯一一次以诗亲赠作家，荣宠莫甚。丁玲所受待遇，除了名作家身份，除了她的到来对于日后知识分子大量涌来具有的象征意义，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私人渊源，不能说毫无关系。后来，1942年整风中，毛泽东将她与王实味区别对待，放过一马，也不能说与这层私交毫无关系。如此特殊关系，丁玲的表现是历来不加积极运用。

毛泽东所赠诗句，有诗意化的过誉，但也许丁玲的内心所读，却颇以此自诩。其心理根据有两个，一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普遍自命的“启蒙”的社会角色，一是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荣誉与抱负方面所特有的性别意识。这两个心理根据，足以使丁玲觉得一枝“纤笔”，可以所向披靡，成就极大的事业。

3

“丁玲一案”

将文坛变成大舞台

丁玲一案，整整两年时间，一波三折，峰回路转。两年中，也将中国文坛变成一个大舞台。不论名满天下的前辈，还是初涉文坛的后生，纷纷扮演一个角色，万般生动。

1955年丁玲事发，即因康濯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一些问题”。康由此进入中国作协五人肃反小组，继而再成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但是，到了1957年鸣放期间，丁玲的案子眼看就要翻过来，此时，康濯心生悔意，在会上洗刷自己：“我一提材料，就说我起义了，位置就这么摆了，摆了我就下不来。”此语引起郭小川极大不满，在日记中称其发言“令人作呕”，“此君的自我保护欲十分之强，斗争一尖锐，就又露出他的嘴脸来。”未久，风向转了过来，康濯急忙再度调整形象，作了另外一个重新严厉批判丁玲的发言。据说，韦君宜不顾压力，当即就“大声批评康濯反复无常”。

另一个在斗争中与丁玲“反目”的密友，是陈学昭。她指证丁玲不单讲过检查《文艺报》即是整她，讲过“一本书主义”，讲过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甚至讲过“周扬卑鄙无耻”、“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

郭小川在批判丁玲的过程中，态度是那样鲜明、坚决，即使自己关起门来悄悄写的日记，也没有流露犹疑和同情。

中国影剧史上德高望重的夏衍，批判时出人意料地谈起了丁玲的私生活，称当年在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这时候雪峰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戏剧泰斗曹禺发言：“丁玲同志是老作家，老党员，过去我对她期望是大的。但我也觉得她骄傲自满，很不谦虚……”

老舍的发言：“丁玲同志，我以前尊敬过你，我爱党，爱作协，现在你反党，破坏团结，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为你是"朕即文学"，没有你不行，我看没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过自新……”

也有另外的方式，例如孙犁。1986年3月7日，丁玲去世的第三天，孙犁写下《关于丁玲》，其中回忆：“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在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

据认为一贯与丁玲彼此也颇有些“相轻”的赵树理留下了一个记录。那是1957年6月6日关于纠正丁陈错案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刘白羽对1955年的工作“失误”做了说明后，赵树理说了一句：“白羽谈起来，好像都是误会。”

4

“四十年沉冤，

这次大白了！”

时间越过了“大跃进”，越过了“右派”摘帽，越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0年后，不为人知的丁玲，从北大荒、秦城监狱、山西老顶山公社嶂头村，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

白发苍苍，两颊松垂，一个邻家老太太。

老去的不仅仅是容颜和外表，逝去的也岂止是时间和岁月。

1955—1957年挨整期间，丁玲认过错，却从未低过头。

1963年，“右派”摘帽工作开展过程中，丁玲从北大荒给她的“死敌”周扬写思想汇报时这样说：

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党根据自一九五八年我到农场以后，五年多来的一贯表现，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对党的态度等，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准许我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我向党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

多么可怜的措辞和语气！这是那个傲人的丁玲吗？但是，命运的捉弄终于使这个人丢掉了骄傲。她竟然开始耍起了“心眼儿”！1978年，“四人帮”倒台两年后，为了能回北京，丁玲深谋细虑，一封又一封地写信给只身去北京“活动”的丈夫陈明，巧为布置。

“这些文章(前一封信，她说打算去一趟北大荒，搜集素材，写写王震)还是容易出货，现在要拿货，长篇可以留着慢慢写。你若有文章见报，人家不管你写得好不好，只注意你是"出"来了。……老说治病，人家就怕麻烦，我不治病，只要去了，就能治病嘛。你有劲头，人家也愿帮忙。我去东北，找王的材料，写王，他为什么不帮忙呢？”(12月16日信)

“我想你走前去看看周伯伯(指周扬，此处是借用子女们对周扬的称呼)也可以。只说你去北京的目的和情况，说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有些影响，还不十分重要。将来也还是要见面的。假如我去，也会看他的。反正他也受了"四人帮"的迫害，就表示一点对他的同情罢。”(12月21日信)

1979年7月18日，丁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所写的《重印前言》，在《人民日报》发表。重新亮相于党报，意义非常。她在里面以极其饱满的热情缅怀和称颂了毛泽东。“文章发表后，张凤珠去友谊宾馆看她，对她这种心情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说：看来这20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

重新回来的丁玲，终于在政治上成熟了——在70多岁的时候。

为回北京而奋斗的那些日子里，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唯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心比天高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四杰”之一的丁玲，此刻只存下一个念想了——为儿孙计，为亲人计。

1984年7月25日晚10时，陈明先生得到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批准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翌日，“在医院中”的丁玲获知此讯，脱口而出：“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这次大白了！”

在她心中，一生的厄运，并非从1955年算起。

她随即取来录音机，留下这样一段话：

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京逝世。

“丁玲”这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927年(短篇小说《梦河》)；是年，她23岁。51岁以后，“丁玲”基本停止了写作。在全部82年人生中，作家“丁玲”，只存在了28年。

5 (来源：新闻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