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往事（四 ）《原创》 狂热年代的沉痛记忆

家乡往事（四 ）《原创》 狂热年代的沉痛记忆 2020-09-18 11:42:32 无限二次元

1958年至1961年，是建国后一个沉重的年代。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决议，明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全党全国主要精力是发展生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1956年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由初级社过渡到了高级社。整个国家的生产建设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好苗头。但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指引下，1957年以“整风”为借口，利用“引蛇出洞”的阳谋，将全国55万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接着又头脑发热，在全国掀起一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统称作“三面红旗”。

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把每个村社和个人家的土地、牲畜、财产统统划归公社，穷富之间全部拉平，叫做“一平二调”。大跃进则是提出一些脱离实际、违背科学的一些目标和口号：如：“三年超过英国，五年赶上美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天等于二十年”等等。从而引发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等一系列错误（俗称“五风”）。1958年风调雨顺，夏季麦子大丰收，秋庄稼又丰收在望。就在这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开始了。

记得是8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和妹妹到泊里挖野菜回到家里，看到门上了锁，村里看不到一个大人。一问，才知道大人们都去学校开会了。我到学校找母亲，看到全村的大人都集中在这里开会，周围还有民兵看着，谁也不许离开。我找到母亲，拿了钥匙。母亲告诉我，回去看好门，哪里也别去。她自己带着三岁的弟弟留在学校。回到家，正好父亲回来了，他一听这个情况，马上动手做饭。因为平时从来没有做过饭，所以父亲就简单作了几个油饼，让我到学校给母亲送点干粮。下午母亲回到家里，后面跟着村里几个党员积极分子，他们进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动手搜粮食。母亲前些日子刚刚磨的一缸面粉，准备秋收时吃，结果全部拿走。全家只给留了够两三天吃的粮食。来搜粮食的人当中，有一个驻村干部，叫江民高，一脸凶像，问父亲在那个单位工作，为什么在家里偷着做饭（因为要求家里一律不准留大人）回去后他就给我父亲单位写了告状信。这个张民高之所以我对他有印象，因为他工作非常左，讲话时咬牙切齿，口头语就是“要大搞特搞嘛”。对老百姓也是狐假虎威，吹胡子瞪眼。

这次搜粮食，就是大办食堂的准备工作。家家户户除了留下三天的粮食外，全部搜走。个别家提前知道了消息，把粮食藏起来，工作队就挖地三尺的搜。我的一个要好的同伴他妈，是村里有名的会过日子，平时舍不得吃细粮，攒了两大缸白面，这次全给搜走。他妈妈心疼的坐在地上哭半天。

搜完粮食刚过了两天，就开始动员乡亲们把家中的所有铁器铜器包括铁锅、菜刀、洗脸的铜盆献给集体。开始是自愿，后来就强行，连门把手、衣柜上的铜拉手，统统上交。我们家有一个祖传的“钱龙”，是用九斤九两的旧铜钱串成的，每年过年都要拿出来供奉。这次也在劫难逃。收这些铜铁器，主要是搞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结果把铁锅打破后回炉重炼，出来的成了废铁，以至于公共食堂解散后，到处买不到铁锅。

再说说吃食堂。公社成立后，提出一个口号，叫做“行动军事化，劳动集体化，吃饭食堂化，生产跃进化”。全村成立两个营，下面设连、排、班，排队出工，吹号集合。全村办了三个食堂，地方就选择哪家的房子大，把周围两三家的房子连在一起，墙壁打通，作为餐厅。然后把被占房的家人，分散到别的家住。基本上是两家人合住到一家。我们家三间半房子，就住进来一家五口人。学校也不能例外。要求学生全部住在学校，教室里铺上席子，让八、九岁，十一、二岁的孩子离开爸妈，过集体生活。

秋收开始了，大跃进也进入了高潮阶段。吹牛浮夸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人民日报都连篇累牍的报道各地粮食高产放卫星的喜讯。在公社的比武大会上，各村打起了擂台赛，你刚报了亩产5000斤，他就报6000斤。有的干脆一步到位，报明年小麦亩产一万斤。但是比人民日报报道的水稻亩产三万六千斤还是落后。据说，当时连毛主席自己都不相信有这么高的产量，曾经问钱学森，钱也说，根据力学原理，也不是没有可能。毛主席还高兴的对别人说，粮食多了吃不完，可以一天吃五顿饭。

为了实现这个高产计划，于是就喊出了一些新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深翻三尺深，土里出黄金”。于是各村又掀起了深翻土地的高潮。玉米收完后，为了增加土肥，玉米秸秆就地焚烧。凡是能往地里运的肥料，统统运到地里。一时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也奇怪，那时倒是没有雾霾）。日夜搞深翻土地会战。村里成立了火箭连和尖刀连，摆开擂台赛。而且口号也震天响：“青年赛罗成，老年赛黄忠，妇女赛过穆桂英。”谁赢了就挂红旗，输了就插白旗。我母亲虽然家里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而且我弟弟只有三岁多，我父亲又在外面工作，但是母亲也要和其他人一样天天出工。母亲是个要强之人，干活肯出力，每次都不能落在后头，被评了几次红旗后，就更积极了。她晚上打夜班翻地，我哥哥住在学校，就把我和弟弟妹妹锁在家里。弟弟半夜起来哭，又没有吃的东西哄他，气的我也哭起来。

由于头脑发热，不讲科学，土地翻的太深，把生土都翻了上来，反而不利于庄稼生长。为了高产，一亩地本该播种15～20斤麦种，现在播种100多斤到200斤麦种，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都不知道怎么把这么多的麦种播进土里。麦苗出来后密植的根本无法生长，这比“拔苗助长”的寓言还愚蠢可笑。至于秋收时糟蹋的粮食，更是触目惊心。因为村里男青年都去了烟台、青岛当炼钢工人了，村里劳动力少，妇女孩子都成了主力军。玉米、地瓜、花生，收一半丢一半。主要精力都放在深翻土地，播种小麦、夺取明年高产上面去了。正如彭德怀同志当时下乡调查时群众反映的情况“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至于公共食堂，开始图新鲜，农民第一次享受到了饭来张口的待遇，对妇女确是一个解放。但是天天顿顿都吃一样的玉米面饼子就咸菜，或者是天天中午煮萝卜丝、煮白菜，时间久了，就怨声载道。过去自己家里干稀搭配、菜粮混替，精打细算。现在大家都混在一起吃，也没有限量，人们不仅敞开肚皮吃，而且连吃带丢，毫不疼惜。但是好日子不长，到了58年冬天，村里的口粮不多了，就开始实行定量，发饭票。各家把饭打回家吃。开始一个人定量一天一斤，到59年春天，一个人只有8两，小孩只有6两。粮食越来越少，食堂办不下去了。到1959冬天时，食堂解散了。

1959年夏天，麦子高产计划不但没有完成，反而大减产。由于层层虚报产量，交了公粮后，连种子都不多了。到秋天，先旱后涝，粘虫大泛滥，把玉米吃的只剩一根杆了。秋庄稼更是大减产。交完公粮，只剩下了一点种子，还有一点红薯、萝卜、胡萝卜。而公社还在开会，批判瞒产的基层干部。越是先进的村，虚报产量越多，余粮越少。到冬天，有一天晚上，村里开大会，传达上级精神，开始纠正“五风”错误，解散了食堂，并给群众清退搜去的家具炊具。但是多数找不到了，铁锅菜刀等铁铜器具，一样也没有了。乡亲们一冬天没有见到一粒粮食，浮肿病开始蔓延，各村都有饿死人的消息传来。到腊月二十三日，上级拨下来了救济粮，没人五斤小麦，10斤玉米。还有一两食油。家家户户兴高采烈，立即把粮食磨粉，吃一半留一半过年。我的外祖父饿了一冬天，见到粮食后，在除夕这一天，饱餐一顿玉米面掺的胡萝卜丝饼子，第二天发病，正月初二日就死了，终年59岁。 1960年春天，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几个月没有一粒粮食，全靠吃野菜、树皮和树叶充饥，大人孩子大面积得浮肿病。腿上身上一按一个坑，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干起活来有气无力。学校教室里，座位七零八落，许多学生连假也不请，就不来上课了。在家里跟着大人外出挖野菜、摘树叶，还有出外讨饭的。春天柳树叶子刚一冒芽，就被捋的溜光。接着就摘杨树叶、梧桐树叶，最好吃的榆树叶子，不仅叶子被捋光，连榆树皮都被剥光。树皮剥光后，又把树根刨出来，把皮剥光。到最后，这些都吃光了，有人发明了用玉米皮玉米棒做淀粉，还有把花生壳磨碎掺合野菜吃。龙口酒厂都是用花生皮和发霉的地瓜干作酒，酒糟过去都是喂猪的饲料，现在都要半夜去排队抢购。我清楚记得，父亲通过关系，联系了酒厂，开好了票。我和哥哥天不亮就推着独轮车，走20里路去买回酒糟。酒糟那个味道又骚又臭，难以下咽。但是为了活命，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海边的人，开始吃海藻海菜，吃多了，大便排不出来，有的人因此送命。我家一个邻居，男的叫二顺，长的人高马大，家里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男人干活有力气，但是饭量也比别人大。修水库推土，别人推三个偏篓，他推六个。被树为典型。到1960春天，几个月没有粮食吃，在地里干活时晕倒了，抬回家后，邻居家送了一碗稀粥，他只喝了两口，就咽了气。我所知道的，我们村就有五、六个人是饿死的。离我们村8里路的唐家泊（我岳父村），有一家人，老婆死了，一个男人拉着一窝孩子度日，实在饿疯了，晚上偷了队里一头小猪崽，连夜宰了煮熟，全家饱餐一顿。结果一家六个孩子有三个撑死了，死前痛苦万分，在地上挣扎打滚，惨不忍睹。第二天被队里发现了，本想开会批斗，一看这个残状，只得作罢。

大饥荒年代，山区比平原要好一些，城里比农村好。村里也有不甘于活活饿死的，就外出讨饭，或者投亲靠友找活路。但是，为了不给社会主义抹黑，上面要求派民兵在村头把守，不许外出讨饭。有的胆子大点，就在晚上跑出去。村里有好几个年轻人跑到东北、内蒙、新疆。但是那时间实行城乡二元制的户籍管理制度，没有户口你就是有钱也不行。没有粮票和证明信，没有人卖给你吃的。没有介绍信，你连旅店也住不上。一旦抓回来，就是“盲流。“盲流”虽然不是阶级敌人，但是也是一个污点。现在有人说，那个年代虽然吃不饱肚子，但是精神快乐。我就奇怪，连人的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无法满足，怎么能快乐起来？

1958年到1961年，我8～12岁，正是长身体的关键时期。但是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身心发育都受到了不可弥补的伤害。诚然，人的身高主要是遗传因素，但是我们村和我同龄的人有五、六个，身高普遍偏低。59～61年出生的孩子也是历年来最少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个年代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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