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版改革开放词典:有这些话才有今天的中国

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关于邓小平的各种回忆、纪念文章和相关报道，已陆续见于报端。今天，我们推出的，是邓本人在改革开放20年里对一些事情说过的一些话，发表的一些意见。这些话，直接改变了20世纪末的中国，它们的影响力，持续至今。

这些话为正史所载，不是回忆，不是演绎，不是“私人历史”。正因此，它们的价值，在越来越多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人们心中，尤其彰显，并值得回味，可作改革开放词典看待。

1.【黑体字】

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在报纸上发表时不要再用黑体字。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休息时，对方毅副总理说。

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随即请示方毅，今后所有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时，是否也一律不要再用黑体字？方毅说：此事由新华社报告中宣部再请示邓副主席后执行。次日，新华社总编室就这一问题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写报告。邓小平批示：“我赞成。”领袖黑体字语录从此在中国书籍报刊上消失。

在1977年5月，第三次复出两个月以前，邓小平就跟王震、邓力群说：“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话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话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话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

邓小平说：“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他的女儿最近也说，她爸爸从来就不是神，所以没有“走向神坛”的问题。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的领袖都不再是神。北方农民一般称呼他“老邓”。我们今天纪念他，也没把他当成一尊神来纪念。

2.【黄猫黑猫】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1978年11月，邓小平对谭震林应《红旗》杂志约稿撰写又遭拒登的《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做出批示。

邓小平1977年7月以73岁的高龄复出，开始其辉煌的古稀岁月。

邓小平一贯主张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但这一次直接介入当时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可见他遇到了大的阻力，不如此就无法前行。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的思想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个思想已形成多年。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就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3.【公布粮食产量】

同意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关于在新闻报道中“改变过去不公布粮食产量数字的做法，公开公布粮食产量的具体数字”的请示报告。

———1978年12月

粮食曾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今天也是“之一”)，所以产量和核弹头数量一样严格保密。其实那时，几乎没什么全国性的统计数字是不保密的。

邓小平1962年7月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给大家交代过一次粮食产量数字：“一九五七年时，粮食产量是三千九百亿斤，去年是二千九百亿斤，今年不晓得能不能搞到三千亿斤。”这样见不得人的数字，不保密行吗？邓小平这篇话讲过没两天，上边就传下话来：不准传达！

粮食产量保密的时候，大家老挨饿。后来不保密了，粮食却吃不完了。

4.【毛主席像】

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有，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敬。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究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保留下去”。

这个问题也是邓小平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无法推翻“两个凡是”，就无法解释自己的复出。不总结过去，就找不到自己的坐标，就难以明确自己未来的路径，于是有了其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5.【市场经济】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

其实，关于市场经济，关于非国有经济成分，在邓小平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条条框框。

1940年4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高干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商人、富农经济都可以让其发展，而且都可奖励。”在1944年12月太行区第一届英模表彰会上，邓小平的话更明确：“要把扶助贫农、奖励富农在反对封建剥削上结合起来，目的是要使贫的变富，富的更富，通过富民政策促进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延安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时期。这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邓小平把共产党人临时的、权宜的措施变成了常规的政策，并形成了理论。

6.【党政分开】

管理权力下放，涉及厂长负责制。现在中国环节多，有些行政公司要改，不搞厂长负责制不行。要搞负责制，首先厂长要负起责任，要明确企业的第一把手是厂长。企业党委的机构太大，人数太多。这两条要下决心予以解决。厂长负责制不要只是试点。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

——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等汇报工作。

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厂长承包制开始的，当时最有名的是马胜利。1984年马胜利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一个能人救活一个厂”。

在国企里，能人到底处在什么位置？过去说党的一元化领导，体现了计划体制的特点。后来叫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再后来，厂长上面的帽子没有了，党政分开了，党委这个战斗堡垒变成监督保障机构了。再再后来，是党管干部。

至今，党政、政企分开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甚至还堂而皇之地出现了安徽芜湖市委书记兼任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的公开秘密，还嘻嘻哈哈地出现了艺人牛群出任蒙城县副县长的正经儿戏。

7.【大包干】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

此次谈话前，1979年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万里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一年后，邓小平还是忍不住要推动一下农村改革。

正是在邓小平这次谈话的推动下，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但会上并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局面，众书记或各持己见，或模棱两可，只有安徽省和四川省明确表示在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会后，中央发了一个很谨慎的文件：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如今农村的情形是，土地的承包，责权利的明确，在促进农业大发展之后，又到了另一个坎儿：如何在市场的规则下，以经济利益和经济手段构建新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发展农业经济，保障农民利益。

8.【雇工问题】

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

———1983年12月9日，邓小平收到邓力群、王任重分别送来的涉及雇工问题的讲话稿和有关材料及信。

对于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当家做主人教育的中国公众来说，雇工问题确实敏感。为什么雇7个人就算个体户，而7人以上就是私营企业？谁说得清？

在雇工问题上，体现了邓小平对看不清的事“不争论”的作风。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提到现行政策不变，“比如雇工问题，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

其实，邓小平未必看不清，未必心里没有准主意，以他的性格，是可以雷霆万钧的。1961年4月，邓小平到北京顺义调查，在一个社队干部会上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不管以前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当时，邓小平在中央领导里只排在第六七位。

9.【第一生产力】

一定要保证科研人员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政治学习的内容要精简，特别要反对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不仅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要大力提倡学术讨论和交流。各种学报和刊物，都是交流的场所，还要召开学术讨论会。要允许犯错误，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要允许犯错误，允许说话。

———1977年11月3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

1978年的明星是谁？是陈景润，那个攀登“1＋1”高峰的数学家。捧星者中，有邓小平。当年的12月，在邓小平的直接督促下，中国仓促地恢复了高考。邓小平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见邓小平之心急。

当时的气氛，上海太平洋被单厂助理工程师郑鸿坚业余在外兼职，愣被判入大狱(后平反)。直到1982年3月23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还就此事发文：对兼职的科技干部，要在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

时至今日，上层不会再发类似文件了，甚至管理科技人员的专门机构都没有了。今天，不仅是科技人员，任何人，只要有本事，都可以满中国满世界地赚钱，自己奖励自己，联想柳传志、网易丁磊、用友王文京、盛大陈天桥都是自我奖励的科技人员好榜样。有点遗憾的是，社会科学界的好榜样少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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